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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X档案 的第 17 篇档案
【按摩女疑案】
讲述人：易胜华，现为律师
档案来源：《别在异乡哭泣：一个律师的成长手记》已获作者授权
全文 5100 字，阅读约需 6 分钟
这是我从事律师职业以来最纠结的一个案子。
案情并不复杂：一位男子报警称，在某居民楼内有人被杀。警察到现场后，看到这名报警男子浑身是血，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里屋的床上，一名女子躺在血泊中，已经死亡。
经检验，死者全身有多处刀伤，其中，右颈总动脉全层破裂，右肝叶被捅刺，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警方立即控制这名男子，以涉嫌故意伤害致死将其刑拘。
这起案件有一些特殊的地方：犯罪嫌疑人王晓军是一位法律工作者，而且，他的左胸部和脸部有多处刀伤。案发的时间为2月15日，是情人节的第二天早上。
基于王晓军的特殊身份和案件的挑战性，我接受了家属委托，并立即前往看守所会见王晓军。
根据王晓军的讲述：死者小英与他相识多年，是他回老家出差时在按摩店认识的。按摩结束之后，他给小英留了一张名片，从此两人便开始交往，多次发生性关系。后来小英一直缠着他，要和他结婚，他不同意，因为他已经有了女朋友。
案发前两天，小英特意从老家来北京找他，住在他租住的房间里。他已经为小英买好了回家的火车票，并清理了小英在他住处的物品。
案发当天早上，他被胸口的一阵刺痛惊醒，发现小英拿着刀在扎他。他立即跳下床逃出卧室，到厨房拿了一把水果刀，再次进入卧室的时候他发现小英已经趴在床上。他走过去用水果刀扎了一下小英的左后腰，小英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报警，直到警察出现。
王晓军反复强调，案发前夜，小英煮了牛奶强迫他一定要喝下。他怀疑小英在牛奶里面下了安眠药，他才会睡得那么沉。小英就是要杀死他的，他是被害人。
看守所的会见时间有限制，我们来不及深入交流就到了结束时间。陪同我一起会见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资深女律师。会见结束后，老律师笑着对我说：“易律师，你回家可以去找一部美国电影看，名叫《致命诱惑》，也许会有所启发。”
在听王晓军讲述案情的时候，我想起曾经看过的韩国电影《快乐到死》。讲的是一位被戴了绿帽子的老公杀死出轨的妻子，又成功地嫁祸于妻子的情人。回家之后，我特意找到《致命诱惑》。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位律师有了外遇，情人要求和他结婚，他又不想破坏自己的家庭。情人不断地骚扰他，威胁他的家庭，还冲进他家里意图杀害他。最终，这位律师把情人给杀死了。
虚构的电影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上演。剧情有些相似，结果却是天壤之别。《快乐到死》中，那位老公因为手段巧妙，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致命诱惑》中，那位律师因为属于自卫性质，没有受到指控。而我的这位当事人，却因涉嫌故意伤害致死，被关在看守所里，等候法律的审判。
虽然我对王晓军的陈述有很多疑问，但是我又觉得不能轻易作出判断。毕竟他是一位有着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法律工作者，他应该不会作出如此愚蠢的行为。即使真的是他做的，他应该有充足的理由，留下足够的证据空间。对此，我觉得不必担心，一切还是要看证据。
程序进入到检察院阶段，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案件的全部证据材料。但是，看完卷宗后，我的心一下跌到了谷底。
根据王晓军的供述，通过按摩认识后，小英就来到北京工作，和他同居。小英为他怀孕两次，有一次还是双胞胎。但小英有较为严重的肾病，医生说不能生产，否则性命难保。
所以，两次都是在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流产。王晓军想和小英分手，但小英不肯答应，总是缠着他，包括到他工作的单位去闹。
一年前，两人发生激烈争吵，王晓军将小英打伤，小英报警后，王晓军被派出所治安拘留十五天。
