炽热的光及其他一切

特里·梅森（Joy Division巡演经理） ：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在那些早期的演出里，找到并留住一个鼓手是很难的。我想过一段时间我能学会打鼓，但当时的情况属于“时不我待”，说实话：像这样的乐队，你不知道它能活多久，是三个星期还是三年。我们找过一个叫托尼·塔巴克 （Tony Tabac）的人，他参加了前几场演出。他不太愿意来排练，而且好像还在忙别的什么事，所以我基本上是在后边暗地里学打鼓，到史蒂夫加入以后也是。

史蒂芬·莫里斯（ Joy Division 鼓手） ：我在阿波罗剧院的吧台看到这本杂志，上面写着“招鼓手”。“阳光谷舞蹈团” （The Sunshine Valley Dance Band）解散以后，我参加过几次挺奇怪的大人乐队面试，结果是不太够格胜任那种歌舞乐队的工作。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最好的答复是，“再去上几堂课吧”。所以，正好这儿有个广告——“招鼓手”。其实有两个广告，一个乐队叫“堕落” （the Fall），一个乐队叫“华沙” （Warsaw，快乐小分队早期的名字），我根本没听过他们。

那时候我开始搞副业，给《唱片之镜》 （ Record Mirror ） 写演出评论赚点钱。你会收到一张大概三英镑的支票，但那可是顾资银行 [1 ] 的支票，走进那家银行的感觉棒极了：“看看这个，女王的银行。”我写的第一场朋克演出是埃德·班格和鼻子出血 （Ed Banger and the Nosebleeds）在“房梁”的演出。维尼·莱利 （Vini Reilly）弹吉他，我采访维尼，问他那个烂大街的标准问题：“你们都受过谁的影响？”他说：“我们受各种革命性音乐的影响。”行吧。

[1] Coutts，苏格兰皇家银行旗下的私人银行，英国王室是其著名客户。

总之，那场演出中，我跟旁边的人聊天时问：“你听说过华沙吗？”——“噢，我看过几次演出，他们不太行。”我又问：“堕落怎么样？”——“我的天，不行不行，堕落真不行。”我就想：“好吧，要是在这俩乐队里挑一个，听这个醉鬼说的，我可能还是得去华沙。”我又跟人随便聊了几句，然后下山去车站，看见琼斯乐器店的橱窗里也贴着那则广告，那句永恒的“本地朋克乐队华沙招鼓手”。

我想：“这就是天意。”那是麦克尔斯菲尔德的电话号码，于是我觉得，“好吧，还不错，不用出远门”，就打了电话。我以为电话那头是什么没教养的小朋克，结果接电话的是礼貌又健谈的伊恩。我说：“这个，你们是想招鼓手吗？”——“噢，没错。你会……打鼓吗？”——“嗯，我会打鼓，对，对。”——“噢，你愿意来我们家看看吗？”

他说：“乐队其他人都去度假了，不过你可以过来听听磁带。”于是我去了伊恩在麦克尔斯菲尔德的家，离我的住处不远。那时候我第一次开始戒烟，已经戒了仨礼拜，我从伊恩那儿得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重染吸烟的恶习：“一根没事儿，抽吧抽吧，就一根，没事儿。”就这样，我又抽了三十多年烟，顺便搞到了一份工作。

他给了我一盘他们在奥尔德姆录音棚录的磁带，说：“好吧，拿去听听，看看你有什么想法。”我就拿着磁带走了。那盘磁带听着好像有人吹笛子，但那当然不是笛子，是胡奇在弹贝斯。只不过有点怪。挺好的，也不太难，没有 VdGG[2 ] 那种6/4拍、7/14拍之类的复杂节奏。我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搞定这个，于是说：“好吧，只要你愿意要我，我就加入。”

