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从“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此后直至灭亡的150年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一直是影响朝政的两大痼疾，历任统治者为此头痛不已，期间虽多次治理打压，但反反复复，都以失败告终。
唐顺宗永贞年间，为加强中央集权，挽救日益衰弱的大唐王朝，唐顺宗和他的亲信开展了一次以削弱藩镇势力、抑制宦官专权、革除政治积弊为主要目的的复兴变革运动，史称“永贞革新”。在反对派的猛烈反扑下，改革只进行了5个月，就以皇帝提前逊位、改革派被贬流放而残遭失败。
这次革新运动虽然历时较短，但因为这场改革是中晚唐第一场针对性强、兴利除弊的变革运动，且牵扯到当时的一些文学名人，并对唐朝中后期的政局、走向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倍受后世关注。
安史之乱形象图
上千年来，人们对这场改革的态度褒贬不一，特别是对改革的性质、参与改革的人物评价、改革失败的原因及影响，是非争议不断。
比如，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称赞永贞革新“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
而同时期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韩愈称这次改革是革新党派“小人乘时偷国柄”，极力诋毁这次改革。
对于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二王八司马”（王叔文、王伾、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十人），有人称其为政治家，有人称其为“邪名古今”“逐臭市利”的投机权贵。
永贞革新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通过分析这场政治变革发起的历史背景和改革成效、失败原因，可以大体了解它为什么会从一场兴利除弊的革新运动，变成了一群投机政客的名利角逐。
柳完元
一、永贞革新是一场兴利除弊、顺应形势要求的政治变革
唐朝从安史之乱后，内忧外患一直不断。内部，宦官专权干政，严重削弱了皇权；外部，藩镇势力逐渐形成、不断坐大，对国家稳定构成威胁。
唐顺宗即位前，做了26年太子。其父唐德宗李适在位后期，国家面临内忧外患：
藩镇势力逐渐坐大，暗流涌动，对国家稳定构成威胁。唐顺宗做太子期间，因为藩镇叛乱，多次跟随父亲唐德宗李适外逃避乱、平叛，深知藩镇势力的危害。德宗前期曾大力削藩，但后来随着吐蕃的入侵，又需要藩镇势力抵御，于是对藩镇开始姑息，导致藩镇势力不断壮大。
宦官专权干政，严重削弱了皇权。唐德宗在平定藩镇作乱中，开始不信任朝臣，转而宠信宦官，开了宦官掌典禁军的制度先河。宦官把持禁军后，地位越来越高，开始参与朝政，干权乱政，导致皇权衰弱。
德宗后期朝政腐败、政风日下，导致民怨日深。李适执政初期，政治清明，任贤用能，国家一度出现复兴迹象。但后期热衷敛财，加重赋税，且宠信宦官、奸臣，致使贪腐成风，朝政混暗。
比如，当时的宫市、五坊（皇宫内的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宦官，经常借为皇宫采办物品、捕捉贡奉鸟雀为名，在街市上公开抢掠、讹诈，强索强取，百姓苦不堪言。“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资治通鉴》）
安史之乱形象图
地方官吏除了上交赋税，还要额外向皇宫进奉钱物，有的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官吏们以进奉为名，大肆搜刮民财，贪污受贿，政风腐败。
对朝廷面临的这些弊政，唐顺宗即位前就有所了解。做太子时，曾建议德宗罢奸佞，任贤能，颇受好评。韩愈称其“顺宗在东宫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
唐顺宗“慈孝宽大，仁而善断。”（《旧唐书》）做太子期间，他就和宠信的两个东宫侍读王叔文、王伾经常谈论时政，并聚拢了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远、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一班官员，议论民间疾苦和政治积弊，