案发前两天，小英来到王晓军的住处，两人发生多次争吵。王晓军给小英买好了回家的车票，将小英遗留在他住处的物品通过邮局邮寄回家，还给小英银行卡上打了5000元。
情人节那天晚上，应小英的要求，王晓军还为她买了一枝玫瑰花。回家之后，王晓军为小英烧水洗澡、搓背，然后两人回房间休息。临睡前，小英为王晓军煮了牛奶。
关于第二天早上发生的事情，王晓军在公安局的讲述却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版本一：迷迷糊糊睡觉中，王晓军感觉胸部刺痛。睁眼一看，小英正拿着刀扎自己的胸部。他立即将刀夺过来，扎了小英左肋一刀。然后报警。这个版本是王晓军早期的几次口供。
版本二：痛醒后他跳下床，进入厨房拿了一把水果刀，重新回到卧室，小英已经趴在床上，他扎了小英左后腰一刀，然后报警。这是第一次会见时王晓军向我们讲述的版本，而且此后他对案发过程都是这样讲述。
从始至终，王晓军都强调只扎了小英一刀。但是，小英身上至少有五六处刀伤，其中两处致命伤，另外几处的伤口也很深。
警方从现场提取了两把刀，一把是刃长为十多公分的水果刀，一把是刃长五六公分的折叠刀（削铅笔的小刀）。根据法医的说法：王晓军脸上的刀伤，可以由折叠刀形成；小英身上的伤口和王晓军胸口的刀伤，可以由水果刀形成。
然而，如果王晓军第二个版本的陈述是真实的，小英并没有接触王晓军从厨房拿出来的水果刀，那么，王晓军胸口和小英身上的水果刀刀伤，绝对不可能由小英造成。
这就意味着：无论如何，王晓军说了假话！而且经不起推敲！
一次次地翻阅案卷，我对小英的遭遇充满了同情。
小英刚出生就被亲生父母遗弃，被人收养后很早就出来做按摩女郎。结识王晓军后，以为人生从此有了依靠。王晓军比她大十多岁，她仍然来到北京与王晓军同居，并为他怀孕两次。
虽然王晓军并不愿意，她还是执意想把孩子生下来。由于肾病的原因，她不能生育，被迫流产。当她得知王晓军另有新欢，与王晓军发生争吵，被王晓军打伤。她回到老家治病，为了和王晓军一起过情人节，特意来北京，没想到失去了生命。
看着案卷中血腥的现场照片和小英身体上的多处刀口，我百感交集。这是一个身世悲惨的女人，命运对她如此刻薄！被遗弃，做按摩女，患肾病，流产，不能生育，被抛弃，惨死。一个女人的种种不幸，她全部都经历了。我该如何为王晓军辩解，才能让自己的良心不受谴责？
阅卷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没有亲自去会见王晓军，而是交给我的助手。我不想面对他。
作为专门的刑事辩护律师，我从来没有这么反感过自己的当事人。虽然他们大多是贪官污吏、江洋大盗、流氓地痞、黑道枭雄，但是我总能找到他们身上的闪光之处，从而在感情上接纳他们，理直气壮地为他们辩解。
比如贪官，他们对自己的家人一般都有着很深的感情，对社会的弊端往往一针见血，工作中往往也有一些建树；至于流氓地痞和江洋大盗，他们虽然无恶不作，胆大包天，但是很讲义气，敢作敢当。
有些人贪生怕死，却也是真情流露。有些人自作聪明，一味狡辩，虽然荒唐可笑，倒也不能苛求。在会见他们的时候，每当我说起自己的辩护思路，他们都是认真倾听，和我坦诚交流；当我说起亲人对他们的关心和期待，他们大多是泪如雨下，或者虽然面无表情，却看得出内心的波澜。
而这个案件中的王晓军，令我无语和愤怒。在我们多次的会见中，他一次都没有问起过自己的亲人，包括他六十多岁的母亲和为他的事情而奔走的弟弟妹妹。
他和家里人的关系并非不好，案发前他的母亲还来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当事人从不向律师打听家里的情况，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王晓军是一名法律工作者，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经验。他很固执地要求我按照他的思路辩护，执意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自己才是被害人。
我问他：“什么是正当防卫？你已经离开了房间，脱离了危险的环境，你又重新回到房间，小英趴在床上一动不动，你还走过去拿刀扎她左后腰，这难道也是正当防卫？”
他说：“是的，你可以回去认真研究一下刑法理论，好像陈兴良教授有这样的观点。当时危险仍然存在，我为了避免自己遭到进一步的伤害，所以先下手扎她，也属于正当防卫。”
我说：“如果你坚持自己最开始的供述，你是夺过小英手里的刀扎过去的，我们还可以考虑从正当防卫角度为你做无罪辩护。但是，你现在的说法却是你离开房间后去拿刀再进入房间，而且对方已经一动不动，你还去扎人家。正当防卫，你让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他说：“你回去再认真研究一下，好好研究。这个构成正当防卫。”
