晚清时期，私塾的教学方法，会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

以上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简单了解当时私塾教育的教学方法。熟读背诵是塾师对学童的重要教学方式，“所谓读书，塾师只要求学童背诵章句，很少讲解文义，事实上那些塾师大概也懂得不多。”据陶峙岳回忆：“上学之后，感到有点枯燥，每天读死书、背死书之外，没有现代儿童所有的文化娱乐以及体育生活。”

晚清时期私塾承担了教育儿童的主要任务，是延续经学教育的一大主力，数量极为广泛，但其教育内容及教学方法却因循守旧。此外，从私塾学习年限以及学生的年龄来看，“自五六岁直至二十岁左右的都有，大都以五、六岁至十二、三岁为最多。

人数多寡不定，有少至四、五人的，多至二十余人的。”私塾教育并没有严格按照学生的生理及心理特点来进行教学，学生在私塾学习的年限也没有具体规定。

被迫开设的中学课程

教会学校在中国开设必须适应本土要求，它“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

教会学校因此将教育指导思想由“孔子或耶稣”改为“孔子加耶稣”，开设中学课程。教会学校与洋务学堂皆同时开设中学与西学课程，但二者又有所不同。教会学校被迫设置中学课程以适应中国民众的需求，洋务学堂则是强迫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以维持“中体西用”的要求。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登州文会馆，“学制六年，开设课程主要包括天道溯源、天路历程、心灵学等宗教课程，《诗经》、《书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代数、物理测算、航海法、化学辨质等自然科学课程。”

马礼逊学校由澳门迁往香港以后，课程设置上亦是中、英兼备，最高年级“中文科则有《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科目。”以上所述登州文会馆与马礼逊学校设置的儒家经典课程，是教会学校本土化、世俗化的重要凭证。

教会学校的建立具有极强的宗教目的。在教会学校，“宗教课程占首要地位，其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经典，再次是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儒家经典这类中学课程的地位不如宗教课程，宗教课程占有至高地位。例如在徐汇公学里，学生既要学习宗教课程，又要学习法文，不过“宗教教育比学法文更重要。宗教课不及格不仅不能升级，且要受退学处分，但读好宗教课的却有奖赏”。

教会学校的中学课程内容一般与中国传统教育课程内容相似，教学方法也较为因循守旧，以徐汇公学为例，其国文课“定《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为教材。早期的国文教师为科举（进士、举人）出身，应用陈旧的教学方法。”

教会办学向中国本土的需求妥协，不得不加入中国传统教育内容，开设儒家经典课程，教学内容及方法与传统私塾教育几乎无异，教材选择逃不出四书五经，教学方法基本上延续识字、写字、朗读、背诵等传统模式。

尝试制度学习的维新学堂

除外国传教士开设的教会学校以及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外，维新派人士也兴办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学堂。维新派人士创办的新式学堂，不仅在教学内容上增添了大量的西学内容，而且在学制规划上开始向西方学制靠拢。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认为，仅学习西方的军事、医学、语言等器物是片面的，西学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等内容也值得学习，因此维新派主张全面学习西学。不过在兴办的学堂当中他们并非全然教授西方课程，也教授中国学问，只是在中国学问的理解与教授方法之上有所突破。

以康有为1890年在广州长兴里开设的万木草堂为例，“康有为在教学中，不仅讲解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理学，而且传授西洋哲学、群学（按：即社会学）、政治原理学及中外史学。”以万木草堂为蓝本，一批趋向维新的官员在湖南长沙创办时务学堂，梁启超在此任教并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学堂课程为经学、子学、史学及西学四种，‘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

万木草堂与湖南时务学堂的教学方式类似中国的传统书院，但是学堂中出现了西方政治学、哲学等新内容，成为中国本土教育的新探索。

康有为、梁启超一直十分关心女性问题。康有为主张严禁妇女裹足，并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共同进行宣传教育。梁启超则非常关注女子教育问题，在其《变法通议》中有《论女学》一篇，系统地论述女子教育问题。提倡女子教育是维新派教育主张的一大进步。

除了全面学习西学、兴办女学等教育思想之外，维新派人士最早提出仿照西方建立近代学制的思想。维新派兴办的学堂数量不及教会学校及洋务学堂，但其创办女学、全面学习西学等主张在当时开启了新的社会风气。

早期的京师大学堂及其经学课程

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进一步确定了京师大学堂的性质及其课程设置等内容。作为全国最高学府、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中心，京师大学堂被寄予厚望。对于京师大学堂应该开设哪些科目，经学课程的存废等问题，众说纷纭。

孙家鼐于1898年提出了京师大学堂的指导思想：“然储才之道，尤在知其本而后通其用。臣于来堂就学之人，先课之以经史义理，使晓然于尊亲之义，名教之防，为儒生立身之本；而后博之以兵农工商之学，以及格致、测算、语言、文字各门；务使学堂成就者，皆明体达用，以仰副我国家振兴人才之至意。”作为官办大学堂，接受中国传统经史教育的思想根深蒂固，经学课程的设立成为必然。

京师大学堂创立初期（1898年至1900年），经学作为必修科目与基础学科而存在，以凸显其重要地位。所有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的学生，必须先学习“经史义理”，掌握“儒生立身之本”，然后再进行其他各门学问的学习。这些充分印证了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流思想。

办学之事已定，则需要确立办学章程，并考虑设立课程等问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898），总理衙门奏拟《大学堂章程》，提出京师大学堂创办的具体事宜，其中包括“学堂功课例”，章程中指出，西方学堂课程分为溥通学与专门学两类，溥通学为所有学生必修课程，专门学则需要学生选择一门专修。溥通学包含十门，经学与理学各占其一。

梁启超仿照西方及日本学制将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方针确定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上章程中的课程设置已经初具西方学科分类的特点，在当时所有课程中，“经学”与“初级算学”、“初级地理学”等课程都属于一门单独学科。

在这一办学方针引导下，章程制定者认为中国故有的经学为学生所必修之课程。与中国传统教育相比，此时经学所占比重已经降低。令人惋惜的是，随着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维新派草拟的大学堂教育内容及办学方针到京师大学堂正式创办之时已经大不相同，且办学规模也被迫紧缩。

京师大学堂上午开设经学，下午开设西方科学课程。当时大学堂的经史课教习大多是“翰林院官僚腐儒”，对新学与旧学皆不懂，只教给学生应付科举考试的方法。1900年因为战争动乱等原因，京师大学堂一度停办，但在暂停后于1902年重新开办。重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比之先前，在课程设置、教师选聘等方面更加系统而具体，经学课程的内容及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

结语

总的来说，清末科举考试内容仍以四书五经为主，学子们便将大量时间用于学习经学等科举考试所需内容。统治阶层通过经学教育传播其意识形态，达到社会教化的目的，并且通过科举进行政治治理人才的选拔。京师大学堂依然保留着传统教育内容，经学课程仍旧占据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