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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刘邦经楚汉大战之后完成统一大业建立西汉王朝，但由于前期作战艰苦，实力远不如项羽庞大，为拉拢人心，刘邦曾向将军们许诺，共图天下之后让他们裂地封侯，彼时的人们还没有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将来会和刘邦平起平坐，即平分天下，而“无情最是帝王家”，汉朝是我国促进大一统思想扎根的关键时期，藩王政治必将让路给封建大一统政权。
在吕后设计除掉楚王韩信和梁王彭越之后，汉军又平定了英布的叛乱，天下随即转入分封同姓诸侯王的“郡国并行”体制，不过地方诸侯拥兵自重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双方之间达成了“非刘姓不称王”的协定，而这也为之后的动乱埋下伏笔。
一、诛吕稳刘
吕雉在帮助刘邦铲除异姓王时可谓尽心尽力，无论手段多么残忍毒辣，毕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吕后借此也树立了不少威信，但其野心也昭然若揭，外戚势力干预朝政的戏码即将上演。
在异姓王被铲除，刘邦与世长辞之后，吕后摒弃了刘姓宗室，开始大肆分封吕姓族人，试图完成取代刘姓江山，这引发了刘姓诸侯王们的强烈不满。
各路诸侯以“清君侧”为名起兵进京勤王，而吕后死后，吕氏族人打算起兵对抗，奈何不是刘氏集团的对手，随着汉文帝即位，天下纷乱才勉强平息。
不过从这一次的勤王开始，就可以看出各路诸侯并不满足于现状，毕竟在权力诱惑之下，谁又能拒绝皇位呢？谁不想多谋取一份利益呢？各路诸侯的领地占据汉朝的半壁江山，对于汉朝中央的威胁可想而知。
二、文景盛世
汉文帝继位后，汉朝开始奉行黄老之术，主张宽刑惜民，国力得到很大积蓄，宽仁治国也让百姓得到休生养息，生产力的提高也使得汉朝出现盛世景象，不过长期奉行宽厚的治理原则，也让诸侯国逐渐脱离了中央的管控，尤其是军队的扩张完全成为私有化的产物。
文帝时期，中央就已经认识到削藩的重要性，不过文帝时期的削藩大多隔靴搔痒，只是通过安插皇子到地方担任封王以此牵制旧藩王，但没有触及到旧诸侯的核心利益和权柄，但到景帝时期，朝廷的削藩政策开始趋向激进，而这无疑引起了诸侯们的强烈反抗。
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对藩王进行大幅削弱，而藩王们自然不甘愿被削弱，于是便在吴王刘濞的带领下组成了“勤王军”。
景帝为了安抚众藩王，只得诛杀晁错以展示合谈之心，但哪料到众王就是为了推翻自己的统治而举兵，这是一场赤裸裸的谋反。
三、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爆发后，汉景帝迅速组织军事力量参与平叛，在周亚夫、窦婴等将军的运筹帷幄之下，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叛乱就被平定。
可见叛军内部并不齐心，天下重归中央控制，汉景帝趁机收复藩王手中大片领地和人口，撤封六国，将藩王势力牢牢限制在掌控范围内。
自此，汉朝延续三代的郡国并行体制已经名存实亡，郡县制逐渐取而代之，而一些藩王的权利要小于郡县，成为了只有待遇，没有权力的虚名，不过这也算是给刘氏留下了些基业。
四、力行推恩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思想方面的集权政治，针对当时势力已不及郡县的藩王，主父偃向武帝提出“推恩令”。
即不限于长子继承诸侯的领地，其余子孙皆可靠荫庇继承领地，这一思想与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如出一辙，旨在加强诸侯内部掣肘。
推恩令实施之后，中央集权政治得到巩固，诸侯的势力范围久而久之逐渐被分割甚至堙灭，这样做既完成了郡国并行到郡县制的过渡。
同时又保留了同姓封王在各地拱卫刘氏江山，而势力愈分愈小，诸侯只得寻求中央的庇护，在诸侯管理问题上中央占据了主动。
西汉是我国藩王政治向集权政治过渡的重要时刻，从异姓称王到“非刘姓不称王”，家族宗室的概念在封建王朝得到巩固，外戚势力的夺权也在西汉初期上演，为后世留下了警醒，而同姓藩王也并非就靠得住。
七国之乱爆发后，坐在皇位上的统治者深知，只有自身实力过硬，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想要实现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收回藩王手中的权力，而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发挥到巅峰的正是西汉雄主汉武帝刘彻，郡县制替代郡国并行制，是一种政治体制上的飞跃。
参考文献：《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