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朱镕基在上海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告诉与会代表：浦东是上海未来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
彼时的上海，流传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浩浩荡荡的黄浦江，将东西分隔成两个世界。西边是大都市，东边则被上海人视之为“乡下”。
80年代老上海图
东西发展的严重不均衡，让“东方明珠”光辉不再：当时，上海有五个全国倒数第一，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狭、绿化之少、人均居住面积之小、缺房户比重之大，为我国大城市之最。
某种意义上来说，“开发浦东”，缓解旧城压力，既是这座城市的“自救”，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在传统工业强市的探路。
时光荏苒。
30年后，上海GDP突破3万亿，超出第二名北京2000亿，是1988年GDP的46倍。当年的“乡下”浦东，用上海市1/12的面积，1/10的人口，创造了全市1/3的GDP，成为拉动上海崛起的火车头。
某种程度上，上海就像浓缩的中国。
推动东西均衡发展、缩小差距，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40年的重任所在，也是生机所在。
值此之时，作为西北唯一的中国国际化大都市西安，也站上了历史节点。
机遇与挑战，仿佛30年前的上海“旧日重现”。当西咸新区被列为大西安“新中心”，西安人，当如何建设一座“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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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西安面前的挑战，已不同上海当年。
开发浦东之初，全中国仅有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而今，西安面临的，是全国设立11座国家中心城市，将兴建19个城市群。
这些中心城市、城市群之间，也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内部角逐”。
那些更能吸引资源的“枢纽”，将在这一轮竞争中胜出，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执牛耳者”。人口红利消失背景下的“抢人大战”，即反映出未来竞争的残酷性。
视野决定命运。通过和周围城市的“一体化”，来实现快速“增肌”，成为诸多核心城市的统一选项。
打个比方，这样做，就像上市公司兼并小公司，当其“体量”发展到业界龙头，势必得到资本青睐，是显著提升竞争力的发展思路。
当西部的成都，通过兼并简阳、温江地区，成就“大成都”；东部的莱芜和济南也完成“合体”，成就“大济南”；与此同时，中部的郑汴一体化（郑州-开封）、汉孝一体化（武汉-孝感）也在紧密推进。各区域中心城市都在快马加鞭，这逼迫西北板块西安咸阳的一体化刻不容缓。
西北和关中平原城市群，亟需“大西安”。
如果考虑到它在向西开放中的龙头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支点功能，“大西安”还需要成为事实上的“国际化”之都，需要从一众新一线城市中脱颖而出，成就资本、人口、流量汇聚的“国际巨星”。
值此之时，作为西安、咸阳两座城市串联轴，“西咸新区”的关键性就不言而喻了。
2014年“西咸新区”获批全国首个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2017年成为陕西自贸区重要承载地，同年交由西安代管，并定位“大西安新中心”，对标浦东——一系列动作，反映出从中央到地方对这座新城的期许。
这里发展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西安”明天的高度与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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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肖云儒认为，大西安的全面崛起，准确含义是复兴唐长安，崛起新西安——前者是历史文化层面，后者是现代城市建设范畴。
就城市建设来说，西安的病症类似当年上海，饱受规划薄弱、政府部门官本位意识浓重、产业老旧的困扰。
如何崛起新城？浦东经验就是要创新。
当时上海政府大胆汲取国外先进经验，成立“上交所”就是其中石破天惊之举。
锐意创新，使浦东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成为激活整座上海的 “鲶鱼”。
这些经验，对于建设新西安是有启示的。
譬如，抱定规划立区的科学思维。
