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都有这样的经历，在自己刚刚记事的年纪，父母曾经给过我们一个白色的小球球，“我大宝贝最近表现得不错，很听话，这是奖励你的糖豆，吃了吧。”
当年我们的父母就是这样连哄带骗的让我吃下了这个小球球，只记得当时嘴里感觉甜甜的，还没等细细品尝就被父母逼着喝下一杯水冲了下去。
年龄稍微大一点了，才知道这个小球球通常被称为“糖丸”，据说吃了之后就不会得某种病了，具体是什么病当时也没记下，年龄稍大点的哥哥姐姐经常说：“吃了之后你就不会变成傻子了。”
等自己有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之后，我再去了解“糖丸”时， 才被它背后的故事所感动。小小的“糖丸”，拯救了亿万个新生儿童。
而“糖丸”的发明者顾方舟的事迹更是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儿时遭遇造就了学医的信念
1926年的一天，在上海附近的方桥镇，顾国光家里喜气洋洋，因为老顾家今天又增添人口了，因为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名叫顾方乔，母亲周瑶琴心想，“乔”下应该有“舟”，所以给新生儿取名为顾方舟。
顾国光是一个船务公司的职员，周瑶琴是一位老师，在那个军阀割据的年代，顾方舟的家庭条件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虽说不算什么大富大贵，但是衣食无忧，可谓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但是顾方舟仅仅5岁的时候，灾难降临到了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顾国光毕竟是在船务公司工作，接触的人员比较复杂，不幸的是，他感染上的一种传染病。
当时中国的医疗水平很差，母亲周瑶琴为了将自己的丈夫从鬼门关里拉出来，不惜辞去了体面的工作，一门心思照顾卧病在床的顾国光。
为了看病，花光了夫妻二人多年来攒下的积蓄，但是还是没能帮助顾国光战胜病魔。家里从此失去了顶梁柱，只靠周瑶琴一人苦苦支撑。
但是一个妇女，毕竟能力有限，再怎么努力也不足以维持整个家庭的开销，况且两个儿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正面临着数额不小的学费。
周瑶琴曾经当过老师，深知教育的重要性，自己辛苦无所谓，一定要让孩子上学。于是远赴杭州，学习刚刚兴起的现代助产技术。从此转行，成为了一名助产师，收入还算可以。
但是代价是不能陪伴孩子的成长，顾方舟从小就由外婆负责抚养。父亲的去世直接影响的当时的家庭，顾方舟也在年幼时期就认识到了传染病有多么的可怕，从此便励志当一名医生，靠自己的双手拯救遭受疾病侵害的家庭。
1944年，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顾方舟经常跟随老师去前线救治受伤的中国军人，在实践中他医学水平得到了提高。
有一次，顾方舟去一个矿场调研，顺便给生病的矿工治疗。当时矿场内的条件极差，矿工们吃饭的区域到处都是苍蝇，饮用水也漂浮着各种杂质。这就导致矿场内病毒肆虐，传染病频发。
顾方舟回想自己的经历，更加同情被传染病折磨的矿工，更加坚定了自己与传染病做斗争的信念。亲眼目睹了矿工的生活之后，顾方舟深刻地体会到了资产阶级对工农阶级的压迫，他开始越来越相信共产主义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于是他在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凭借顾方舟的医术水平，完全可以去待遇更好的大医院，但是他却主动要求分配到大连的一个卫生所，从此便专注于传染病的研究。最一开始，顾方舟主要研究方向是痢疾，在当时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传染病。
朝鲜战争爆发后，顾方舟请命前往朝鲜，救助受伤的志愿军战士，他冒着生命危险游走于各个野战医院，这段时间里他不仅救治了无数战士，还拿到了不少研究数据，这对他后来的研究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时的美军为了扭转战战场局势，曾经有过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计划。
当时我国在抗日战争中就吃过日军细菌战的亏，新中国刚刚成立，应对细菌战的能力还是一片空白。因此我国当时派出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医生到苏联进行学习。
顾方舟很荣幸地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这一去就是四年，异国他乡的生活让顾方舟非常不适应，尤其是语言的障碍，使他在学习上倍感压力。
面对这个障碍，顾方舟并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和当地人沟通，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他就熟练的掌握了俄语，还通过自学，粗略掌握了日语和法语。
在苏联学习的日子里，顾方舟非常充实，每一分钟都恨不得当成两分钟来用。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几乎每天他都是实验室里来的最早的，走的最晚的。
