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呢？做一个严厉的母亲？宽容的母亲？抑或是“鸡血”妈妈……这其中，难就难在做到 “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如何权衡、如何选择？针对这个问题，作者吕嘉健给予了有深度的分析和建议。吕嘉健曾是一位大学中文系教授，全国优秀教师，现居澳大利亚。他说：所谓恰到好处的母爱，就是做到 “理智的沉静”。吕老师虽然是位父亲，却难得“旁观者清”。
香港乐队BEYOND的《真的爱你》我相当喜欢听。每当我听到这首歌，都会感动得眼睛潮湿。时常想起我母亲的好：在我童年时，她给我严格的品行与文化知性的教育，当我进入少年期后，她一直给予我自由发展的空间，并且总是默默地关注和支持。
正如那首歌词里的表述：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爱意宽大是无限……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
这首歌叙述的是作者当初学习音乐直至后来成功的过程，母亲虽然并不赞赏儿子沉醉音乐，但依然给出她的母爱，宽大无阻，尤其在儿子遭遇挫折时，用温馨的目光鼓励他坚毅前行，叮嘱不要放弃。BEYOND是幸福的，他有一个春风化雨的母爱的眷顾，全在无言的关注中送出。
为什么母亲对中国人总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人的母爱总是获得过度的赞扬。究竟有多少母亲是不合格的，她们有太多的不适宜做母亲的缺陷，却一般没有得到子女和社会的理性认知，而掩盖在母亲之辛劳和泛滥之母爱的背后。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少“超级恋母”的年轻人，这个责任应由他们不合格的母亲来承担。当相当数量的母亲是不合格之时，那么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以及整个社会的存在质量，是值得质疑的。拿破仑说过：“民族的未来取决于它的母亲。”因为特殊的文化历史原因，中国人尤其值得研究“母亲文化问题”。
2002年，北京大学朱滢等人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首次发现：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的记忆不仅具有“自我参照效应”（对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记得格外好），而且对与母亲相关的信息也能记得很好，就像是记自己的事一样，出现了“母亲参照效应”。这与西方文化背景下参与者的实验结果大相径庭。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说明母亲在中国人“自我”中具有重要位置。从婴儿时建立的依恋，到成年后，“母亲”依然以这种方式存在于中国人的生命里。
为什么母亲对中国人具有独特的意义呢？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黑泽尔·马库斯等人曾根据文化差异提出过 “独立型自我”与“依赖型自我”两种自我概念类型。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自我的概念是独立的、个人主义的，他们关注于自身的思想、感受和行动。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个人是一种关系自我，强调的是人与人彼此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附，尤其看重家庭。对美国人来说，母亲属于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在记忆上并不占有优势。而对中国人来说，自我中包涵有母亲的成分，母亲是“自我”的一部分。一个进一步的实验证明了这个结论：2007年朱滢等人用中西方大学生两组被试进行了“母亲参照效应”的脑成像研究。结果发现：对中国人而言，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都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但西方人只有自我参照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这说明中国人的自我与母亲是住在同一个脑区的。
究竟怎样的母爱才是好的？
多数中国人会以自己的经验来认同这一结论：我们把母亲摆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即使长大成人了，对母亲的情感联结，也早已渗透到个人的认知与行为甚至生理结构中。我们今日值得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怎样的母爱才是好的？依据上述心理学证据，是否可以推导出中国人的母亲对于子女具有至关重要的良性影响呢？未必。世上有好妈妈，也有不合格的妈妈。无论怎样，因为“依赖型自我”与“母亲参照效应”的巨大作用，怎样做一个恰到好处的母亲，显得极其重要。首先要考察的就是“母爱问题”。
无论在过去或者在今日，做一个母亲其实不需要过度的母爱。恰到好处的母爱最难做到理性与温情的平衡。
我想起伟大的儿童教育家之始祖意大利的玛利亚·蒙台梭利,她曾经说过：儿童的正常发展需要三样基本的东西：一个适宜的环境、谦虚的教师和科学的感性材料。一个特殊的儿童教师不能有学校教师通常有的傲慢与偏见，而必须具备一种“理智的沉静”。教师必须沉静，一种深沉的沉静是一种无杂念的、更好的和无阻碍的状态，它是内心清晰和思考自由的源泉。这种沉静由心灵的谦虚和理智的纯洁组成，是理解儿童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童年的秘密》）。其实一个人最初、最好以至一生的教师，便是自己的母亲。一个母亲最好的品格，便是上述蒙台梭利所表达的“理智的沉静”。
我们看看一个“理智的沉静”之范例：英国小说家罗尔德·达尔在自传《男孩》和《独行天下》里写道，他的妈妈是怎样以一种貌似冷酷的方式来培养他成为一个绅士的。
达尔幼年丧父，他的妈妈以能干、坚强、慈爱、能保护他又任他自由飞翔的方式输出恰到好处的爱，从来不会释放过度的母爱。达尔中学毕业后不愿上大学，虽然只要他肯，牛津剑桥都是囊中之物。当他把这一决定告诉妈妈时，妈妈只说了一句：“好吧。”她因儿子的决定失望吗？苦恼吗？无从得知。达尔考进了壳牌石油公司，半年后被派到东非卖３年石油。去东非或中国这样遥远的地方一直是达尔的梦想，他当即奔回家告诉妈妈这个消息。达尔写道：“我是她惟一的儿子，而且我们非常亲密。绝大多数母亲面对这种情况，恐怕都会显得相当难过。3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非洲又那么远，中间不能探视。但我妈妈不允许自己流露哪怕一星半点儿她当时肯定会有的情绪，为的是不破坏我的快乐。‘噢，你真棒！’她叫道：‘真是好消息。这正是你想去的地方，对不对？’”20岁的达尔乘船去了英属东非，二战爆发后就地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后因伤回国。他的《独行天下》写到这里，详细地叙述着自己如何在利物浦又湿又黑的夜晚，徒劳地寻找妈妈的新住址，又如何在伦敦和妈妈通了３年多来的第一个电话。即便到这时候，达尔也没有听见妈妈哭泣。当他开口问：“是你吗，妈妈？”电话那端是完全的沉默，达尔于是知道，是妈妈，只有妈妈会这样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感情。
这就是一个英国绅士的母亲深爱着自己的儿子、而决不束缚他的成长和发展的教子之道。把爱藏在心里，不无残酷地节制着感情对理智的干扰。——这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母爱。 （吕嘉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