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9年—197年，从“四帝之年”至“五帝之年”是罗马帝国前期全面发展和盛极而衰的重要阶段，期间主要经历了弗拉维王朝和涅尔瓦—安敦尼王朝，行省统治和罗马化进程圆满推进，安全局势趋于好转。在此基础上，历代元首逐渐在高地莱茵河和莱提亚地区建设边墙和通路，著名的上日耳曼—莱提亚边塞（
limes
）逐步落成，从而弥补了莱茵河、多瑙河上游间的天然缺口，成功将莱茵边境与多瑙边境连接起来。
这一时期因此也是莱茵边境真正完善和成熟的阶段，当地行省治理与社会罗马化进程成果斐然。但从该时期起，帝国战略要点逐渐向东部转移。莱茵边境渐趋和平的态势实质上标志着当地在对峙、交融的态势下真正发生了深刻的罗马化现象并发展成罗马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巴塔维叛乱引发莱茵边境危机
然而，在弗拉维王朝统治稳固之前，莱茵边境却遭遇了规模空前的叛乱和入侵，也即公元69—70年的巴塔维叛乱。巴塔维叛乱的背景、原因和形势非常复杂，但基本上是因莱茵军团南下意大利争夺帝位，导致边境后防空虚，从而诱发了藩属叛乱和日耳曼人入侵。塔西佗认为，直接诱发起义的是维特里乌斯（AulusVitellius）因备战而强化的征兵举措。
长期提供辅军的藩属巴塔维部难堪重负，因此在酋帅奇维里斯（GaiusJuliusCivilis）鼓动下开展了反叛。起初参与叛乱的仅是巴塔维、坎涅内法提等莱茵河三角洲的藩属部族，但当莱茵军团缺口巨大的弱点暴露后，莱茵河中下游右岸的各日耳曼族群纷纷加入战争，叛乱继而演变成莱茵边境建立以来最重大的日耳曼人入侵事件。
巴塔维叛乱因此由罗马内战（
bellumcivil
）的一部分扩展为一场边境双边战争（
bellumexternu
）。从一方面看，巴塔维叛乱是极其危急的,叛乱早期对莱茵边境军事力量产生了毁灭性打击：莱茵河下游最重要的罗马军营维提拉和波恩沦陷，上日耳曼尼亚中心区域摩功提亚孔（
Mogontiacum
，后发展为美因茨）遭到围攻，6支非整编军团基本全部丧失战斗力，进而导致从莱茵河三角洲至贝尔吉卡行省北部的莱茵边境全线失守，形势严峻程度远远超过条顿堡森林战役。
但从另一方面看，叛乱者谋划的“高卢帝国”企图最终失败，并不完全得益于凯里亚里斯（PetilliusCerialis）主导的军事反攻，而也得益于当时的乌比伊人、塞夸尼人（
Sequanii
）、林贡人（
Lingones
）等边境居民已经熟悉了罗马化的行省统治和城市生活，而拒绝跟随巴塔维人、尤其是自由日耳曼人回归落后的部落传统生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巴塔维叛乱的最终演变可被视为针对莱茵边境罗马化成果的一次考验。
从战争规模和成果上看，凯里亚里斯的军事成就并不足以上升到媲美日耳曼尼库斯、科尔布罗等人的高度——当时的军队并未在反攻中获得充分主动权，且势力庞大的卡提人并未参与战争。然而罗马人在当地创建的秩序已经深入当地社会习俗，从而令那些拥有日耳曼血脉的边境部族习惯性地靠拢和接纳。可见，时至公元70年，莱茵边境行省居民无论族裔如何，都已在文化认同上非常接近罗马人。
巴塔维叛乱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实际是对帝国前期莱茵边境罗马化进程的充分认证。此外，巴塔维叛乱的沉重打击深刻表明从帝国初年开始，莱茵边境常设7—8支整编军团及大量辅军镇守的局势十分重要，而并非过度设防。
二．弗拉维王朝莱茵边境的巩固
在叛乱最终平息后，虽然巴塔维部基本恢复了与罗马的藩属关系，继续作为辅军兵源地，但新继位的韦斯帕芗深刻吸取教训并开展整顿。首先，在莱茵河入海口的奈梅亨地区设立了一支军团驻扎，专门监管自治市和岛屿上的巴塔维人。其次，在内战和叛乱中几乎全军覆灭的莱茵军团被整体性替换。在下日耳曼尼亚，维提拉原本驻扎2支军团的旧冬营遭到遗弃。故4支新设军团分别驻扎在奈梅亨、克桑滕、诺伊斯和波恩，较之前更为分散，从而拥有更强的机动性和哨戒力度，但显然基本放弃了渡河征服的意图，防守形势比前朝更明显。
在上日耳曼尼亚，新的4支军团中2支仍驻于摩功提亚孔，另外2支分别驻扎在斯塔拉斯堡和温迪施（Windisch）地区，其中摩功提亚孔以重兵防卫对岸的卡提人，在“五贤帝”时期正式发展成下日耳曼尼亚行省首府。
整体可见，巴塔维叛乱并未对莱茵边境造成更为深刻和长远的威胁。反之，大约从公元74年起，韦斯帕芗时期的上日耳曼尼亚地区逐渐出现向右岸扩张趋势，罗马军队在对岸黑森林（BlackForest）地区设立很多岗哨、修缮奥古斯都时代的堡垒并铺设道路，与当地的卡提人呈现对峙局势。这种倾向和尤利亚·克劳狄王朝时将莱茵河下游地区作为进攻渠道的策略颇有差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向东连接多瑙河上游的战略倾向。
