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提篮桥监狱。
45岁的贾植芳正在经历他人生中的第四次坐牢，这一次，是因为胡风案。
一次偶然的“调房间”，他忽然遇到一个有些似曾相识的老者。枯草般乱蓬蓬的白发下，那老者的神情却是肃穆而不容侵犯的。他时常喘不上气来，是典型的严重哮喘。狱中饮食多半是些少得可怜的“菜皮烂米”，其他犯人常常珍惜地只吃一半，剩下的收起来，留到肚皮叫时再吃——他却不听劝告，每餐饭都一下吃光，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不落了！”
很快，贾植芳得知，他是“历史反革命”罪人邵洵美。
在饥饿和病痛的双重折磨下，邵洵美对自己的出狱，渐渐不抱希望。他在一次“放风”中，郑重向贾植芳嘱托了两件事。
第一，是萧伯纳1933年来上海时，邵洵美作为世界笔会中国秘书负责接待，摆了一桌素宴，自己出了46块银元的饭钱。但当时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只提到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人，却没有邵洵美的名字，他希望贾植芳在文章中为他声明。
第二，鲁迅曾说邵洵美的文章是“捐班”，花钱雇人代写。邵洵美说：“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
贾植芳与邵洵美的“同监”之缘，只有几个月。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1966年，51岁的贾植芳出狱，又成了“内部问题”，被押回复旦大学，到印刷厂里劳改。在一个天气炎热的中午，他赤裸上身，拖着拖车经过工会礼堂，正遇见自己曾经中文系的同事——个个衣冠笔挺，谈笑风生。他本想回避，但最终还是迎向同事们复杂的目光，抬头挺胸地走过。
此时，邵洵美也已经出狱，同样在经受批斗，但他没能撑太久。1968年3月，在听说他的忘年小友王科一在被批斗的当夜，煤气自杀之后，他偷偷吃下过量的鸦片，终于在贫病交加中故去。
而这个消息，贾植芳直到1980年平反之后才知道。
1989年，74岁的贾植芳写了一篇《我的难友邵洵美》，登在《上海滩》杂志上，文中详细讲述了邵洵美让他代为澄清的两件事情，并对这位诗人、翻译家和出版家，表达一点“纪念的微忱”。
他一直记得27年前的这个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