[2] Van der Graaf Generator，1967年成立的曼彻斯特前卫摇滚乐队。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事，本来觉得会被录用，结果那边的人说：“再去上几堂课吧，你会有长进的。”后来伊恩给我打电话说：“噢，他们度假回来了，我们要排练。你愿意过来吗？”于是我借了我妈妈的车，因为我以为他们就是去度假了。我把鼓放进车后备厢，问：“我们去哪儿跟他们见面？”——“斯特兰奇韦斯。”——“斯特兰奇韦斯……监狱？”——“对，斯特兰奇韦斯监狱。”——“他们不是去度假了吗？”——“是啊，他们去度假了。”——“好吧。他们去哪儿了？”——“噢，法国，他们在法国度假来着。”

我把车停在斯特兰奇韦斯监狱外，等着他们来开门，随后有辆捷豹马克2停在了边上，我想：“噢，这辆车上的人在等人。”一个大胡子下了车，是胡奇。“噢，他有胡子，有点儿怪。”然后伯纳德来了，我们去了克伦普索尔 （Crumpsall）的亚伯拉罕·莫斯休闲中心，疯狂地唱那盘磁带上的歌，就是这样。他们没说“你得到了这份工作”，但他们说：“噢，我们下星期有个演出，你能来吗？”我就是这么从麦克尔斯菲尔德加入华沙的。

伯纳德·萨姆纳：特里有点怪，我觉得他会被和他一样古怪、受排斥的人吸引。他经历了很多事；有一次演出他是我们的吉他手，我们在天鹅酒吧排练那阵子，他是第二吉他手。排了几个月，我发现根本听不见他弹的是什么东西。我走到他的音箱前，把音量调大，这就能听见了。我的天，太难听了，他根本不会弹，然后他说：“好吧，我不会弹吉他，我还是打鼓吧。”

那时候我们正在找鼓手。他就买了一套特别便宜的架子鼓，鼓腿跟铁丝衣架一样，一打鼓那个鼓腿就往前活动，离他越来越远。有一次，史蒂夫感冒了，他妈妈不让他出门，也不让他带架子鼓，他只好用特里的架子鼓，结果鼓离他越来越远。我得说，这在乐队内部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

后来特里成了经纪人，我们录了第一张唱片，就是伊恩用他二十一岁生日收到的钱做的那张，我们说：“哎哟，特里，这张听着太牛了，给唱片公司寄几张吧。”于是他寄了一大堆，然后我们乐队开会。“有回复了吗？”我们确实收到了一家唱片公司的回复，他们说“谢谢，但是不行，谢谢，十年后再给我们打电话吧”。我们当时很沮丧，就把它放进录音机听了起来。

那时候特里和他妈妈住一起。我们听见鼓声响起来 ［模仿打鼓声］，然后就听见这个［哼《加冕街》 [3 ] 主题曲］ ，然后我们又听见音乐声中［模仿鼓声］还夹着一句“特里，你的茶好了”。我们追问：“怎么回事，你就这么寄出去了？里头有《加冕街》，还有你妈告诉你茶好了。到底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录的音？”[3] Coronation Street ，英国经典肥皂剧，于1960年首播。

他说：“呃，我坐在那儿看电视，我有两个录音机，一个有喇叭，一个有麦克风，我把麦克风放在录音机边上。”他就是这么录磁带的，就是用一个录音机的麦克风对着另一个录音机的喇叭。所以把《加冕街》和各种垃圾玩意儿都录了下来，还就这么发给唱片公司。真他妈的丢人。后来我们有了键盘，就提拔他当键盘技师，我们从来都没解雇他，我们一直都得提拔他。

彼得·胡克：我得说，仔细想想，真是够奇怪的，因为我们其实什么也听不见，我们的设备特别糟糕。直到我们跟着马丁·汉内特（工厂唱片制作人及总监）进了录音室，我才听见伯纳德的吉他和伊恩的歌词，但是那种感觉是对的，［模仿吉他噪音］感觉是对的。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弹什么，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是感觉很好。史蒂夫的鼓也一样，听不见，但是感觉很好，整体感觉是对的，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史蒂芬·莫里斯：我在我爸爸的卧室里自己鼓捣了很久。你和那些歌舞乐队演出的时候，他们就是各顾各的，你是被迫跟他们打交道，你要想尝试点什么不一样的，他们就说：“喔喔喔。”但是跟胡奇、伯纳德和伊恩在一起，我们都在互相学习。我们很快就凝聚在一起，感觉很默契。我和他们的第一场演出是“电子马戏团” （Electric Circus）的最后一场演出。

