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都被爱和怀念折磨得要死

Francis Gruber | Les malheurs d'amour (1937)

自天而降的？从地面升起的？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时一个巨大而模糊的东西，一个女人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用太阳一样明亮的眼睛盯着我。整个形象如浩瀚的原始体，一切都超越了人类目光所及的限度，因为它的轮廓消失在空间，看上去厚厚的东西却往往是种透明体。我傻愣愣的，什么也说不出，甚至连呼喊一声也不能。但是，过了会儿，短促的一会儿，我问她是谁，叫什么名字：昏厥中的好奇。

“我叫大自然或潘多拉，我是你的母亲和敌人。”

听到这最后一个字，我惊诧地往后一退，那个女人形象发出一声大笑，笑声在我们周围所产生的效果犹如一阵飓风。植物弯曲了，一声长长的呻吟打破了空间万物的沉寂。

“不要害怕，”她说，“我的敌意不会致人死命，特别是对于坚强的生命。你活着吧：我不想制造一场新的灾难。”

“我活？”我问道，我将指甲掐进手掌，似乎是想证实我的存在。

“是的，蛀虫，你活下去。不要担心丢掉那件破衣，即你的骄傲。你还要体验几小时痛苦的面包和贫困的酒浆。你活下去：即使成了疯子，你也要活下去；如果你的意识能够恢复少许理智，你将说愿意活下去。”

说完，她的眼中伸出手臂，抓住我的头发，像牵一根羽毛一样，将我拉到空中。只有那时我才凑近看清她那张巨型的脸。没有更平静的神色，没有任何剧烈的抽搐，没有任何憎恨和可怕的表情；唯一的、全部的、整个的面目是自私的麻木不仁、永恒的置若罔闻和无动于衷。暴怒，如果她有的话，也深深地锁在了心中，同时在这张表情冰冷的脸上有种混合着力量与活力的青春的神态，在它的面前，我感到自己是生物之中最孱弱、最苍老的。

“理解我吗？”在相互审视一会儿后她说。

“不。”我回答，“我也不想理解你；你是荒谬的，你是神奇的，我在做梦，肯定。或者，如果我真的疯了，你也只不过是个癫狂的概念，也就是一种无用的东西，当失去了理智后，它即变得无法支配也无法触摸。大自然，是你？我所知道的大自然只是母亲而不是敌人；它不将生命变作灾祸，也不像你一样，带着一脸漠然的苦丧相。你为什么又是潘多拉？”

“因为我的盒子里装着善与恶，而其中最大的，便是人类的希望和安慰。你发抖吗？”

“是的，你的目光使我迷惑。”

“这可能；我不仅是生命，也是死亡，而你马上就要将我借给你的一切归还予我。伟大的浪子，虚幻的逸乐在等待着你。”

当这句话像雷一样在那辽阔的峡谷回荡时，我似乎觉得这是我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我似乎感到自己突然分崩离析。于是，我向她射出祈求的目光，请求再活几年。

“可怜的匆匆流逝的时间！”她高呼，“为什么需要再活那么一会儿？为了先吞噬，而后被吞噬？你还没有厌烦人间的戏剧和斗争？你十二分地理解我所给予你的一切包含着最小的邪恶，或最少的悲凉：天之黎明、黄昏之忧伤、夜之宁静、大地之面貌，我所拥有的最大的财富。你还需要什么，高贵的白痴？”

“除了生存，我对你再无所求。若非你，谁能将这种生命的爱投入我的心中？既然我爱生命，你为什么自食其言，将我杀死？”

“因为我已不再需要你。流逝的瞬间对时代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未来；未来的瞬间是强大的，是宜人的；假若它本身带来了永恒，那也就带来死亡；它似乎与时代一样，但时代总是继续生存着。自私，是你说的？是的，自私，我没有其他法则。自私、生存。美洲虎吃掉牛犊，因为美洲虎认为它应当活着，而牛犊越嫩越好：这是普遍法则。上来吧，请看。”