我哭笑不得，只有委婉地回绝：“关于正当防卫，可能我研究得还不够深入。为了确保辩护的效果，关于正当防卫这一方面，在法庭上还是你来讲吧。”
我又问他：“你离开卧室到你重新进入卧室，时间大概有多长？”
他不耐烦地说：“这个我不记得了。不过检察官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不记得。检察官说，那就是十秒八秒？我说差不多吧。”
我问：“这个时间记在笔录里面了吗？”
他说：“可能吧，我没看笔录就签字了。”
我顿时愤怒了：“你是一名法律工作者，你居然不看笔录就签字？你难道不知道这个时间长度对你很重要？你说你没有杀人，说小英是自杀。可你中间只离开了十秒八秒，你再回来的时候她已经一动不动了，她身上有好几处刀口，你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小英来得及捅自己几刀然后一动不动吗？”
王晓军仍然是一脸的不屑：“这个并不重要，我也不知道她身上的伤是怎么形成的，反正不是我做的。检察院、法院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吧。”
我噎得说不出话来。如果是个法盲，我不至于生气。我对面的这个人，是一名法律工作者，而且是从业十多年！
虽然我知道，一个人被关进高墙之内，无论本身多么精明能干，都变成婴儿一样无助和无知，但是，他是一名法律人，对于法律实务，理应比一般当事人更清楚。可是他的表现，连法盲都不如啊。
我问他：“小英家属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关于赔偿这一块，有什么考虑？”
他气愤地说：“他们还好意思要我赔钱？我才是被害人，是他女儿要杀我！我不要他们赔钱，已经是我很大度了！他们要我赔钱，我在法庭上要骂他们臭不要脸！”
我目瞪口呆，强忍怒火，一脸严肃地对他说：“你是一个法律人，无论他们提出赔偿在你看来是否合理，这也是他们的权利。我希望你在法庭上保持冷静，注意你的形象，不要影响到法庭对你的印象！”
王晓军扭过脸，不置可否。
我很纠结。根据已有的证据，我内心确信，小英身上的刀伤是王晓军造成，他虽矢口否认但又漏洞百出，而且还要求我必须做无罪辩护。
我想过退出辩护，但是基于种种原因，我必须坚持到底，把辩护工作完成。我想过独立辩护，不管王晓军如何做无罪辩解，我做我的罪轻辩护。但我又担心，在法庭之上王晓军会对我提出抗议，拒绝我继续辩护，影响庭审的顺利进行。
从我的个人情感来说，在这起案件中，我更愿意作为公诉人或者被害人代理人，出庭控诉王晓军的罪行。但是没得选择，现在我是辩护人的角色，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为他开脱。
我的良知和我的职责在打架，对于一个执业多年、办理数百起案件的刑事辩护律师，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一般而言，只有新入行的律师才会出现这种矛盾心态。难道，我还不够成熟老练？
我决定暂时抛开个人情感，重新阅卷，看看能否有所收获。
回归理性之后，我还是从案卷里面发现了不少问题。我一直认为，只要律师认真、细心，任何一个刑事案件都能找到突破口。因为我们的警察同志也是普通人，也会有失误。而这些失误，正是律师辩护的角度。
我的一位同事协助我辩护。阅卷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比如，王晓军住的是群租房，命案发生的时候，隔壁房间还有两位合租者。他们在证言中说，听到王晓军和小英争吵，女子的声音很高，但是没有听到其他的异常响动。
一般说来，群租房的隔音效果都很差。按正常情况，如果是王晓军对小英行凶，小英应当会发出呼救声或者惨叫，还会有打斗的声音。小英并非一刀毙命，是失血性休克死亡，完全有时间求救。但是，隔壁房间的人没有听到呼救声，这一点是比较奇怪的。
仅仅是邻居没有听到呼救声，当然不足以否定王晓军有故意伤害行为。我们将《物证检验报告》制作了一张表格，从中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警方从小英身上、王晓军身上和现场提取了多处血迹化验，化验结果却显示：小英身上没有王晓军的血，王晓军身上也没有小英的血。
这怎么可能呢？小英身上有五六处较深的刀伤，分布在胸部、颈部、左后腰、右后腰、背部，水果刀的刀刃并不长，如果王晓军近距离刺扎小英，必然会沾上小英的血。尤其是颈部的那一刀，切断了颈部总动脉，鲜血必然喷溅而出，但是王晓军手上和身上居然没有小英的血！