彼得·胡克：“电子马戏团”最后一晚，我们和演出主办方打了一架，然后又差点跟寄生虫打了一架，因为他们不让我们上台。就是那个浑蛋——寄生虫的主唱，伊恩发了疯一样，在门口对着主办方，还有寄生虫 （the Drones）、屠宰场和狗 （Slaughter and the Dogs）那帮人破口大骂，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们上。妈的，他们站在那儿说：“我们不想让你们演了。”我们说：“滚你妈的，我们和你们一样有权利上台。”我和伊恩气得都掐他们脖子了。

我记得伯纳德和史蒂夫当时在车里。我们得打一架才能上台。他们本来不想让我们演，最后把我们放在了第一个。维珍 （Virgin Records）是在我们检查麦克风时给我们录的音 [4 ] ，所以《新奇》 （Novelty）这首歌唱到一半就没了。我们只录了两首歌，我觉得他们听完以后会想：“天哪，他们比其他大多数乐队都好。”

[4] 这里是指维珍在1977年10月1日—2日，“电子马戏团”关门前最后两晚录制，并于1978年6月发行的现场专辑《短路：电子马戏团现场》（Short Circuit: Live at the Electric Circus），其中收录了华沙、堕落、嗡嗡鸡、寄生虫等乐队的演唱。

寄生虫、屠宰场和狗都想拦着我们上台。没人替我们说话。该死的嗡嗡鸡也没替我们出头。只有我们自己，纯粹是我们的坚持和伊恩的发疯才让我们上了台。要是惹急了伊恩，他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我只看见他爆发过那么一次，就是为了维护乐队，那感觉真是挺棒的。

史蒂芬·莫里斯：在那以前，我还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朋克。不过我想象的朋克就是小混混，他们不是那种人也没什么不好。他们其实就是普通人。作为主唱，我觉得伊恩算是相当彬彬有礼的，你能看见“坏牙强尼” （Johnny Rotten，性手枪主唱）冲人吐痰之类的，伊恩根本不会那样。那天我没有特别注意演出以后的事。我们就是一门心思玩乐器，伊恩对着麦克风喃喃自语。

我们在“电子马戏团”关门前最后一晚去找机会演出，那时候我就应该预料到会出点事儿了。说是最后一晚，其实两天晚上都有演出，伊恩说：“我们星期六先去，然后想办法星期天接着演。”我们进去了。伊恩对着门口的人大吵大闹，咄咄逼人。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那样，真是特别凶，特别有激情，他真的特别激动——“让我们上台！”——最后他们说：“好吧，上来吧。你们先来。”我估计纯粹是因为懒得搭理他了。

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们带着设备出现了，他们说，“行吧，你们上吧。”然后突然之间，“哇，他跳起了旋转舞”，这刺激了你。伯纳德和胡奇配合伊恩那种狂躁的套路，其实不是套路，是激情。他就是这么做到的。我靠打鼓释放激情，伯纳德和胡奇靠弹琴释放激情。而他是靠在舞台上扮演伊恩释放激情的，我根本没想到会是这样，直到亲眼看见。这是一种启示。

Flyer for the last nights at the Electric Circus, Saturday 1 October and Sunday 2 October 1977. Jon Savage

1977年10月2日：“电子马戏团的最后一晚”演出，曼彻斯特科利赫斯特

乔恩·萨维奇，《声音》，1977年10月15日

时髦的迪斯科渗入华沙。他们看起来年轻而又紧张。绝望、惊恐、害怕停顿或是跌倒：“如果新鲜感消失你该怎么办/你会回到原来的臭水沟里” [5 ] （《新奇》）。

[5] 歌词原句为“So what ya gonna do when the novelty has gone?”及“You'llfind yourself in a gutter / Right back where you came from”。