学成归国后，顾方舟在北京一个流行病研究所工作，也就是这个研究所，成就了他一生科研事业的辉煌。
临危受命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江苏南通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疾病。得这种病的人一般都是七岁以下的儿童，患病的孩子一般会出现发热的症状。
最开始家长都是当做普通发烧来处理的，但是很快发现这种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而且不同于感冒，它不传大人，专挑抵抗力薄弱的孩子。
但是常规的退烧药并不管用，而且患病儿童开始出现四肢酸痛的症状，有的孩子甚至都不能站立，这就是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当时我们常说的小儿麻痹症。
由于大家对这种病并不了解所以导致病毒传播得很快，但是凭借当时中国的医疗水平，拿这种病毒毫无办法。
当时全国上下人心惶惶，家长甚至都不让孩子去上学了生怕被病毒感染。但是这并不能阻止病毒的漫延，发病人数依然在增多。
看着医院里的家长撕心裂肺的哭喊，顾方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顾方舟走街串巷，与同事们到全国各地进行调研。
最后顾方舟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完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交给中央。报告中指出，此类病毒一般通过唾液、粪便等多种途径传播。这种病毒会入侵孩子的大脑，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孩子的抵抗力薄弱，如果被感染，非死即残。
根据当时其他国家的经验，预防这种疾病的最好办法就是注射疫苗，当时美苏两国都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
中央马上派出了包括顾方舟在内的学习小组，前往苏联进行学习。1959年，顾方舟来到了苏联，他发现疫苗分为“死”、“活”两种，“死”疫苗安全，但是低效，可以直接生产，但是中国目前还不具备生产的能力，只能依赖进，并且价格昂贵。当时进口的疫苗需要打3针，每一针五美元，但是以当时中国国民的生产力，15美元不是个小数，大部分家庭都负担不起。
而“活”疫苗的成本仅为“死”疫苗的千分之一，而且更高效，最重要的是“活”疫苗能够让人体产生免疫抗体，可以从根本上预防脊髓灰质炎。但是必须要克服安全性这一难关。
顾方舟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国情，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而且当时还非常贫穷，“死”疫苗这条路线明显是不现实的，而且不能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
最终，顾方舟上报卫生部，称“活”疫苗更适合中国。1959年末，经过卫生部的批准，我国采用“活”疫苗，并成立了脊髓灰质炎研究小组，由顾方舟担任组长。
早在1958年，我国就曾经为了对抗脊髓灰质炎做出过努力，决定在云南昆明的郊外建立一座猿猴试验站，从事病毒的研究。
后来猿猴试验站改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并打算将其建立成脊髓灰质炎疫苗生产基地。
1964年，顾方舟为了科学研究，全家都从北京搬到了昆明，并且他决定在昆明扎根，为了疫苗的研究干一辈子。
刚到昆明时，顾方舟一家连个住处都没有，只能暂时租了一处面积不大的房子，一家人省吃俭用的过日子，生活条件与北京相比差远了。
从此顾方舟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度过，很多时候为了一个实验数据，顾方舟不惜重复一个试验十几次，只求得到准确的结果。实验室的灯经常到后半夜还亮着。
周总理在访问缅甸的时候路过昆明，视察了试验基地。顾方舟自信地向周总理说：“只要疫苗顺利投入使用，中国就能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
“那你们不就失业了嘛。”周总理风趣地说，顾方舟哪里有时间思考这些，一想到那些饱受疾病折磨的孩子，他就恨不得马上能够研制出疫苗，全国进行普及。
用自己的儿子做实验
最一开始，顾方舟的团队是用动物进行试验，随着疫苗样本的不断完善，动物试验已经基本都能通过，而且接种疫苗的动物没有任何不良症状。
但是毕竟人和动物的生理结构不同，接下来就要面临着更为困难人体试验了。这是活性疫苗，如果自己的试验失败，后果不堪设想，谁来第一个当这个“小白鼠”呢？
“还是让我先来吧，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妻子和孩子就托付给诸位了。”顾方舟对着实验室里的青年才俊们说道，小年轻们纷纷表示疫苗的研究还需要顾方舟，自己愿意为了疫苗事业而献身，但是顾方舟谢绝了这份好意，还说自己是科研组的负责人，就是要身先士卒，年轻人未来的路还长。
之后顾方舟在众人的注视之下，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过去了，顾方舟并没有任何不良反应。大家纷纷开始鼓掌庆祝试验的阶段性胜利。
但是目前还面临着一个问题，脊髓灰质炎的发病人群是孩子，疫苗针对的也是孩子，会不会这个疫苗成年人服用了没什么事，孩子服用了就会产生不良后果？