自一开始，“新加坡之父”刘太格参与西咸新区规划，比对巴黎、华盛顿、北京等城市，确定“一轴、三区、五星连珠’的空间格局”。国际视野下的蓝图，相当于为西咸新区打下一个很优质的地基。
而在产业创新方面，“新中心”锁定先进制造、电子信息、航空服务、科技研发、文化旅游及总部经济六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五大新城各擅其长，秦汉新城的动漫和“新能源汽车”、沣东沣西的“硬科技”、空港新城的“临空物流”、泾河新城的茯茶产业等，正让大西安产业布局日趋多元化。
空港新城鸟瞰效果图
茯茶产业园
西部云谷
秦汉新城鸟瞰图
本届丝博会上，西咸新区的签约再度体现新兴产业的热力。其中不乏西咸半导体科创园、西安临空产业港这样的重磅之作。
而“三个新”中，最关键的当属“制度新”。
其要义是不断提升行政效能，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打造能够容纳资金、人才流入的软件 “池”。
硬件“池”我们很好理解：城市扩容，能够增加容纳产业、人口的物理空间。
但软件“池”往往被忽略。事实上，当城市“硬件”增强到一定阶段，取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软件了。这意味城市需要有极佳的产业、生活环境，才能吸引资金、人才愿意来，留得住。
一个显著例子是哈尔滨与成都。前者面积是后者近4倍，但已多年遭受人口流失的困扰，GDP仅有后者一半不到。
当下 “制度新”的标准，相比30年前，已经攀升一个新的台阶。
今年5月11日，曾见证浦东奇迹的黄奇帆，在北京提到一个概念：营商环境 “国际化”。
他说：“营商环境国际化要求按照WTO改革的要求，FTA发展的要求，我们应该一步到位低吧。这个标准引过来，整个中国不能一下子，实现就先让自贸区（试行），（自贸区）理所应当就该以国际的营商环境为标准。”
这意味着我们对“制度新”的理解，已经不能再着眼国内，而应该以国际上营商环境最优的城市看齐，如伦敦、东京等。而中国最强两座城市，北京和上海目前分居全球榜单的41和48名。
差距还是很大的。
为此，上海今年2月已推出营商环境改革2.0版，提出：上海必须与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进行对标，找到差距、补齐短板。
这种现实压力，意味着追赶中的西安，也必然要大力创新，打造最一流环境。这个“一流”，不仅是省内，是西北，未来更高标准应是全国，全球。唯有在“软件层面”显著超出竞争对手，后进者才有“超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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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唯有“新”，唯有不断打造优质服务“软件”，才有发展的增量、才有蓬勃的生机。
今年一季度，西咸新区GDP增长10.1%，财政收入增长54.2%，两项数据再次位于全省各地市第一。
这样的“第一”，在近年统计中，已经屡见不鲜。
而收获“新中心”的大西安，去年GDP首次突破8000亿元，重返全国20强。西安还首次上榜中国大陆十佳商业城市。
尽管，“新中心”GDP总量还处于低位，但这种较快增速加以保持，对大西安的助力将日趋分明。
而“新中心”的日新月异，也证明陕西人不缺创新精神。历史上诸多“变法”自关中改变中国，秦汉唐时的光辉即可明证。
城市的创新发展，最终有赖政府部门自我革新，有赖官员们的头脑风暴。有目共睹的是，自2017年以来，大西安在招商引资方面成绩斐然，正是“行政效能革命、营商环境提振”的结晶。
前段时间，一直有各类文章，包括民间感慨：西安亟需“南方官”。其实，准确的说，西安需要的不是“南方官”，而是南方官员身上那种锐意进取、开放创新的实干观念和做派。如西咸新区一位干部所言，“政府就是提供服务的，就是给企业家提供挣钱机会的平台，就是要全心全意做好这方面工作。”
人们对政府部门的期许，正是一座城市觉醒的信号。一如30年前未曾开发浦东之时，上海人看待深圳、珠海所心怀的那种焦迫感。
当下的西安，仍处于2017年以来的快速上升阶段。考虑到贸易战因素，国家层面仍在加大向西开放力度，持续向西部政策倾斜。
可供参考的是，2019《政府工作报告》，很多人忽视一个细节。
在“优化区域发展格局”一项中，第一条是：“制定西部开发开放新的政策措施”。就“制定”新政策而言，这是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区域都没有的。
西安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不能再重蹈2006-2016年被耽搁的“黄金十年”。
当此之时，需要西咸新区“大西安新中心”及西高新、国际港务区这样承载着创新寄托的板块站出来，持续打造“营商环境”的尖刀，将创新经验反哺西咸一体化、反哺全陕西和西北。
对古都西安来说，这是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更是一条克艰攻难的荆棘之路。需要政府带动全社会，像30年前的上海那样奔跑起来。
若如此，崛起的新西安，方能与复兴的唐长安交相辉映，成就丝绸之路上新的世界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