即位后，准备充分、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唐顺宗，很快就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韦执谊为宰相，柳宗远、刘禹锡等东宫集团成员全部提拔，形成以“二王刘柳”和韦执谊等为核心的革新党派，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罢除宫市和五坊小儿，不许宦官假借皇宫之名外出采购；
取消官吏向皇帝进奉，下令禁止正税之外再征苛捐杂税；免除百姓所欠的各种租赋、钱粮；
罢免宫廷医工、相工、占星等冗官42人；释放后宫宫女300人及教坊女妓600人，节省财政支出。
贬谪贪污残忍、民愤极大的京兆尹李实，为无辜被贬的正直之臣陆贽、阳城平反。
任命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使，韩泰为行军司马，意图收回宦官军权；
拒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要求兼管剑南三川的要求，抑制藩镇势力。
唐德宗和唐顺宗
二、永贞革新是一场朝廷失控、被投机政客变成名利角逐的失败改革
从改革内容看，永贞革新直指腐败政风、宦官专权、藩镇势力等朝政痼疾，无疑是利国利民、兴利除弊的变革良药。但改革仅仅推进了不到五个月，就在反对势力的反扑下，中途夭折，最后，唐顺宗被迫下诏逊位太子李纯，历时146天的永贞革新正式失败。
参与改革的首要人物“二王”——王叔文遭贬后被赐死、王伾被贬后病死；韦执谊、柳宗远、刘禹锡等八名核心骨干，皆被贬为边地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的失败，原因多多，如顺宗病重、难以提供足够支持；反对派的阻力；时弊积重难返，等等。其中，革新派能力不足、私心太重、过于急进是导致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面对改革阻力，革新派能力不足，缺乏应对策略。改革，难免会触及不同阶层的利益，遇到困难和阻力。永贞革新涉及削弱藩镇势力、抑制宦官专权等朝政痼疾，自然不会一帆风顺。
以“二王”为首的革新派虽然筹谋已久，但受政治眼光、自身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没有充分预计到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没有相应的应对预案，致使改革遇到阻力时，束手无策。
比如，在计划收回禁军兵权时，虽然任命了革新派人物范希朝和韩泰接管禁军，但各禁军首领在当权宦官的授意下，拒不交出兵权。范希朝和韩泰到任时，将领连面都不朝，王叔文却无计可施。“范希朝至奉天，诸边将避而不见。韩泰白叔文，计无所出”。（《顺宗实录》）收不回宦官的军权，抑制宦官专权就是一句空话。
唐朝藩镇势力不断壮大
革新派贪图权势，借改革之机贪财图势，将改革变成了名利角逐场。永贞革新的发起者虽然是唐顺宗，但顺宗即位前已经患中风，口不能言。只能委托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东宫集团核心骨干——“二王八司马”。
但这些骨干中，良莠不齐，特别是“二王”，既没有真才实学，又品质低下。史载，王叔文出身一般，略知诗书，喜欢谈论治国方略，因棋艺精湛得任太子侍读。“以棋待诏，粗知书，好言理道。德宗令直东宫。”（《旧唐书》） “叔文贱时，每言钱谷为国大本，将可以盈缩兵赋。可操柄市士。”《新唐书》——还没得势时，他就非常看重钱财。顺宗任太子时，名臣韦皋就曾上书顺宗：“叔文奸佞之徒，侮弄朝政，姿其胸臆，坐致倾危。伏望殿下斥逐群小，委任贤良。”（《资治通鉴》）由此可见，其人声望低下。
而另一重要人物王伾也是低下出身，以善于书法而被安排为太子侍读，受到顺宗宠信。
由于深得顺宗信任、倚重，顺宗即位后，迅速成为权势熏天的权势新贵，手握革新大权后，更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其私心逐渐暴露。
唐顺宗像
他们当权后，把改革当成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随意提拔自己的亲信家人，亲近之人只要有人说“谁可以做某某官，不过一两天就会得到任命。“二王八司马”等革新派人员的门前，送礼求官的骆绎不绝。特别是“二王”门前，有的为了求见，夜晚都得花一千钱住在附近，才能排上号。
史载“其党或言曰：某可为某官，不出一二日，辄已得之。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如马市。”（《资治通鉴》）
