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自唐武德年间露出长江口水面以来，这个饱经风霜的千年之岛，伴随的是漂移不定、涨坍不断的变迁，以及同样走过了千余年的灾难之路。千百年来，迁徙来岛的崇明先人，在撑起一片天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的同时，也饱受着无数次的灾难和创伤。历史遗留下的星星点点记忆碎片，已深深地嵌进人们的骨子里，脑海中跃然浮现出“台风、暴雨、大潮没”等字眼。
也许是崇明特有的地理构造，这个江海交汇、浪潮冲积而成的沙洲，平坦的地势，四周围着浩瀚的江海之水，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注定与水和风有关。据有资料显示，崇明自元代至民国时期的650年间，就有六七十次关于水灾和风灾的记载。
元
在元代仅有的4次记录中，最早记录的灾难是在元大德元年（1297），记有 “农历七月，暴风雨、雹同时发作，海水泛滥，伤民甚多。”又“元大德五年（1301）秋，风潮陡起，自崇明至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和六合等地），溺死者十之八九。”上述两段短短的文字，记录距今700多年前的两次风灾和水灾。虽未完整记述当时的具体灾情，也未确切的人员伤亡数字，但可以窥得其中的灾难程度（有学者根据资料推算出“十之八九”约有五万人丧生于此次大潮）。元还有两次实质性的灾难记录，分别为 “元泰定三年（1326），潮溢民舍漂没五百家”；“元至正元年（1341），崇明、通州、泰州共溺死一千六百余人。”关于元代的风潮灾难，当时的两部《崇明州志》（元代时崇明升镇为州）都有记述，可惜由于世事变迁，志书未曾保存下来，但后世编撰的多部《崇明县志》，均承接了元代关于风潮等灾害的记载。
明
进入明代后，关于崇明“风潮”灾害的记载多见诸于志书，前后270余年中就有25次的灾难记录。最早记载的年份是明洪武三年（1370），记有 “风潮大作，漂没庐舍，民大饥。”明最后一次记录风潮灾害的是明崇祯六年（1633），记有 “五月，飓风不息，海潮泛溢。六月，风复作，廿五日大雨雹，坏民庐。八月十五日、十六日飓风潮涌，沿海居民尽溺。”在明代志书中记载的受灾程度，多以 “无以计算”“居民尽溺”“溺死居民甚多”或“溺死居民十之七八”“漂去居民几乎半数”“民溺死数百人”等非数据化或概数来表述。而以具体数字表述受灾程度的仅有3次：记录人员伤亡最多的是明天顺五年（1461），记有这年 “七月十五日夜，狂风暴雨不止，潮高数丈，漂没房屋无数，沿江居民死亡四千余人。”记录房屋毁损最严重的是明永乐十二年（1414）。记有 “永乐十二年润九月十七日，风潮大作，漂没庐舍五千八百余家”；既记录居民伤亡又记录屋舍毁坏程度的是明正统九年（1444），记有 “七月十八日，整夜烈风暴雨，海潮大溢，拔木，坏民舍千余所，溺死一百六十余人，六畜漂没无算。”
清
在清代近300年的历史进程中，岛上居民经受的灾难更为深重。从清顺治四年（1647）起始至清宣统三年（1911），计有260余年。前后19次记录了那个朝代岛上居民遭受的“风潮”灾难。其中有4次特大灾难惊心动魄，使人刻骨铭心： 清雍正二年（1724）七月十八日夜，大潮，淹没房屋无数，死男女千余。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十八日、十九日，风潮大作，死一万二千余人，毁民舍一万八千余间。清道光十一年（1831）七月廿八、廿九日，台风暴雨，潮溢江堤，死9500余人，沿海民房全部漂没。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三日夜，风、雨、潮同来，水位高过海塘五六尺，城市街巷尽淹，沿海民居漂没，万余人丧生。关于“八月三日”这次灾难，崇明人称之为“八月初三大潮没”，后形象地流传为“初三潮，十八水，眨眨眼，没到嘴”的民间谚语。
民
国
历史的脚步跨过封建王朝，进入民国时期。自1912年至1949年，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就有 17次的“风潮”灾难记录，其中有11次关于 “江堤决口”“堤防溃决”“圩堤冲损”“沿海土堤被浪冲毁十存二三”或致 “一片汪洋”“尽成泽国”等表述。有4次关于人员伤亡的数量化记载，现例举一二： “民国十年（1921）七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本县遭受十余年未遇之大风潮，仅东部地区即溺死四十余人，房屋被毁无计。”这是民国期间第一次关于因“风潮”致人员伤亡的记载。 “民国二十二年（1933）九月二日，潮高风猛，堤岸冲决，全县三分之二面积被淹，水深达二三尺，最深达丈余，屋舍漂没无数，死亡四百余人。”这是民国期间，受“风潮”侵袭，死亡人数最多、受灾最严重的一次。