说完，她将我提到山顶。我的目光俯视山坡，透过雾气，久久地凝望着远方唯一的东西，请想象一下，亲爱的读者，时代之微缩，所有时代的展现，所有的种族，所有的追求，纷乱的帝国，充满欲望和仇恨的战争，人类和物质的相互毁灭。那就是呈现在眼前的景象，严酷和令人好奇的景象。人类和大地之历史的紧凑性无论是想象还是科学都是力所不能及的，因为科学较缓慢，想象又较空泛，而我在那里所望到的是所有时代的生动浓缩。要描绘这种浓缩，大概需要将闪电固定住。纷乱的时代匆匆而过，尽管昏厥者的眼光是异样的，我仍看到了从我眼前掠过的一切──灾难与逸乐，从称之为胜利的东西直到称之为穷困的东西；我也看到爱加剧了贫困，看到贫困加重了虚弱。于是便产生了凶残的贪婪、膨胀的愤怒、红眼的妒忌、被汗水浸透的锄与笔、欲望、饥饿、傲慢、惆怅、财富、爱情，这一切强烈地摇撼着人们，直到将他们像破布一样撕碎。邪恶的形式是多样的，它忽而嚼噬肉体，忽而吞噬心灵，在人类的周围永远以丑角的形象出现。有时，痛苦也会减轻，但这是麻木不仁的结果，而麻木不仁是一种无梦的酣睡；或由于逸乐，而逸乐是一种变态的痛苦。于是，人，灾难深重而又不驯服的人，便在事物的面前奔跑，跟着一个模糊和野蛮的形象，一个由碎片组成的形象──一片无法触摸，另一片无法考证，还有一片是无形的；然后用想象的针将脆弱的碎片缝在一起；而这个形象──只不过是虚幻的幸福──或永远逃离你，或被衣襟兜住；于是，人便将它搂在胸前，而它却在嘲笑，像幻影一样消失。

Nikolai Ge | On the Mount of Olives (1869 - 1880)

当目睹了如此多的灾难之后，我无法抑制痛苦的喊叫。大自然或潘多拉听到了它，既不抗议，也不笑；不知是什么大脑故障作怪，我却笑了起来──一种无节奏的痴笑。

“说得好，”我说，“这是一种消遣，消遣有其价值──可能是无聊的，但总是有价值的。约伯诅咒他的生日，因为他有种俯瞰奇观的欲望。我们到那里去吧，潘多拉，打开肚子，将我消化；这是种消遣，请将我消化。”

得到的回答是强烈地迫使我向下望去，望着那不停急速喧闹着闪过的时代，望着那一代新人换旧人；有的忧伤得像希伯来囚徒，有的喜悦得如康茂德 [2] 的逸乐民，他们都准时来到墓地。我想逃跑，但一种神秘的力量阻挡住我的脚；于是我自语道：“好啊，时代在流逝，我的时代也会到达，会流逝，直到最后一个向我解开永恒之谜的时代。”我凝神而视，继续望着到达和过去的光阴。我平静而坚定，不知是否高兴，可能是高兴的，每个时代都带来它的阴暗与光明，冷酷与斗争，真理与谬误，带来它的习惯、新的意识和新的幻觉，春天的青翠便在其中萌芽，然后变黄，继而又返青。随着生命的这种严格的步调，产生了历史和文明；而人，赤裸裸的和手无寸铁的人，也就武装起来，穿戴起来，建起茅草房和宫殿、原始的村庄和百门之城底比斯 [3] ，发展了研究科学、崇高的艺术，成了演说家、机械师、哲学家，漫游世界， 深入地腹，升入云端，共同建造产生生活的需要和孤独的忧伤的神秘大厦。我那恍惚和茫然的目光终于看到当代的来临，它的背后便是未来。它行踪敏捷、矫健、欢跃、自信，有点散漫、大胆、聪慧，然而到头来它是那样可怜，像过去的一样。当代过去了，接踵而来的时代也过去了，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单调。我瞪大了眼睛，凝神而视，终于看到了最后一个时代──最后一个！但它的前进速度是那样快，快得连思维也跟不上，思维的瞬间便是一个世纪。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物质发生变化；有的增大，有的变小，有的消失在空间，雾霭掩盖了一切— 除了将我驮来的河马。然而，它也开始缩小、缩小、缩小，直到变得像一只猫那样大小。的确是一只猫。我仔细地看它，是我的猫苏丹，正在卧室的门口玩弄一个纸球……

[2] 罗马皇帝（161—192），以残暴著称。

[3] 埃及古代尼罗河畔的古城。

一八一四年的风流事

不简单地讲一下一八一四年的一桩风流事，我很难继续写下去。那年我九岁。

我出生的时候，拿破仑已经趾高气扬，威震四海。他已当了皇帝， 并得到人们的一致崇敬。我的父亲本想说服其他贵族接受这一点，最后却自己说服了自己，对拿破仑产生了一种纯粹是心理上的仇恨，这便成了我们家庭激烈争吵的原因，因为我的叔父若昂不知是出于阶级感情还是职业的同情心，就像崇拜领袖一样宽容了独裁者的一切，而我的神父叔父是个坚定的反暴力者。其他的亲属各占一边，于是发生了辩论和争执。

