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江西赣州大余县一则“关于农村婚嫁彩礼举报 ”的公告引发关注。
举报范围主要包括：农村婚嫁彩礼超过人民币8万元，婚车超过6辆，婚宴超过15桌，每桌超过800元。
据当地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发布公告初心是提倡移风易俗，反对高价彩礼。
但网友们对这个公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
有网友认为管彩礼就算了，婚车几辆、婚宴几桌也管，是不是管得 “有点宽”； 有网友认为这种管理没有“从根本解决问题（取消彩礼） ”，就像给快被掐死的人打针吃药，却不肯放开掐人脖子的手……
“该不该给彩礼 ”是咱们吵了好几年，都没解决的问题。
今年的两会代表、河北河间市大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炳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提出把“低彩礼落到实处”的建议，希望在推行“低彩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倡“零彩礼”。
马上就有专家 忧心“零彩礼”的不良后果。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对媒体表示，彩礼是传统婚俗的一部分，推行完全的“零彩礼”不仅不符合传统婚俗文化，其可行性也有待考虑，“我们在遏制高价彩礼时，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适度的彩礼也是必要的。”
那么，作为传统婚俗文化的“彩礼”分量有多重？
赛过婚书的彩礼
“彩礼”在中国有 悠久的历史，始于 周代的“ 六礼” 习俗，在当时称为 “纳征”，是 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表达联姻“诚意 ”的 信号。
六礼包括“ 纳采 ”（男家请媒妁带着“礼”前往女家，询问女方是否有意 ）、 “问名 ”（询问女方名字与八字 ）、 “纳吉 ”（问完女方八字后，进行占卜 ）、 “纳征” （男方向女方下聘礼 ）、 “请期 ”（男方择定婚期，告知女方 ）、 “迎亲 ”（男子亲自去女方家迎娶新娘 ）
六礼包括“ 纳采 ”（男家请媒妁带着“礼”前往女家，询问女方是否有意 ）、 “问名 ”（询问女方名字与八字 ）、 “纳吉 ”（问完女方八字后，进行占卜 ）、 “纳征” （男方向女方下聘礼 ）、 “请期 ”（男方择定婚期，告知女方 ）、 “迎亲 ”（男子亲自去女方家迎娶新娘 ）
历史上，“六礼”的数量随着朝代更有增有减，在宋后化简为“四礼”“三礼”，在元代变为“七条”，但彩礼就像“钉子户”始终扎根于中国人的婚姻中。到了中华民国时期，《中华民国民法》还规定：订婚或结婚须有媒妁之婚书或“收受聘财（彩礼）”方为合法有效。
新中国初期，收受“彩礼”被视为买卖婚姻手段，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从未出现“彩礼”一词，“彩礼”才由原先的“礼法层面”降级为“民间习俗 ”。
但法律明文禁止 “买卖婚姻”， “彩礼”又是如何逃过法律制裁的？
因为“彩礼 ”作为婚姻的预定契约，大幅提升了悔婚、骗婚、 重婚的成本，带来的 “伦理价值”远高于其经济价值。
《唐律疏议·户婚》中记载“婚礼先以聘财为信，故礼云：‘聘则为妻。’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
彩礼不仅是“钱”，在古代还拥有法律效力，能使 过错方受到相应惩罚：如女方过错需要双倍返还彩礼；男方过错则 不能讨回聘礼。
有了彩礼，人们才能更重视婚姻制度，避免婚姻“儿戏化”。
但过分 重视 彩礼 ，又导致了彩礼“异化”的现象。
步步高升的彩礼
建国初期，我国的“彩礼”曾非常朴实，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基本是实物。
20世纪60年代，河南地区的彩礼标准是“六件衣服、六斤棉花、六块布”，在当时的市价是50元左右。
70年代时，彩礼标准变为“八件衣服、八斤棉花、八块布”，在当时的市价为100元左右。
到了80年代，彩礼标准又增加了一些，变成了“十件衣服、十斤棉花、十块布”，在当时值200块钱左右。而经济条件较好的男方家庭，会在彩礼中添置缝纫机、柜子、桌子等简要家具。
90年代之后，彩礼标准除了当时的“三件套”（冰箱、彩电、洗衣机）之外，还必须要给一定数额的礼金。而现在，在一些地方彩礼已经涨至10万元以上。
现在，普遍彩礼标准是“三斤三两”和“万紫千红一片绿”：
“三斤三两”是人民币上秤称出的分量，大概在13万6000元左右。
“万紫千红一片绿”，“万紫”指一万张5元人民币（5万元 ）；“千红”是一千张百元大钞（10万元 ）；“一片绿”为50元人民币，至于给多少，要看男方家的诚意。所以“万紫千红一片绿”是最低15万人民币、上不封顶的彩礼标准。
除此之外还有“一动 （车）”“不动 （房）”“三金 （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等附件条件。
为什么彩礼“标准”与日俱增？除了婚姻“契约”的作用，如今彩礼又多了“补偿”及“资助”的功能。
彩礼的“补偿”功能通常是针对女方的，部分地区又将彩礼 称为“养钱”“育身钱”等，这可不是“中国独有”的习俗。
加拿大经济学家西旺·安德森研究彩礼文化时，发现彩礼在全球范围普遍流行，约2/3的社会普遍存在彩礼，而嫁妆只在4%的社会中存在。
安德森认为彩礼的广泛流行，是为女性的生殖能力付费。毕竟，女性在婚姻中付出的繁殖成本更高，在后期还要投入更大精力去哺乳、养育后代。繁殖成本较低的男性，只能以彩礼作为“亲代投资”的方式。
而彩礼的“资助”功能，是作为新婚小家庭的启动资金。通常由男方将“彩礼”交给女方。女方家再加上“嫁妆”，全部返还给小家庭。
由于当今生活成本的增加，小家庭的启动资金也越来越高。
如何阻止 彩礼“膨胀”？
谁能“按”住彩礼？
在2019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见义勇为模范张青彬曾提出：把结婚彩礼纳入到《婚姻法》当中，让法律来定限。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仍未明确涉及彩礼。
原则上，法律上允许结婚给付彩礼的行为，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的规定，禁止以结婚的名义索取彩礼。
此外，在司法解释中对彩礼进行了限制。当一方按照当地风俗习惯向另一方支付彩礼后，在分手或离婚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的规定，具备以下三种情形可以要求返还彩礼：
（一）双方只有结婚约定，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彩礼在性质上属于“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目的落空，与给付时的本意明显背离。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未共同生活。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虽已成立，但实质意义上没有真正共同生活，没有夫妻之间相互协助、共同生活的经历。
（三）一方因婚前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无法维持当地的最低生活水平。缔结婚姻关系失败，并由于给付彩礼，生活陷于困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 天价彩礼”的根本原因或许不在彩礼，而在人们的攀比心上。“零彩礼”可能减轻部分家庭的经济负担，却改变不了人口性别的结构，也改变不了当代年轻人“不想结婚”的现实。
所以，你是如何看待“彩礼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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