我们再把视线稍稍转向上海郊县的金山、松江、南汇、川沙、嘉定、宝山等地区，在1444年～1949年的500年间，包括崇明在内，记录了27次的风潮灾难，其中涉及崇明的就有14次，而剩余的13次中，平均只有2次多一点，但宝山也有5次之多的记录。不难看出，由于崇明四面环水，再加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兴修堤防的能力有限，因此遭到风潮袭击后，灾难也就不可避免。
风潮之灾
“风潮”不仅直接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还引发旷日持久的社会动荡等次生问题。如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三月十六日，咸潮横溢，草麦淹死，导致饥荒。明崇祯二年（1629）六月初三日，西南风大潮，八月初一咸潮，损坏庄稼。至次年春，大饥，民食豆屑、榆皮。至明崇祯十五年又遇饥荒，树皮草根均食尽，饿殍到处可见。”清代时，因风、雨、潮引发的此等问题比比皆是，仅饥荒记载就有两次，如 “清雍正七年（1729）七月十六日夜，海溢，自卯至辰天色如墨，居民溺死无以计算，岁大饥。”民国时期关于“风潮”引发社会动荡等次生问题的记述较为详尽。如 “民国二十二年（1933）本县裕安乡北沿草茅村决堤后，无人修复，咸潮侵袭十余年之久，潮来如海，潮落似滩，该村有1594亩耕地，1156亩荒废，全村443户中，73户迁居，107户讨饭，263户以拾柴捕鱼为生。”又如“民国三十五年（1946）九月下旬，狂风暴雨，浪潮夺岸，致3000多灾民流离失所。”
1947年12月，大通、富安、永裕三家公司抢修堡镇海塘堤岸
综观崇明数百年来的历次“风潮”之灾，给岛上居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已然成为崇明这个千年之岛的一大天敌。志书上虽然也有时任的崇明官员修筑堤岸的记述，如明万历《崇明县志》记载，崇明官员 “刘清，江西赣县人，勤于政事，不辞劳瘁。崇多潮患，筑堤防以悍之。又疏浚河港，通菑畲之灌溉，其能称职焉。”崇明历史上也有著名的“平洋沙堤”，但未能抵挡住江海之潮的凶猛侵袭，在不断的涨坍中，也无奈地创造了崇明城治“六建五迁”的历史。岛上的居民也不断地摸索抵御灾难发生的各种方法和途径，终因囿于所限，而无法一劳永逸。
丁坝
济民墩
南门海塘
赵公堤
崇明解放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崇明岛上虽然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风潮袭击，也造成了一定人员的伤亡、村民房屋的倒塌和农田淹没、农作物受损、粮棉减产等灾害，但勤劳勇敢的崇明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防台风、御暴雨、战洪潮，固滩造地，兴修水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把因“风潮”造成的灾害减少到最低限度。据1987版《崇明县水利志》于1949年至1985年的19次记载中，崇明除刚解放一月余遭受强台风袭击，造成147人死亡、38人重伤和3万余间房屋吹倒等重大灾难外，以后30多年的时间里，因台风、暴雨、雷击等自然灾害，造成人员死亡减少到40余人。又据2002版《崇明县水利续志》记载，1986年至2001年，因灾害性气候造成人员伤亡，减少至个位数。
随着崇明生态岛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尤其是三岛联动以来，崇明的水利建设又迈上了新的台阶。抵御风潮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不断提升，那些惊心动魄、致家破人亡的劫难已成为历史。据有关资料显示，至“十二五”期间，崇明三岛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水网调控体系，三岛拥有海塘大堤340余公里，水闸37座，市、县、镇（乡）、村等四级河道17310条，总长达1万余公里，灌溉泵站1677座，排涝泵站47座，农用渠道全长5400余公里。崇明三岛已形成了外御“海潮”袭击，内疏“洪涝” 淤积的良性态势。
作者：崇明档案
编辑：陆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