王伾贪财受贿，更是到了变态的地步，他专门做了一个大箱子装钱，钱箱只留一口，只能进不能出，夜里夫妻二人直接睡在上面。
他们还整天聚在一起,互相吹捧,互称对方是伊尹、周公、管仲、诸葛亮。
革新派的轻狂傲慢、专横弄权、贪财逐利,令正直朝臣无不鄙视，大大损毁了自身形象，也为改革的推进带来了压力。宰相贾耽,历经三朝，时人称为淳德君子。他看不惯王叔文之流小人得志,就告病辞职,另一位宰相郑珣瑜也称病回家，以表示不愿同意合污。他们本是中间派，他们的归隐，使本就名望不足的革新派失去了争取中间派支持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改革的阻力。
革新派动作过激，产生内讧，加快了革新运动的失败。革新集团贪财图势，自损形象，不但令中间派避之甚远，连他们的同党都觉得看不下去，于是内部开始分化，逐渐产生内讧。
韦执谊被贬病死海南
韦执谊是出身、名望最高的革新派成员。改革之初，对王叔文的安排部署言听计从。但随着革新派专权跋扈、声望日下，就有意无意地与革新派保持距离。对一些事情的处理，开始提出不同意见。
比如，官员羊士谔看不惯王叔文的姿意专横，就公开指责。王叔文大怒，马上让人逮捕羊士谔，并扬言处斩。韦执谊劝阻，王叔文又大骂韦执谊，甚至扬言连韦执谊一块处斩，使革新派内部逐渐分裂。
革新派在改革中，不顾实际，急于求成，导致树敌过多。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曾托刘辟求取掌管剑南三川，话说得很委婉，王叔文听后当即要处斩刘辟，吓得刘辟落荒而逃。
后来，当权宦官俱文珍联合韦皋等地方节度使，以顺宗体弱、过于劳累为由，共同奏请顺宗早立太子，分担朝政，以图抑制王叔文等人的权力。但王叔文贪图权势，担心立太子后会受到制约，就极力反对。
王叔文等革新派人物
顺宗自知身体越来越差，也有册立太子之意。王叔文的反对，令他不满，于是开始逐渐冷落王叔文，并迅速立其子李纯为太子。其后不久，俱文珍又假传诏令，免除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职务，使其不能进入宫禁参与机要。“内官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旧唐书》）后经王伾一再请求，才允许其三五日入朝一次。
此时，其母亲去世，自知大势已去的王叔文不得不辞职服丧。为了彻底打击革新派，时隔不久，宦官与藩镇又联合施压“请权令皇太子亲监庶政”，公元805年七月，即位仅半年的顺宗被迫令太子监国。八月，顺宗禅位，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
宪宗即位，有拥立之功的宦官集团马上对革新派展开清算。“二王”同时被贬，其他八人均贬为边地司马，轰轰烈烈、历时146天的永贞革新以失败告终。
三、永贞革新是一场弊大于利、对中晚唐政局产生深远影响的改革
永贞革新是唐朝中后期第一次针对藩镇势力和宦官专权的政治改革，虽然其针对性强，切中时弊，理论上利国利民，但由于改革者的操作不当，致使改革昙花一现、半途而废，成效大打折扣。
唐朝宦官形象
后世对这次改革非议颇多，总体上呈现前贬后褒之势。特别是自明末清初以来，对改革的赞扬占了主流。但结合当时和其后对唐朝政局的影响，这是一场主观良好、成效有限的极为失败的政治变革，某种程度上看，弊大于利——
其一，藩镇势力更加猖獗。改革之初，藩镇势力虽然坐大，但并没有公开割据，名义上还是服从朝廷。但革新派对藩镇的打压，不但没有动摇藩镇势力的根基，反而加剧了朝廷和藩镇的矛盾。宪宗即位不久，西川节度使刘辟就公开反叛。几年后，淮西节度使、淄青节度使也先后反叛。宪宗李纯重用贤良，才将叛乱平定。
其二，宦官干政更为猛烈。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因为拥立宪有功，更加骄横跋扈。不但继续掌管禁军，而且广泛参与朝政，甚至把持皇帝废立。宪宗以后直至唐亡，有两个皇帝死于宦官之手，八个皇帝由宦官废立。以打击宦官权势为重要目的的永贞革新，反而把宦官集团推上了权力顶峰。
其三，朋党之争更加激化。顺宗朝以前，朝廷中就有朋党之分，但并没有表面化、公开化。永贞革新期间，王叔文为首的寒族新晋权贵，结党营私，互相唱和响应，提拔亲信同僚，打压官僚士族集团，使寒族集团与士族官僚集团的矛盾更加尖锐激化，朋党之争正式形成，并愈演愈烈，延续到宪宗时期，更是爆发了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严重影响了朝政。
（参考资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