而且，小英的身上也没有王晓军的血。警察见到王晓军的时候，他浑身是血，居然没有沾到小英身上？
当事双方身上都没有对方的血迹，说明什么问题？只有一种可能性：在伤害过程中，双方没有发生身体接触。如果没有身体接触，可不可以意味着，小英的伤害不是由王晓军造成的呢？
不仅如此。从现场提取的五处血迹来看，有一处血迹（北墙墙面）检出，床周边其他方位的三处（西侧地面、南侧简易衣柜上、西南侧地面）血迹都是王晓军的，只有床单上的枕头附近血迹是小英的。
这说明什么？小英的血迹非常集中，只出现在她趴着的部位周边。如果小英受到伤害时有挣扎、反抗、撕扯，身体会有大幅度的动作，血迹也会分布在现场各处，而不仅仅是身边的床单上。必须注意：小英右颈部的总动脉是割断的，只要她稍作挣扎，鲜血必然喷溅在墙壁和地面上。但是，没有！
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小英真的是自杀吗？
我一直认为，人不可能采取自虐的方式自杀。本案中小英多处刀伤，怎么可能是自己造成的呢？但是在这个案子办理过程中，新闻里出现了“十一刀自杀”的案例，引起社会舆论强烈关注。专家说，“十一刀自杀”不奇怪，国外还有一百多刀自杀的案例。
之前我不相信小英是自杀的，“专家”的说法我也只是一笑置之。但是，现场的血迹让我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现场血迹当然是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观点提出，但我觉得还是有些单薄。我还需要找一些疑点，来证明我的猜想。
我久久地凝视着凶案现场的照片。小英趴在床上，周围一摊血迹。
我注意到，案卷里面有几处矛盾的地方，比如：根据报警后到场施救的120医生的说法，她看到小英“趴在床上，双手叠交于胸前”，但是现场照片中，小英的手却是伸出来的。
根据《现场勘验笔录》，折叠刀在头部右侧的床单上提取，但是根据《破案报告》的描述，折叠刀是在小英身体下面找到的。
问题出来了。如果小英是趴着的，那么行凶过程是怎样的？根据尸检结果，小英的伤口大多在正面。如果伤口是王晓军造成的，王晓军必然与小英面对面实施伤害行为。
正常情况下，小英遇到刺扎后，应当是顺着作用力的方向，仰面倒下。当然，也不排除迎着作用力方向倒下的可能性。但是这样一来，小英必然倒在王晓军身上，而王晓军身上却没有小英的血！
小英的姿势和血迹的分布互相印证，再次说明，小英与王晓军没有身体接触！对于这个发现，我既兴奋，又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解释小英“双手叠交于胸前”呢？我对着镜子，反复演示这个动作，突然觉得这很像是宗教的某种仪式。
基督教？我立即给一位信基督教的香港朋友打电话，向她请教。但是她回答说，基督教里面并没有这种祷告方式，倒是有点像什么神秘宗教的行为。是佛教的双手合十？
我突然想起跟我合作办理本案的同事是回民，于是问她：“伊斯兰教是不是有这种动作？”连律师说：“伊斯兰教里确实有这种祷告的方式，而且小英是山东人，山东有不少回民。但是，小英前一天晚上的晚餐是炖排骨，回民不可能会吃这个的。”
我不甘心，会见的时候问王晓军：“你跟小英相处这么多年，她是否信什么宗教？”王晓军说：“应该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似乎无法解释小英这个动作的含义。“祈祷”缺乏说服力。是不是小英因为感觉到很痛，这个动作是为了减轻痛楚呢？
我突然注意到在小英身体下面找到的折叠刀，顿时豁然开朗。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排斥小英是自杀，所以我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想。如果当时小英双手握着折叠刀，正在扎自己的身体，在她倒下去的时候，双手失去力量，因此“叠交于胸前”。折叠刀被压在身体下面，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我们还发现，案卷材料对作案工具的描述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现场勘验笔录》中，对现场提取的水果刀的描述是“刃长23公分，柄长11.5公分”，精确到了小数点以后，可见当场用尺子做了测量。王晓军在第一次供述中也说“刀刃长20公分左右”，两者能够互相印证。