乔恩·萨维奇，《声音》，1977年10月15日

时髦的迪斯科渗入华沙。他们看起来年轻而又紧张。绝望、惊恐、害怕停顿或是跌倒：“如果新鲜感消失你该怎么办/你会回到原来的臭水沟里” [5 ] （《新奇》）。

[5] 歌词原句为“So what ya gonna do when the novelty has gone?”及“You'llfind yourself in a gutter / Right back where you came from”。

特里·梅森：到了这一步，我们确实卡壳了。那时候，华沙可能是曼彻斯特最不招人待见的乐队。没人给我们演出机会，连最后一分钟替补上去的机会都没有。“‘房梁’ （Rafters）的暖场乐队还没来，我们有什么备用的乐队可以联系？”我们当然不在那个备用联系名单上。我们在曼彻斯特就是出不了头，我们在曼彻斯特也没得到什么认可。

这儿的朋克爆炸是围绕着下布劳顿的嗡嗡鸡展开的，但是在曼彻斯特音乐圈的其他地方，演出场地还是由迪兹伯里团伙，由 C. P. 李和布鲁斯·米切尔这样的人经营着。我们不属于这个圈子。大家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不是“音乐人”。所以说，我们在曼彻斯特站错了队，站在多数人的对立面，很多时候，一切都只不过是站队的问题。

理查德·布恩（嗡嗡鸡经纪人）：什么是曼彻斯特朋克？嗡嗡鸡打头，但在堕落出现前，基本上数不出几个乐队。总有各种谣言和闲言碎语。那些乐队成立半个钟头就解散，什么也没干成，因为他们互相讨厌。这可能跟地域有关系，我也说不清。南曼彻斯特又是另外一回事，是被阿尔贝托与失控偏执狂三人组 （Alberto y Lost Trios Paranoias）控制的。华沙不像其他地方的人那么结帮拉派。他们独来独往，有自己的想法。

C. P. 李： 阿尔贝托与失控偏执狂三人组是一个达达主义歌舞乐队，我们是1974年成立的，为的是反抗摇滚圈里那些庞然大物。后来朋克摇滚出现了，正好和我一直在写的一个舞台剧《断气摇滚》 （ Snuff Rock ） 不谋而合。我那个剧本的想法是：年轻人都失业了，没有人想看乐队表演，他们需要一个噱头，于是《断气摇滚》就这么诞生了。剧本里，他们每天晚上找一个失业的孩子，让他们在舞台上作为乐队成员自杀，不管死活，他们都能赚一百万。

1977年12月：录制《生活理想》（An Ideal for Living）EP，奔宁之声录音室 （Pennine Sound Studios）

伯纳德·萨姆纳：录第一张唱片《生活理想》时，我们没有经纪人，就是单纯地做音乐，想让别人听到它，这很有朋克气质，自己动手，独立，别管什么大厂牌，别管什么超级明星，就是一个家庭作坊式的东西。伊恩二十一岁生日时得到一笔钱，他非常勇敢、非常贴心地决定用这笔钱租录音棚，给我们预订了奥尔德姆的奔宁之声录音室。

录音室的人给我们提供了全套服务。“你们出了这么多钱，我们就给你们做全套。你们在这儿录歌，我们会帮你们混音，然后你们可以拿到黑胶唱片。我们会帮你们压唱片、做唱片设计，还有其他各种事。”我们觉得“太好了，他们真是太好了，我们就这么搞吧”。于是我们就这么干了，我们录了这张唱片，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录音室，“［模仿噪音］来吧，小伙子们，时间就是金钱。你们时间不多了，就剩半个钟头了。”

彼得·胡克：我觉得是因为所有人都录唱片，所有乐队都这么干，大家互相帮助。你想了解什么，可以给嗡嗡鸡打电话，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未必愿意跟你一块儿玩，但他们会告诉你。大家互相照顾，也跟录音室合作，你们一块儿过去，出钱，他们把做好的唱片给你们——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史蒂芬·莫里斯：那是我们排练了几次后的事。我们录了最早那盘磁带上的歌，又写了几首歌。《新奇》应该是那盘磁带上的老歌，然后我们写了《男人的领袖》 （Leaders of Men）、《失败》 （Failures）、《华沙》、《不爱了》 （No Love Lost）。

