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智库建言 | 刘云中：新阶段雄安新区发展需要关注的三个话题

刘云中

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来到河北省安新县考察调研，明确提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2017年4月，河北雄安新区设立;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再赴雄安新区，指出“雄安从顶层设计阶段转向实质性建设阶段”;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对河北雄安新区进行考察，明确“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6年多来，雄安新区已经历了顶层设计、实质性建设，并进入了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的新阶段。在进入新阶段后，雄安新区的发展面临新的任务，本文提出三个需要持续关注的话题。

01

要更高标准地做好职住平衡

在新城新区建设过程中，国际上对于职住平衡有着不同的认识。英国的新城规划起源于调整伦敦城的空间结构和职能分布，其理念明确禁止将新城建设成卧城。英国1945年成立的新城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提出，新城是在工作和生活方面自给自足的、平衡的社区，认为如果新城内有足够数量和足够多样化的工作岗位，新城居民就不会选择在其他地方工作，新城应该提供充足的设施和工作岗位来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但是，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交通技术尤其是小汽车的普及，居民的机动性和出行距离增加，重塑了城市结构，自给自足的新城规划理念受到挑战。

地理学家鲁宾逊认为，在小汽车时代，建立一个在职住方面自给自足的新城已非常困难，是不现实的。保持一个较高的通勤人口比例，其经济上的好处非常明显——会有更好的产业稳定性、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生活水平，通勤则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因此，新城应在区域尺度下规划建设。新城是一个大区域的增长次中心，其职住平衡应在区域背景下实现，而不是在一个孤立的新城内部，通勤应在腹地和城市中心区两个维度上展开。此后，国际上的新城建设实践做法都较为强调新城的通勤尤其是与中心城市的通勤。我国国内的国家级新区规划建设路径较为多样化，但也还是较为强调与中心城区的联系，这一点从贵安新区、西咸新区各自划归贵阳市、西安市代管的变化可以看到端倪。

然而，雄安新区与此不同，必须按照更高的标准来促进职住平衡。雄安新区的首要定位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必须保障北京非首都功能可以疏解出来、集中承载下来和很好地发展起来。如果雄安新区和中心城市的通勤比例较高，显然不符合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定位。按照雄安新区的区位和空间范围，既需要也能够更好地实现职住平衡。根据百度地图，从北京市中心(正义路)到雄安市民中心约125公里，这比国内其他国家级新区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要远得多;雄安新区的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如果将起步区的100平方公里作为中心城区，雄安新区的中心城区和腹地规模都具备足够的空间实现更高标准的职住平衡。

02

要形成更为完备的创新体系

雄安新区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职住平衡新城，而是需要打破传统思维的桎梏，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一流的创新型城市。

过往的历史经验认为，创新发生在大型的中心城市，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思维固化了原始创新的发生学原理，没能够很好地认识到输入性创新元素的组织性和成长性。输入性创新元素的组织性主要指高水平大学、综合性医院和央企总部的搬迁疏解，结合高新技术园区的建设，借力大型金融机构的支持，能够形成较强的整体协作能力。而在多种创新元素之间的内部作用以及外部的强力推动下，各种创新元素具有较快的成长性。雄安新区已完全具备条件，可以发挥输入性创新元素的组织性和成长性优势，形成更为完备的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