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熟专业的基金会，如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在介入灾后重建阶段时，有着更科学和更长期主义的行动规划——以重建与扶贫结合、依托成熟项目开展生态保护与重建结合、坚持与政府互补为原则，合理确定灾后重建速度和方式，以降低重建成本为策略开展灾后重建项目。 ]
破坏与重建，是世界的常态。在接触灾害事件的过程中，我和灾民、志愿者、救援人员还有政府官员之间建立了联系。
我逐渐发现，无论作为施救者还是报道者，总会有意无意放大了受灾者的无助，但忽视了他们的韧性。面对灾民的救援，其主观能动性不该被忽视。
在去年京津冀水灾回访的过程中，我去了河北涿州回访当地灾民重建家园，看他们裂了缝的东屋不能住就把家具搬到西屋；家禽家畜冲跑了又借钱重新养起来；聊着自己的损失但又无奈地笑起来。那是鲜活的人，比新闻中更真实的人。
涿州刁窝镇刁四村书记张克伟带我逛遍了全村，崭新的道路，重新盖起的房屋，对饮食和旅游项目的规划，他聊起来充满希望。刁四村在去年夏天的华北水灾中受损严重，张克伟在水灾中临危受命担任村支书，他在市政工程上的经验，为刁四村在抢险救灾中的救灾、安置等环节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去年12月，甘肃积石山地震发生后第三天，张克伟和村干部、党员、村民共计三十多人驱车去往甘肃和青海，为灾民带去三千多条棉被、两千多件军大衣等物资。彼时，刁四村还有艰巨的重建任务，各种建档工作需要进行，在此情况下张克伟还是决定赶赴震区，少数村干部留守。在村民们的支持下，村里刚刚攒起来的集体收入也被拿了出来采购物资。
在甘肃，张克伟看到惊魂未定的灾民，这种场景他非常熟悉，“就像我们8月7~9日刚发大水一样。”张克伟对我说。因为感同身受，所以他知道灾民最需要的是什么。他展示的应急物资清单显示，军大衣2400件、棉被3580床和发热鞋垫1820双。他说涿州收到了全国人民的援助和爱，当别的地方受灾时，他们应该出把力。
“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专家，没有人比一个人更了解他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去做救灾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卓明信援负责人郝南曾对我说，那是今年农历春节前夕，他即将完成在积石山的调研。他的话是诸多救援中的实际体悟和经验总结，正如调研所探讨和呈现的，怎样的灾后救援方式“能够引导和鼓励大家建设更坚固的住房、更有序的社区环境、更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可持续的生计；让受灾群众施行更大的自主性，增进对灾后生活的主导权，提升大家面对恢复重建的精神面貌”。
第一财经调查组没有缺席重大灾害的报道，对捐赠者和受灾者的关系也有观察和思考。
不明白灾民的需求，只凭捐赠者的一腔热情去捐款捐物，往往导致的结果就是大量重复和过剩的物资堵在路上，堆在仓库里，还占用了人手。而作为媒体，着眼于灾难中的个体或者个体的故事，是职业使然。但在灾难当中，媒体是否应该传达个人的需求，以此引发社会关注，则涉及行业伦理问题。比如灾民告知需要某物，但该物资有可能政府调配正在路上，也有可能并非共性需求，如果媒体不加确认和调研就发出呼吁，很有可能让公众大量捐赠同类物资或者对当地灾情产生不真实的判断。
“我们需要了解当地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样，哪些部分是受到了灾害的影响，哪些部分是他可以通过社会的韧性、家庭的韧性、社区的韧性自己去恢复的，哪些是需要外界支持和帮助的。”郝南介绍，从救援救灾、过渡安置到重建这几个阶段中，灾民自力更生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积石山灾情中，镇上的小卖部停了三四天就重开了，受灾重的地方的店老板看到大家都有需求，也会晚几天开店做生意，当地的商业生态和公共设施在市场的调节下自发地恢复起来，达到生态平衡。而如果外界援助物资过多，则会延缓这种过程——灾民回到正常生活的过程。
成熟专业的基金会，如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在介入灾后重建阶段时，有着更科学和更长期主义的行动规划——以重建与扶贫结合、依托成熟项目开展生态保护与重建结合、坚持与政府互补为原则，以围绕全域旅游，打造特色乡村旅游；利用电商平台，提升电商扶贫力度；多样化拓展受灾群众就业渠道；政府与社会力量协作，减轻灾区房屋重建压力；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加，开展灾区群众减灾防灾安全教育；合理确定灾后重建速度和方式，以降低重建成本为策略开展灾后重建项目。
在救灾救援之外，让乡村基层提升防灾意识，获得更强的韧性是重要工作。在乡基会的这次座谈中，他们希望明确社会力量参与乡村自然灾害防治的方向和目标，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和策略。倡导加强乡村基层人员在应急管理、灾害救援和防灾减灾方面的培训和能力建设。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参与到乡村基层应急能力提升的工作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