我们写歌，是因为我们能写。伊恩有歌词。那些歌就像平白无故冒出来似的。我们刚开始排一首歌，马上就能完成它，然后，“好吧，又写了一首，我们再整个儿过一遍。”就是这么开始的：接着就有了三首歌、四首歌、五首歌。如果演奏时间超过二十分钟，那就有点儿太长了。嗯，我们当时反正就是这么想的。

从《不爱了》起，我们开始慢下来，还挺典型的，就是这样，“哎，等等，这个部分不错，但是放在哪儿都不合适。等等，这个部分也不错，干脆把这个片段放在这儿，再把那个片段放在那儿怎么样？”——伊恩很擅长这个，他能发现好东西，然后把它们安排好。而且，他不介意自己在很长的时间里唱不了歌，因为他喜欢把前奏当成我们的标志。还有一件事，《不爱了》的吉他连复段是从《洛城女人》 [6 ] 里来的，我和伊恩都觉得挺不错。

[6] “L. A. Woman”，大门乐队于1971年发行的专辑中的同名歌曲。

Ian Curtis at Pennine Sound Studios, Oldham, 8 January 1980 (photo by Daniel Meadows)

彼得·胡克：伦敦有个叫“华沙·帕克特” （Warsaw Pakt）的乐队，他们很有名，因为他们做了一张直接转黑胶的唱片。他们在录音室里把歌唱了一遍，混成立体声，然后直接刻到黑胶上，有很多媒体报道这件事。所以当我们打电话去找暖场演出机会的时候，所有人都问：“噢，你们就是华沙·帕克特？”我们要是说“对，没错”，就能得到演出，但我们没这么说。我们说：“不不不，我们是曼彻斯特的华沙”——或者是索尔福德的华沙。

这么问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只好改名。我们绞尽脑汁想名字，大家最喜欢的就是“维纳斯的奴隶”和“快乐小分队”这两个，是伊恩从一本叫《娃娃屋》 （ House of Dolls ） 的书里看来的。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我们打算把头发染成金色，就当是吸引眼球的噱头，第二天我染了一脑袋金毛就去排练了，结果那三个王八蛋根本没染。这事儿困扰了我好多好多年。

伯纳德·萨姆纳：我们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想新名字。我工作的那个动画工作室的人给了我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叫《娃娃屋》。我知道是关于纳粹的，但我没看。我翻了几页，看到了这个名字“快乐小分队”，这是士兵们去的妓院的名字，我想，“嗯，这品味不太好，但还挺朋克的。”

不管我跟谁说，他们都说“这名字挺棒的”，所以我们就用了。我们知道它有别的内涵，但我们想：“嗨，我们又不是纳粹，所以去他的吧，这就是一个好名字。”我们很坚决，而且也有那种“去你妈的，我们想干吗就干吗”的想法，不过我觉得这品味确实不算太好。

史蒂芬·莫里斯：这个名字来自《不爱了》。其中有几个片段是从伊恩当时看的一本书里来的，叫《娃娃屋》，讲的是一群妓女取悦新的雅利安超级种族或者纳粹暴徒之类的，她们就叫“快乐小分队”，给人印象挺深的。人们一看就想，“哎哟该死，他们是一群纳粹”。我们真应该早点预料到这个。

伯纳德·萨姆纳：我出生在1956年。从小住在姥姥、姥爷家里，他们总聊战争。他们有个姐妹被炸死了，房子也炸没了。我们有个房间，里面全是防毒面具、铁皮头盔、英国国旗和旧收音机——这些都是战争时期的随身物件。我姥爷经常看战争类节目。我对战争的本质和原因很感兴趣，因为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如此大规模的暴行，搞得整个世界你死我活，这是件很奇怪的事儿。

当然，我觉得纳粹的所作所为大错特错，但是好像整个世界都疯了。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研究人类的本性，想办法消除人类的攻击性，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攻击性，也是大男子主义和缺乏退让精神的表现。

