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李钟琴
《论语》记录了孔子对管仲的三次评价，这三次评价都是针对具体问题而论的，因此各有不同之处。
孔子第一次评价管仲，出现在《论语·八佾（yì）》：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俭乎？”
曰：“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
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diàn），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这次话题是由孔子引发的。他先是慨叹：“管仲的器量狭小得很啊！”于是有人不理解，以为“器小”指管仲生活节俭、小气，便问孔子：“管仲节俭吗？”孔子回答说：“管仲有三归之家，他手下的人员从不兼差，怎么能说是节俭呢？”那人又问：“那么，管仲懂得礼节么？”孔子说：“国君宫殿门前，立了一个塞门，管仲也立了个塞门；国君设宴招待别的国君，在堂上有放置酒杯的反坫，而管子也有反坫。如果说管仲懂得礼节，那谁不懂礼节呢？”
这里提到的“三归”、“反坫”，即《史记·管晏列传》所谓“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三归”是什么呢？历来众说纷纭，各种解释有十余种之多。有学者解释为三座府第，有的解释为三个封邑，有的解释为娶了三房老婆，有的解释为三座高台……根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使子有三归之家”的语句，解释为三座府第似较合理。“反坫”指大堂的两柱之间用来放置酒器土台。按照周礼，诸侯才能有反坫，管仲是大夫，不应享有这个待遇。
在这段对话中，孔子批评管仲器量狭小、生活奢侈、不知礼节。孔子是个特别重视礼节、坚守等级秩序的人，对违反礼制的人和事特别反感。礼制规定只有国君才有资格观看八佾之舞（一佾为八人，八佾共六十四人），而鲁国大夫季氏在家中观看八佾之舞，孔子听说后气得大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这简直与犯上作乱差不多了。所以，管仲作为一个大夫，却享用国君才有资格享用的“三归”、“反坫”，在孔子看来是不可容忍的。由管仲生活奢侈、不知礼节，进而推论管仲“管仲之器小哉”。这个“器小”，可解释为器量狭小，也可解释为器宇狭小、格局狭小。
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认为，孔子批评管子“器小”，可能是因为管子不能辅佐齐桓公实行“王道”，却仅仅满足于“称霸”。南宋大儒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进一步解释说：“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意思是管仲格局狭小，不懂圣贤之道，不能通过增强自身修养辅佐齐桓公以德服人。“王道”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与“霸道”相对的一个概念，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王道”是儒家汲汲追求的政治理想，希望通过仁义和礼制以德服人，从而实现天下大同，而不是通过武力使别人屈服的“霸道”。
孔子第二次评价管仲，见于《论语·宪问》：
或问子产。
子曰：“惠人也。”
问子西。
曰：“彼哉彼哉！”
问管仲。
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这一次，有人问孔子对三个人的看法。那人先问郑国的大臣子产怎么样？孔子说：“子产是个宽厚仁慈的人。”那人又问郑国的大臣公孙夏（字子西，子产的族兄）怎么样，孔子说：“他呀！他呀！”表示不屑评价。那人又问管仲怎么样，孔子说：“这个人啊！他剥夺了齐国大臣伯氏的三百户封地，使伯氏只能吃糠咽菜，却至死没有怨言。”朱熹《论语集注》解释道：“人也，犹言此人也。伯氏，齐大夫。骈邑，地名。齿，年也。盖桓公夺伯氏之邑以与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穷约以终身而无怨言。”朱熹认为是齐桓公剥夺了伯氏的三百封邑，旨在说明此事与管仲无关。而伯氏因为心服管仲的功业，虽穷困潦倒却终身无怨言。但《论语》原文中，问者问的是“管仲这个人怎么样”，孔子的回答自然是针对管仲，并未涉及齐桓公。一个“夺”字，说明管仲剥夺伯氏封地，似乎并不那么名正言顺。
孔子第三次评价管仲，也见于《论语·宪问》：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诸候，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欤）？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候，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此次评价，由孔子的学生子路引发。子路说：“齐桓公杀了他哥哥公子纠，公子纠的师傅召忽因此自杀，但管仲作为公子纠师傅却活着。”接着问道：“管仲是不是不仁义啊？”
孔子回答说：“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间的会盟，却没有通过武力，都是管仲的作用。这就是他的仁义！这就是他的仁义。”
孔子的学生子贡仍不理解，又问：“管仲不是仁义之人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但不以身殉主，还去辅相齐桓公。”孔子道：“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人民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惠。假若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向左边开着衣襟，成为野蛮之人了。难道要求他像凡夫俗子那样守着小节，在山沟中自杀而默默无闻吗？”
这一回，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则完全是正面的。子路与子贡问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即管子没有殉主而死，反而做了仇人的臣子，这种行为算是仁义吗？按照礼制，殉主是值得赞美的高尚行为，所以孔子回避了管仲没有殉主这个问题，而是从大处着眼，摆出了管仲的功绩，说明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大节，是最大的仁义。
孔子对管仲的这三次评价，第一次是直言不讳地批评；第二次言辞委婉，意在言外；第三次则是高度评价。怎样理解孔子对管仲的三次不同评价？因为管仲生活奢侈、不知礼节，孔子便骂管仲“器小”，朱熹解释说，这是由于管仲没有辅佐齐桓公“致于王道”。但孔子第三次评价管仲时，却盛赞管仲辅佐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朱熹引杨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盖非王佐之才，虽能合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称也。”
或许，孔子对管仲的严厉批评，可能发生在孔子年轻时期。此时的孔子年轻气盛，看问题尚不全面，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第二次评价之时，孔子的性情平和了许多，因此评论人物点到为止，不把话说死；第三次评价之时，孔子大概已届古稀之年，历经种种坎坷，知人论事更加理性、宽容，从而从大处着眼，注重考察历史人物的大节和历史贡献，而不拘泥于小节。毕竟，与管仲的赫赫功业相比，其奢侈、不知礼，仅是小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