但是，后来数据发生了重大变化，无论是王晓军供述还是《辨认笔录》，刀刃的长度都变成了“10多公分”。从图片上看，刀刃长度为11公分左右。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王晓军讲述刀把是“木质”的，但是110警员却说刀把是“塑料”的。王晓军和110警员一致的说法：王晓军在开门后，在警察的喝令下，将手中的刀扔在门厅的过道上，但是《现场勘验笔录》记载，是在防盗门外提取的作案工具。
尤其是，警方在水果刀和折叠刀上都没有提取到指纹！我最初认为是王晓军将指纹擦拭掉了，但是出警的110警员说，王晓军开门的时候手里还拿着刀，喝令其扔下刀后，王晓军随即被控制，不可能有时间去销毁作案工具上的指纹。
作案工具出现这么多疑点，只存在两种可能性：侦查人员工作不严谨，或者是现场还有另外一把刀存在。前者的可能性最大，但是，从对王晓军有利的角度来说，我当然主张是后者。
够了，足够了。呼救声、血迹、姿势、作案工具，这四个方面的疑点能够说明很多问题。如果是在英美国家的法庭上，如果律师抛出这些疑问，陪审团很可能会作出无罪的认定。但是，这是在中国，我的观点当然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我对“无罪”并不抱任何希望。
为了慎重起见，我特意在所里召集几名资深律师，就这个案子召开讨论会。有律师建议向法庭申请对王晓军做精神病司法鉴定。
开庭前最后一次会见王晓军，我把这层意思告诉王晓军，询问他的意见。他气愤地问我：“谁说我有精神病啊？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出去后扇他两耳光！”这个回答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提示王晓军，在法庭上不要说太多话，主要让我们来辩护。王晓军说：“我要说，该我说的，不能让你来说。”我只好随他去了。
我问他：“你离开卧室的时候是光着脚的，为什么又回到卧室去啊？你是怎么想的啊？”
我期待他的回答是：为了穿鞋子，但是小英手里有刀，所以到厨房去拿刀，目的是为了自卫。
然而他的回答却是：“当时什么都没想。出了卧室直接去厨房拿刀，拿了刀进卧室，看见她躺在床上，我就过去扎了她一刀。”
我说：“那你这么做是什么目的呢？”
他的回答是：“没有什么目的，这就是我客观行为的自然流露。”
好吧，那就这样吧。
会见结束的时候，我毫不客气地对王晓军说：“如果你杀了人，你进监狱一点也不冤。如果你没杀人，却被判刑进监狱，你也只能怪你自己！是你的言行把自己送进监狱的！”
开庭前几天，公诉人和法官询问我们的辩护意见，我让助手实事求是地转告他们：“王晓军要求我们做无罪辩护。”
开庭的前一天晚上，我萌发了一个想法。为了更好地说明案发现场的情况，阐明我的辩护观点，是不是可以带一个布娃娃出庭，演示小英死亡时的姿势和刺扎经过呢？
我翻遍了家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布娃娃。给各路朋友打电话，他们家也没有。临时去买是来不及了，只有放弃。我让助理去超市买了一把折叠小刀。本来还想买一把水果刀的，但是考虑到可能无法通过法院安检，只有作罢。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在我们的刑事辩护中，能不能将三维动画、现场演示等带进法庭，更形象、直观地展示我们的辩护观点？
这个案子如果能在法庭上进行动画和现场演示，效果会更好，我的观点也更容易被接受。看过美剧《金牌律师》的朋友，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想法。
在“游泳池谋杀案”、“戒毒中心坠楼案”中，辩护律师就是通过现场演示的方式向陪审团展示指控的疑点，获得了陪审团的支持。可惜，时间太仓促，我来不及实施我的想法，而且我不确定法官会不会同意我做现场演示。
庭审那天，我们早早地来到法庭等候，旁听的还有我的几位同事。公诉人是位女检察官，合议庭由两位女法官、一位女陪审员组成，加上一位女书记员，一位女辩护人连律师，控辩审三方，除我之外是清一色的女性。
如果在美国，这可是对被告人非常不利的性别结构。因为本案的被害人是女性，庭审参与人的性别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对案件的感情倾向，这对被告人不公平。但是，在中国的刑事辩护中，这并不能作为回避的事由。
被告人到庭之前，我特意来到公诉人的面前，就案件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沟通。
在中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下，律师不一定非要通过勾兑的方式，来获得案件的最好结果。法庭上辩护律师与公诉人之间不依不饶、针锋相对，未必是最佳的辩护方案。理解和尊重他人，是赢得他人理解和尊重的前提。