我在索尔福德见过不少暴力事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我见过有人用铁棍子打人，有人被打得半死。我有个舅舅被捅了四十刀，还有个表兄弟脸上被踢了一脚，眼珠子都掉出来了，他得捧着眼珠子自己走到医院去，这种事实在是太恶心了。我周围满是暴行；但我自己没有暴力倾向，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做这种事。

1978年4月15日：曼彻斯特“房梁”

特里·梅森：我们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坚持自己做的东西。那天晚上的演出虽然应该是僵硬唱片 （Stiff Records）和奇斯威克唱片 （Chiswick Records）两个厂牌的挑战赛，而且都是新乐队参加，但主要还是被迪兹伯里的那群音乐黑手党控制着。那天晚上，能上台表演就是最重要的。要是上不了台，那我们就回家，感觉好像有很多东西都对我们不利。我们知道，我们只欠一个机会。

我们很早就到了，一群人冲我们说了一大堆屁话，好玩的是，这些人没过多久就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在那儿，我们想上台，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我们似乎永远上不了台了。我们开始情绪激动，而且喝醉了。现在想想，我们那会儿喝的东西很糟糕，喝的是特酿啤酒还有黑加仑，还不如喝柴油呢。

保罗·莫利（ NME撰稿人 ）：在“僵硬／奇斯威克挑战赛”真是发疯，因为僵硬唱片是个奇怪的厂牌，没有哪个头脑正常的乐队会想进这么个地方。可是所有乐队都来了，包括快乐小分队，有点像《X音素》 [7 ] 的奇怪原型，几个槽糕的评委来决定谁能进这个相当奇怪的伦敦唱片厂牌。那天晚上发生了暴力事件，因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看起来快乐小分队好像没机会上台了。

[7] X Factor ，英国的歌手选秀节目。

特里·梅森：那天最烦人的是负面乐队 [8 ] ，就是保罗·莫利、凯文·卡明斯、理查德·布恩——有意思的是，同一拨人，他们对我们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那些家伙基本上破坏了我们星期六晚上在“电子马戏团”的演出。“僵硬／奇斯威克挑战赛”的意义在于，演出结束以后，你可能有机会去全国巡演。比赛结束后，赢家可以出一首单曲。

[8] The Negatives，当晚的参赛乐队，和快乐小分队发生了冲突，保罗·莫利等人是其成员。

他们基本上就是在挑事。我们努力争取演出机会，努力获得媒体关注，可是那些人基本上都在嘲笑我们。他们激怒了我们，我知道伊恩因此对保罗·莫利很生气。人们都感觉到我们不太高兴，最后我们总算是上台了。我不确定那会儿有没有过两点，总之晚得很离谱。到那个时候，观众已经看过差不多十个乐队了，没有一个是特别棒的，房间里人越来越少，观众都快没了。

彼得·胡克：你要是看了其他乐队，就知道他们比我们软。跟霍华德·德沃托（ Howard Devoto，嗡嗡鸡主唱）和皮特·谢利（ Pete Shelley，嗡嗡鸡吉他手）比起来，我们的音乐和个性都更重一些，他们都显得做作。这就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很有攻击性，就因为别人不喜欢我们。我们是一个努力工作、努力排练的乐队，然后负面乐队那帮人喝得醉醺醺的就来了，说：“噢，该我们上场了。”就因为他们跟所有人关系都很好，所以他们能上台；我们就非得靠着威胁才能上去。

伯纳德·萨姆纳：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伊恩的另一面。他确实是个很可爱、很好、很有礼貌、很聪明的人，但如果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就会暴跳如雷，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他想要的。我记得他一脚踹开负面乐队休息室的门，走到保罗·莫利和凯文·卡明斯面前，说：“妈的，你们别想上台，你们别想上去，你们要想上去，我们就宰了你们，把你们塞进瓶子里。让我们上去。”

我们就是威胁他们一下，最后我们终于上场了。因为伊恩在舞台上太激动了，他的表演非常棒，他最后简直把舞台给毁了，把台上一块一块的木头扯下来冲着观众扔。真是一场激烈的表演。当时托尼在那儿，罗布也在那里，我们演完了，觉得“这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回家以后又想：“至少我们有机会演出了。”

14th April, 1978: Rafters, Manchester. The Stiff/Chiswick Challenge.