拿破仑第一次倒台的消息传到里约热内卢，自然在我们家中引起剧烈震动，但没有任何谩骂或嘲弄。失败者目睹了群众的欢腾场面，彬彬有礼地保持着沉默，有的甚至鼓起了掌。热情、兴奋的群众对皇室所表示的同情不加仇视。到处是张灯结彩、礼炮齐鸣，赞美诗、游行、欢呼。在圣安东尼纪念日的那一天，我的教父送我一柄小剑；说实在的，我对小剑的兴趣比对波拿巴倒台的兴趣更大。我从未忘记这种现象，我永远认为我们的小剑比拿破仑的剑还大。请注意，我生前听过许多演讲，读过许多激进的伟大思想和言辞，但不知为什么，在我口中喝彩的深处，曾荡起过这种世故之人的念头。

“你去吧，你只想着小剑。”

我的家庭不满于默默无声地分享大众的欢乐，认为应该，也有必要用一个晚宴庆祝皇帝的废黜，那一晚宴的欢呼声最好能传到殿下，至少是他的部长们的耳朵里。事实正是如此。我的祖父路易斯·库巴斯传下来的所有古老的银器都用上了，佛兰德的餐巾和印度的大花瓶，宰杀了一只阉羊，在阿茹达女修道院订购了糖果、甜食，洗刷、擦净了厅堂、台阶、烛台、烛柱、巨大的玻璃喷水管──全部古典豪华的器具。

时间一到，一个精心选举的社团聚集在了一起；法官、三四个军官、几个商人、文人和公职大员；有的带着妻儿，有的没带，但所有的人都希望将对波拿巴的怀念埋进一只火鸡嗉子。不是一次晚宴，而是一次颂诗会──在座的一位文人大概就是这么说的。维拉萨博士是著名的诗人，他将艺神的美味添加在家宴的菜肴中。我还记得，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清楚地记得他站起身，披着长长的假发，穿着丝质外套，手指上闪着宝石，请我的神父叔叔跟他念一个字谜。念完，他两眼盯着一个妇女的前额，然后咳嗽着，举起右手，紧紧握着，伸出食指，指着天花板。他就以这么一副姿势，对字谜进行解析。谜底不是一个，而是三个。然后他指天发誓地说能解出无数个谜底。他请别人出字谜，一出口，他立即便填上谜底，马上又要求另一个、另一个，以至在座的一位女士无法抑制她的惊叹。

“夫人这样说，”维拉萨谦虚地说，“是因为你没有像我一样曾于本世纪之交在里斯本听过波卡热 [1] 解谜。那才叫绝！不费吹灰之力！多美的诗句！在尼科拉咖啡店里，我们曾在喝彩声中较量过一两个小时。波卡热才华横溢！前几天卡达瓦尔侯爵夫人 [2] 曾对我这样说……”

[1] 波卡热（1765—1805），葡萄牙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生活放纵。

[2] 葡萄牙侯爵世家，与皇族布拉冈萨联姻。

最后这个十分强调的名字在整个会场引起了羡慕和惊奇的震动。的确，这样一个和善、质朴的人，除了同诗人吟咏外，同侯爵夫人也能搭上话！波卡热和卡达瓦尔！同维拉萨在一起，贵妇们感到体面，男人们刮目相看；有的人妒忌，不少人疑惑。而他却旁若无人，堆积着一个又一个形容词，一个又一个副词，用“独裁者”和“篡权者”押着所有诗章的韵脚。饭后甜食上来了，无人再有进食的欲望。在猜谜中间休息时，洋溢着愉快气氛和酒足饭饱后的空谈。柔和、激动或活泼、热情的目光从摆满甜食和水果的桌面的一边徘徊或跳跃到另一边。这里是成片的菠萝，那里是成块的西瓜，水晶盘里是蛋黄色的细椰丝点心，在芝士和洋芋旁边还摆着褐色、黏稠的蜜糖。一种欢乐、柔和、畅快的笑声──家庭的笑声──不时打破宴会严肃的政治气氛。在大家共同的巨大兴致中，也弥漫着微小的、个人的兴致。姑娘们谈论着流行的钢琴伴唱，胖太太们少不了要跳八组舞，这是为了显示她们美好的少女岁月曾是多么消闲。我身旁的某君正向另一个人提供黑人即将到达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他从罗安达的来信中得知的。侄儿在一封信中说已经达成一笔四十名的交易，另一封信中说……信正好在他的口袋里，但在那种场合他无法宣读，但他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一次来的黑人至少有一百二十余名。