庭前的短暂沟通，使得美女公诉人打消了对我的戒备心理。我告诉她，在庭审过程中我会对证据存在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公诉人很友善地表示能够理解。
在后来的庭审中，我和公诉人的交手一直都是在友好的气氛下进行。我发言的时候，她认真倾听，不时做一些记录，然后语气温和地作出回应。她发言的时候，我面带微笑，不时点头给予鼓励。
庭审结束后，旁听的同事们笑话我说：“你跟公诉人在法庭上眉来眼去的，我们坐在下面可看得一清二楚啊！”
王晓军的表现果然不出我所料。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法官询问他对指控的意见，他说：“我收到《起诉书》之后当场就撕了，现在我手里没有《起诉书》，我要求你们再给我提供一份。”
法官和公诉人面面相觑，可能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只有苦笑，把自己手中的《起诉书》递给他。
又不是小孩子，再大的冤屈，撕掉《起诉书》就能否定指控吗？既然敢撕掉《起诉书》，那就强硬到底，别要求法庭给你重新提供一份啊。
王晓军拿过《起诉书》，似乎是在大学课堂里讲课一般，开始了他漫长的无罪辩解。总而言之，《起诉书》颠倒黑白，他才是被害人，小英是杀人未遂后畏罪自杀。
王晓军说：“我今天成为被告，是我的悲哀，也是某些人的悲哀。”还好，他没有说是法律的悲哀。
法官充满耐心地听王晓军陈述完，然后开始法庭调查。在公诉人询问的过程中，王晓军几次打断她的提问，坚持要按照他的意愿把问题讲述清楚。
有很多次，王晓军伸出手指，对着打断其发言的公诉人和法官指指点点，说：“你们到底让不让我把话说完？”
看得出来，今天的法官和公诉人都有着很好的涵养。也许是王晓军的法律工作者身份，使得法官和公诉人手下留情。如果是一般的被告人，也许他们早就粗暴地喝令他闭嘴了。
在会见王晓军的时候，我已经一再提醒他，在法庭上的发言要注意自己的法律人身份，注意法官能不能接受，但是他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现，令人万分失望，甚至觉得无耻。
公诉人问王晓军：“你和小英是什么关系？”他的回答是：“没有什么关系。”公诉人问：“你们在一起多次发生性关系，小英为你怀孕和流产两次，你们难道不是同居关系或男女朋友关系？”
王晓军的回答令人震惊：“我是被她强迫发生性关系的！”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我第一次听到有男人说，自己是“被迫”和某个女人发生关系的。这种辩解，令人无语。
在自行辩护的阶段，王晓军甚至说：“她该死，她死有余辜，她不死，我没有好日子过。只有她死，我才能过上好日子。我之所以没挣到钱，都是被她害的。她死了，我的生活才能重新开始。”
这是人说的话吗？这是一个法律人说的话吗？这不是在向法庭表明他的杀人动机吗？这样的话，不但恶毒，而且愚蠢。
我几次想顺手抄起桌上的东西砸向他，还是强忍住了。公诉人和法官面无表情，我却如坐针毡，芒刺在背。为这样的人辩护，我有苦难言，羞愧万分。我绞尽脑汁地寻找这个案子的证据缺陷，是不是在为虎作伥？
我只有气沉丹田，努力屏蔽来自王晓军的一切声音。视他为透明，我才可以在法庭上坚持下去。
我的辩护词经过反复推敲，既要指出证据存在的不足之处，又要避免“无罪”和“小英系自杀”的文字表述，分寸的拿捏花了我不少心血。
我说：就本案证据与《起诉书》的指控存在的冲突，与公诉人商榷，供法庭参考。然后从四个方面发表我的意见：
（1） 当事人双方身上都没有对方的血迹，小英的血迹集中在床头部位，说明双方没有发生肢体接触，还说明小英没有明显的挣扎和反抗。这一点与《起诉书》“故意伤害致死”的指控是冲突的。
（2） 小英死亡时趴在床上，而其受伤部位大多在身体正面，这一点与他杀矛盾。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他人从正面实施侵害，小英应当仰面倒下。如果是面对侵害者倒下，侵害者身上必然沾上小英血迹。同时，小英双手在胸前叠交，说明其死亡时没有进行挣扎和反抗，身体下找到的折叠刀可以说明，小英很可能双手握着折叠刀在自己胸前。（我回避了“自杀”二字）
（3） 房间隔音效果不好，但是隔壁房间的室友只听到吵架声，没有听到呼救和搏斗的声音，这一点，与指控也是矛盾的。
（4） 可能存在重要物证丢失的情形。因为作案工具的长度、提取位置和刀柄材质的描述存在重大差异，而且没能提取到任何指纹。我们要求出示原物。