托尼·威尔逊（格拉纳达电视台主持人，工厂唱片联合创始人）：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电子马戏团”看过华沙，觉得“真他妈的吵死了”；但是话说回来，大多数乐队都他妈的吵死了。我很清楚地记得，我被那个主唱吸引住了，他身上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所以你只能把它放在档案柜后边，“不，这不是我眼下要在电视里放的乐队”。显然，内心深处，我觉得，“这个主唱确实挺有意思，我会关注他的”。但那是因为他的声音像闹猫一样，我觉得这个形容挺准确的。

我不记得我有没有拿到一份“鼓手小男孩” [9 ] 了，但我知道他们把名字改成了“快乐小分队”，我当然也记得“房梁”的“僵硬／奇斯威克挑战赛”。那天晚上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下台的时候，有个女孩说：“威尔逊先生，《就这样》 （So It Goes）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然后有人说：“这个浑球不想让它回来，他想让这个节目消失，然后他就成了传奇了。”说话这人就是格雷顿，这是我和罗伯特·里奥·格雷顿（即罗布·格雷顿）第一次见面。

[9] 指《生活理想》，唱片封面是一个二战期间德国青年团小男孩在打鼓。

然后我坐在台球桌旁边，一个穿着长雨衣的年轻人坐过来，说：“你这个蠢货，你还没让我们上电视呢。”诸如此类，说了一大堆话。这是伊恩唯一一次这么对我。接下来我们一起工作的两三年里，他的表现就像个有思想的六年级小学生，还挺可爱的，其实只是我运气好。那天晚上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伊恩，张嘴就是“你他妈的浑蛋”。

当时我没有回答他，但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想：“你们就是名单上的下一个啊，你他妈的白痴。你都不知道我已经听过你们那个7英寸单曲碟。听起来挺棒的。你们就是下一个。”我可以每个月让一个乐队上电视。当时我没法做《就这样》，也没法做《正当红》 （What’s On），只能偶尔在本地新闻节目里安排一个乐队上场，他们就是我名单里的下一个。

我记得我当时想过，他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那天晚上在“房梁”的其他乐队之所以站在舞台上，是因为他们想上台表演，想当摇滚明星，想进音乐产业；但是快乐小分队这群人站在舞台上，是因为他们确实别无选择。他们被内心里的什么东西驱使着，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来。那天晚上，我和我亲爱的搭档，已故的罗伯特·里奥·格雷顿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英国最重要的乐队。

后来能跟他们还有罗布一起工作，这真是我的幸运和财富。我是说，罗布的故事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他去找他们，想给他们当经纪人，但这完全是两回事。就像是昼与夜的区别，有过炽热的光，有过太阳，而其他一切都是漫漫长夜里的昏暗时光。

选自《炽热的光及其他一切：快乐小分队口述史》， 雅众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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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恩·萨维奇（Jon Savage，1958— ），英国著名播音员、音乐评论家、记者、作家，曾就职于《Sound》《The Face》等权威媒体。其作品《英格兰之梦》被公认为迄今为止关于朋克音乐文化的最佳作品；第二部作品《青春无羁》为前摇滚时代社会思想史，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全世界年轻人青春期的学术著作。这两部作品令萨维奇成为当代最权威可靠的摇滚文化作家之一。

|译者简介：董楠，笔名Nebula，译有《我们的乐队也可以成为你的生活》《乐队女孩：金·戈登回忆录》《满是镜子的房间：吉米·亨德里克斯传》《聆听大门》等多种摇滚乐书籍。

题图：PROMOTIONAL PHOTO OF JOY DIVISION INCLUDED IN “AN IDEAL FOR A LIVING”(photo by Gareth Davy)

策划： Lulu | 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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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伊恩·柯蒂斯丨“我眺望过今天——远处却什么都没有”

“别担心没有哪一首歌能够”——谈谈腰，谈谈寸铁

摇滚：一种文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