“啪…… 啪…… 啪……”维拉萨拍着手掌，喧哗突然停止，像乐队的一个停顿，所有的目光转向猜谜者。远处的人将手放在耳后，合成蚌壳形，以免漏听任何一句话。在猜谜开始前，大多数人都已流露出欢迎、专注、天真的微笑。

Aldo Mondino | Turcata (1998)

而在场的我，无人理会，被人忘却，我贪恋的是我所喜欢的糖果。每结束一个谜语，我总感到很高兴，希望是最后一个；却不是，饭后甜食仍然无人动一下，也无人想起为此张罗。我父亲坐在案头，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来宾的兴味，审视着一张张喜悦的脸庞、菜肴、点心、鲜花，为一顿美餐在性格迥异的人之间产生了友爱而感到欣慰。我发现了这一点，因为我的目光从甜食转向他，又从他转向甜食，像是恳求他让我吃一点。但这是徒劳。他什么也没看见。他只看到自己。谜语一个接一个，像是不断的水滴，迫使我收回欲望和恳求。我以最大的耐心忍受着，但耐心却有限。我低声讨要甜食，最后，我大叫起来，咆哮起来，用力跺着脚。如果我要求，连太阳也会给我的父亲召来一个奴隶为我拿甜点心，但晩了。姑母埃梅伦西娜已从椅子上弄走了我；不管我如何呼喊和挣扎，她还是将我交给一个女奴。

猜谜者的罪行不是别的：耽误了我的甜食并将我赶走。我真想策划一种报复，无论什么样的，但要厉害和出色，能在某种程度上出他的丑。幸亏维拉萨博士是个严肃、小心、谨慎的人。他四十七岁，已婚并做了父亲。无论是纸屑还是假发，我都不感兴趣；应该用更坏的手段。下午以后的整个时间，我都在盯着他，在众人散步的花园跟着他。我见他同军士长多明盖斯的姐姐欧塞毕亚搭上了话。这个健壮的老姑娘，若她算不上美的话，也不能说丑。

“我很生你的气，”她说。“为什么？”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的命运……有时我想还是死了的好……”

他们进入一个小丛林。已是黄昏时分，我跟上了他们。维拉萨的眼中放着酒意和逸乐的火花。

“让我走吧。”她说。

“谁也看不到我们。死，我的天使？这是什么念头？你知道，我也要死的…… 刚才我说的什么？…… 我每天都被爱和怀念折磨得要死……”

欧塞毕亚将手帕放在眼上。猜谜人搜肠刮肚要寻找一句文绉绉的话，而且真的找到了，后来我发现是“犹太人” [3] 的一个剧本中的话：

“你不要哭，我亲爱的；不要希望一天有两个黎明。”

[3] 指葡萄牙著名喜剧作家安东尼奥·达席尔瓦（1705—1739），以信奉犹太教罪名被判火刑。

说完，他将她拉向自己，她稍稍挣扎了一下，便顺从了。脸贴在了一起，我听到轻轻的一声吻，一声最可怕的吻。

“维拉萨博士和欧塞毕亚太太亲嘴了！”我边喊边在花园中跑。

我的呼喊犹如一声爆炸。大家惊呆了，互相对视着，悄悄地、暗暗地笑着。母亲们拉走了女儿。我的父亲扭住我的耳朵，虽然只是做个样子，但对我的冒失却真的生了气。但在第二天午饭时，他又想到此事，便笑着揪揪我的鼻子说：“呵！淘气鬼！呵！淘气鬼！”

选自《幻灭三部曲》，后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1

|马沙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1839-1908），巴西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只上过小学，自学掌握了法语、英语、德语和希腊语等。一生著作甚丰，涵盖诗歌、戏剧、评论、小说等领域，而奠定其文坛独尊地位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尤其是《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金卡斯·博尔巴》《堂卡斯穆罗》构成的“幻灭三部曲”。1896年，他创建了巴西文学院，并任院长。大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将他列入了“100位文学天才”榜单。

|译者简介：李淑廉、翁怡兰，均于1960年就读于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葡萄牙语专业，并在澳门葡文班进修两年；1965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后被调往外交部，在巴西大使馆及总领馆等处任职；1990年被调至深圳，后被外派智利。他们在学校中相识，工作中结为伉俪，合作翻译了《女奴》《富家女郎和她的情人》《幻灭三部曲》《卡斯特罗传》等多部葡语作品，还是国内最早一批翻译洛巴托作品的译者。

|译者简介：井勤荪，俄语译者，译著有《在音乐世界中》，其他译文被收录于《三人书简》《文艺论丛》及多种小说选本。

题图：cover of "The Posthumous Memoirs of Brás Cubas" (Published by Penguin Classics, 2020)

责编 | 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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