为了说明我的辩护观点，我拿起面前的矿泉水瓶做示范，用折叠刀刺向水瓶，水瓶顺势倒下。然后我又让水瓶迎着折叠刀的方向倒下，水瓶里面的水流在我的手上。虽然还不是很形象，但是也可以印证我的观点。
公诉人的回应不是很有力。她提出：辩护人的观点大多是推断，而没有证据支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作案工具的误差不大，可以忽略不计。
我只有微笑。“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是基本原则。公诉人出现的这一处硬伤，即使我不指出来，在座的法官也心知肚明。刀具的长度经过了精确测量，怎么可能存在十多公分的误差呢？
我知道，这四处疑点是可以解释的。无非是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是巧合。世界上就是存在很多无法解释的巧合。现场的血迹可能就是一种巧合。室友没有听到呼救和打斗声，也许是他们恰好没有听到，也许是声音太小而没有听到。
第二，是侦查人员的工作失误。侦查的时候应当在现场和王晓军身上提取更多的血迹进行化验，而且还要考虑血迹被覆盖的问题。刀具长度问题，很可能是侦查人员现场勘验的笔误。
但是，无论是巧合，还是工作失误，“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在“程序正义至上”的国家，本案的结果必然是无罪。但是在中国的刑事审判中，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实体正义”。
我在辩护词的最后说：“辩护人对本案的辩护意见，并不代表辩护人对被告人人品的认可。谢谢！”
我的这句结束语，事后引起了很大争议。庭审结束后，旁听的两位同事认为，我这句话太感性，太不成熟，不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说出来的。他们认为我这句话违背了律师的职责。
但是，也有一些律师认为，王晓军在法庭上展示出的人格极其卑劣，辩护人对王晓军的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不是一回事，我的发言没有任何问题。
我的想法是：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如果不说出这句话，我会很难受。
作为辩护人，我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将证据上的疑点展示给法庭。我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
律师需要理性和冷静，但“理性”不是灭绝人性、“冷静”不是冷酷无情。当自己的当事人在法庭上说出那样无耻的话（被迫发生性关系、被害人死有余辜），作为他的辩护律师，我必须表明我的立场，和他划清界限，对他的言论表示唾弃。如果我的做法违背了律师职业道德，那么，这个职业道德是有问题的。
如果王晓军不是一名法律人，我还不至于那么愤怒。他在法庭上的言论，不仅仅羞辱了自己，也羞辱了全体法律人。我必须要有所表示。
原以为根据案件情况，根据王晓军拒不认罪、拒不赔偿的态度和法庭上的种种表现，公诉人会建议法庭从重量刑。没想到，公诉人的建议是：有期徒刑十到十五年。
我们原本以为是死缓，起码也是无期徒刑呢。公诉人给出的建议居然是起点刑！在中国当前的司法体制下，这已经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结果了。
所以，当法官征求我对公诉人量刑建议的意见时，我发自内心地说：“我代表自己，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表示感谢。”
我这句话同样引起了争议。我的同事说：“你应当要求对王晓军作出无罪判决。”也有同事说：“你应当要求法官在十年以下量刑。”
我不明白，律师在法庭上说真话，有那么难吗？
我明知道无罪判决不可能实现，而且我做的并不是无罪辩护（也不是有罪辩护），我一直在尽量回避“无罪”二字，当然不会在量刑阶段提出无罪判决的要求。至于“十年以下量刑”，更没有法律依据。王晓军没有任何减轻处罚的情节，我要求法庭在十年以下量刑，反而会让人质疑我的专业水准。
庭审结束，我和公诉人互相微笑示意。然后收拾桌上的材料，离开法庭，再也没有看王晓军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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