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研究三星堆文明多年，得到的一个基本认识是：要说清楚三星堆文明以及金沙文明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要打破司马迁建立的夏商周三代的相对历史年代框架。下面，我们就《史记》在年代学方面存在的问题略抒管见，请各位朋友批评。
众所周知，《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通史。它以五帝（黄帝、颛顼、喾、尧、舜）为叙事开端，继之以夏、商、周三个前后相承的朝代。这一线性的叙事框架自被司马迁建立之后，就成为了后世治史者所尊奉的标准年代体系，影响二千多年，直至今日。但是，仔细审查先秦史料和近百年来不断出土的各种新材料，我们就会发现有不少先秦材料无法用《史记》的年代体系来进行解读。今试举几例：
韩城司马迁像
（1）先秦文献常有“虞、夏、商、周”并提的记载。按照《史记》的叙事体系，我们很自然地会推断出，在夏王朝之前还有一个虞王朝。正是据此，历史学家杨向奎曾著文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随后，陈泳超、罗琨、江林昌等学者开始涉足于对虞代世系的编制。但是，检索历史文献，可以发现在《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所言多称“三代”，罕见“四代”之说（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最可注意的是《墨子·明鬼下》，说：
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
类似的记载还有《天志中》，说：
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
又《贵义》篇说：
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
显然，《墨子》是把虞、夏视为一代的，此为《史记》不可说者之一。
（2）《国语·周语下》太子晋说：
自后稷以来宁乱，及文、武、成、康而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厉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十五其不济乎！
以每代为25年论，则十五代为370年。以武王灭商之年即公元前1027年推之，则后稷脱离虞、夏集团大约在公元前1397年。众所周知，夏商周断代工程小组根据《史记》体系确定的夏代纪年始于公元前2070年，此为《史记》不可说者之二。
断代工程简本封面
（3）按《史记》三代相袭之说，夏为成汤所灭，夏商周断代工程小组将克夏之年定为公元前1600年。而《国语·周语下》太子晋却说：“有夏虽衰，杞、鄫犹在。”此言“虽衰”，不言“虽亡”，可知在春秋时期，有夏尚存，并未灭亡，此为《史记》不可说者之三。
（4）据《孟子·滕文公下》、《荀子·儒效篇》等记载，飞廉是商纣王时期的大臣。而《墨子·耕柱》的记载却表明飞廉与夏后开同时，此为《史记》不可说者之四。
（5）《墨子·非命下》说：“子胡不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这里把虞夏置于商周之后。又《离骚》说：“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九章·怀沙》说：“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也。”均把禹置于汤之后。楚辞的记述与《山海经》亦形成对应。刘歆称《山海经》为禹益时代之书，而《山海经》又记有成汤伐夏之事，可知刘歆并不以为汤在禹之后。此为《史记》不可说者之五。
（6）在《天问》里，屈原把舜的故事置于夏桀之后、商的先王先公之前，此为《史记》不可说者之六。
（7）根据李学勤先生的研究，清华简《楚居》记载，楚人先祖季连以盘庚孙女妣隹为妇，其孙为鬻熊。以《楚世家》里楚武王所说，鬻熊为文王师，这从时代来说是合适的。但按《大戴礼记·帝系》所载，季连年代又不能迟于虞夏之际，此为《史记》不可说者之七。
有此七不可说，则司马迁所建立的古史年代体系当值得我们重新审视。目前来看，真正对我国先秦史年代体系发出质疑的声音还非常少。顾颉刚在1923年发表的文章中曾指出，周祖姜嫄、商祖玄鸟，《诗经》中商周二族的祖先并不相干，并提出今人所熟知的大一统历史结构是战国时期才形成的。1936年，陈梦家在《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一文中提出“虞夏商为一系说”，认为夏商本为一个王系的分化。但是，由于受时代条件的限制，陈先生还无法对虞夏商的年代框架做出更多地系统性思考，因此该文在史学界没能引起太大的反响。
陈梦家先生像
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许多沉睡地下数千年的考古材料纷纷出土。人们惊奇地发现，像三星堆、金沙、城固、盘龙城、新干等许多与殷商时期相当的青铜文化无法在《史记》的年代体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尽管这些材料是如此重要，但大多数学者们面对这种情况时出现的反应却是认为这些考古文化可能失载了，而并没有想到《史记》的年代体系可能存在问题。
笔者在涉足三星堆研究之初，也并没有对《史记》的年代体系产生怀疑。但随着这几年来对整个先秦史年代框架的研究、整理，笔者愈加坚信，司马迁所整理出来的这套历史体系应该被重新审视和检讨。事实上，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在1994年于台北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国际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就曾明确宣布，传统中国史的先秦史部分已经失去权威性，“中国先秦史需要一个新的结构”。在晚年接受李永迪教授的访谈时，张光直先生再次强调“不要把三代只看成是三个文明线性的连续发展”，并建议用“三国”或“五代十国”的模式来研究夏商周三代。他解释道：
我想我们是可以用“三国”、“五代十国”的模式去理解夏商周。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考古学文化的相承关系，不过夏商周不应当是政治或文化上的孤岛。……“三国”、“五代十国”强调的是在某一段时间里，几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其中有纵向的传承，也有横向的互动。……我们现在对夏商周的理解仍然偏重于“唐、宋、元、明、清”式的思考模式，我认为即使到了周代，周王室对与他同时的其他政治实体仍不能做到完全统领的地步。若然，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三国”、“五代十国”的模式来研究三代？我们是不是应该多注意政治实体间横向互动的关系，即使这些政治实体并不一定留下了任何文字记录？我认为透过这样的角度我们应当能更进一步了解中国上古时代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
张光直像
用“三国”或“五代十国”模式看三代关系，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卓越的见解。可以预料，随着中国先秦三代的历史年代框架被重建确立，中国的先秦史研究必然迎来一轮新的高潮，从而使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更为扎实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