公元79年韦斯帕芗逝世，其长子提图斯（TitusFlaviusVespasianus,同父名）继位元首，提图斯在任三年期间意大利自然灾害频发，但莱茵边境局势没有发生显著变动。提图斯之弟图密善（TitusFlaviusDomitianus）随后于公元81年起担任元首。虽然图密善在罗马史上的名声与下场皆不佳，但他所实行的莱茵边境政策既体现了继承性，更体现了开拓性。
图密善时期，美因茨对岸的罗马驻地和领土基本趋于稳固，这几乎是公元9年以来罗马上日耳曼尼亚边境初次在莱茵河右岸出现显著进展。图密善边境战略的标志性事件是公元83年发动的卡提战争，战争牵涉同凯鲁斯奇人的外交问题，图密善还为自己举行了凯旋式。但这场战争在绝大多数古典作家眼中都是荒唐或失败的，因为既没有歼灭敌人，也缺乏像样的战利品。
塔西佗记载的失佚比较遗憾，但《日耳曼尼亚志》中所谓“然近年凯歌远甚战功”可能正是隐喻此次战争。但勒特韦克（EdwardN.Luttwak）从帝国战略角度对这场战争予以赞同：首先，战争虽未歼灭卡提人，但成功迫使其向北退缩，进而将罗马边境推进至莱茵河右岸甚远处的陶努斯山脉一带，从而拓展了罗马势力和资源范围，莱茵河右岸甚至开辟出可供耕种殖民的区域。
其次，罗马帝国将边境设在陶努斯前线，有利于缓解军队渡河作战的被动局势，并可更高效地监控右岸日耳曼部族动向。再次，莱茵河右岸设防边境为通过莱提亚连接多瑙河上游提供地缘基础，有助于发挥北部边境的战略联动，从而对此后以多瑙河流域为重点的战略部署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三．五贤帝时期莱茵边境的完善
公元96年图密善遇刺后，罗马帝国和平过渡到“五贤帝”时期并逐渐步入鼎盛。莱茵边境也于公元2世纪迎来了第二轮罗马化浪潮和发展黄金期。虽然涅尔瓦（MarcusCocceiusNerva）元首并不擅长军事与边境建设，但他选定的继承人图拉真（MarcusUlpiusNervaTraianus）在继位之前即履任上日耳曼尼亚总督且战功卓著，因此拥有充足的莱茵边境治理经验。虽然图拉真在位时期进行大规模征服，但战场主要在东方的帕提亚、达契亚等地，当时莱茵边境的主要成就在于和平发展：克桑滕附近的营庄正式发展为罗马殖民地。摩功提亚孔正式从罗马冬营转变为自治市，继而成为上日耳曼尼亚行省首府。
莱茵河三角洲的巴塔维亚地区也建立了以图拉真命名的新自治市（
UlpiaNoviomagus
），从而强化了对巴塔维亚至弗里西亚地区的行省化治理，当地以藩属部落为主的治理体系正式纳入行省化管理，这也是莱茵边境在右岸地区的重大拓展。哈德良（PubliusAeliusTraianusHadrianus）统治时期的莱茵边境范围基本趋于完善，强盛的国力和优渥的财政状况令当时的边境得以大兴土木。
约公元121—122年，上日耳曼尼亚北部陶努斯山脉一带正式以木质栅栏建设了边墙，继而同莱提亚地区的边墙衔接，顺利完成了图密善以来的战略规划。但边墙的防卫作用非常有限，主要承担边防任务的是堡垒和岗哨的驻军。上日耳曼尼亚—莱提亚边塞的落成意味着莱茵边境范围的最终划定，边墙虽然功能有限，但巧妙地弥补了莱茵河、多瑙河上游之间的天然缺口，将两河之间大量土地纳入罗马行省版图，并构成高效的战略通道。当地从而形成了综合“天然边境”与“战略边境”的“科学边境”。
在边防完善的基础上，哈德良进一步裁撤了莱茵边境2支军团，主要驻守任务由当地辅军承担。莱茵边境驻军从帝国初期的8支军团缩减为4支，深刻反映了当地统治局势的稳固和罗马化的深入推进，也进一步体现了帝国战略中心向东转移的趋势。但哈德良建设的边墙并非一成不变。
公元2世纪40年代，在安敦尼·庇护（AntoninusPius）统治时期，上日耳曼尼亚边墙周边的很多哨塔采用了石材改造加固，而且边墙有进一步向北推进数十千米的表现，新边墙附近的哨塔比原来更加密集，可能反映了当时北部日耳曼势力的逐渐汇拢和侵袭趋势，例如公元162年和170年，卡提人入侵了莱茵河右岸的边境地区，而在约半世纪后，初步合拢的阿勒曼尼族基本也在北部边墙地区开始对莱茵边境施加压力。
然而，时至马可·奥勒留（MarcusAureliusAntoninus）统治时期，帝国战略中心仍集中于东方的帕提亚和多瑙河上游的马科曼尼人而未再向西回转。公元180年奥勒留的病故和马科曼尼人战争的草率收场，经常被视为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
从此时起，罗马帝国基本已经丧失了帝国初期跨境进攻、征服日耳曼人的战略主动性，领土拓展、边墙完善的莱茵边境从而基本仅具防卫作用，继而在公元3世纪暨罗马帝国中期以降，仍然必须面对来自日耳曼人的日益沉重的边境压力。同时，莱茵边境罗马化现象虽然体现了发展、进步的优质内核，但作为两种以上文化交融的成果，它并不等同于罗马社会、文化的移植和普及，其中暗涵的多元化特征，也为罗马帝国中期的动荡贡献了一定的离心倾向，更为帝国后期日耳曼人的迁徙侵略提供了一定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