面对这个问题，顾方舟在社会上广泛征集志愿者，虽说全国人民都希望中国早日研制出疫苗， 但是孩子是每个家长的“掌上明珠”，谁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当志愿者呢？
志愿者征集活动还没开始就结束了，顾方舟只好想别的办法。
一天夜里，趁着自己妻子睡着，顾方舟来到了自己一岁多的儿子的屋里，他在儿子的床前站了很久，缓缓地拿出一个小药瓶，盖子打开后，将里面的不明液体倒入了儿子的嘴里。
可能是因为疫苗样品略带苦味，儿子被弄醒，爆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哭声马上惊醒了正在熟睡的妻子，妻子闻声赶来，看见桌上的小药瓶，马上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
妻子发了疯似的想要抢回孩子：“他是你的亲生儿子，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你赶快把孩子给我！”
“我研制出来的疫苗，如果自己孩子都不敢给用，那怎么好意思拿给百姓们的孩子用呢？成千上万个孩子还在被疾病折磨呢！”
顾方舟眼含泪水，他知道作为一个父亲，这种行为对不起儿子，但是他心里清楚，亿万个家庭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自己的身上，他们对疫苗都翘首以盼。他紧紧地抱着儿子，假如儿子身体有不适，他将会第一时间带着儿子去医院，任凭妻子瘫坐在一边，失声痛哭。
不过幸运的是，顾方舟的儿子并没有任何不良反应，而且一周之内，儿子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吃的饱，睡的香。夫妻二人这才松了一口气，顾方舟对此非常高兴，孩子平安无事，这也就预示着这次疫苗成功了。
顾方舟给自己儿子接种了疫苗的消息马上传了出去，由于顾方舟的带头作用，实验室的同事们也纷纷提出让自己孩子进一步试验疫苗。
最终这些孩子没有一人有不良反应，志愿者的征集活动也再次启动，这次顾方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任。
于是我国量产了第一批脊髓灰质炎疫苗。从效果来看，疫苗的效果非常好，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小小的“糖丸”拯救了千万个家庭
顾方舟最开始研制的疫苗呈液体状，疫苗不仅给运输造成了不便，而且保质期极短，好多偏远地区，本来交通就不怎么方便，等这些疫苗送到老百姓手里，早就已经失效了。
最重要的是，疫苗的味道比较苦，孩子们的思想还不成熟，对这种疫苗非常抗拒。每当服用疫苗时，孩子们的父母都会生拉硬拽，好不容易将溶液倒进嘴里，结果被孩子一口吐出。
对此，顾方舟感到非常苦恼，在一个节日中，他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分抢果盘里的糖果，于是他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糖果一样的东西。
经过顾方舟的努力，疫苗被制成了圆球状的固体，为了更能让孩子接受，还在圆球的外表裹上了一层糖衣，“糖丸 ”这种造福千秋的伟大成果应运而生。
“糖丸”的出现不仅解决了孩子的服用问题，还解决了保质期和运输的问题，可谓是一举三得。
国家马上开始量产这种“糖丸”疫苗，并且在全国进行推广，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马上得到了控制。但是顾方舟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继续深入研究脊髓灰质炎，力求彻底消灭这一疾病。
从1981年开始，顾方舟开始着手研究脊髓灰质炎病毒单克隆技术，并成功研制出试剂盒，先后建立三个血清型单抗。
之后我国便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消灭脊髓灰质炎的行动，经过大家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94年9月，我国在湖北发现了最后一例脊髓灰质炎患者，从此以后，在我国境内再也没有发现这种疾病。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经过调查后宣布，中国成为了“无脊髓灰质炎国家”，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上，顾方舟作为代表并签字。
回顾顾方舟的一生，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我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与脊髓灰质炎的斗争。
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的小孩不再饱受小儿麻痹症的迫害，小小的“糖丸”拯救了无数个家庭。2019年，顾方舟走完了他伟大的一生，享年92岁。
人们大多数都对“糖丸”非常熟悉，但是却从未听说过顾方舟这个名字，回想当时他给自己儿子喝下疫苗样品之前，作了多少心理斗争。
不知各位是否还记得“糖丸”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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