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中华国宝之谜》这本历史书，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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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国宝之谜》仅是介绍一些中华历史上比较重要物质文化的通俗读物。既然是通俗读物，就要以讲故事为主，要有趣味性，要有知识性，要通俗易懂。

然而，究竟什么是谜呢？某器物未见记载，而突然冒了出来，可以认为是谜；某器物本来见于记载的，后来又下落不明，也是一种谜；人们对某器物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是一种谜，某器物经过多少收藏家历尽千辛万苦的收藏、保护是一种谜；某器物的真伪争论也是谜……有些谜已经解开，有些谜则尚在探索中；有些谜可能永远无法水落石出，有些谜则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新的考古发现等，会在将来找到答案——谜是多种多样的。

在众多的同类读物面前，这本小书的写作坚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尽可能介绍新的考古发现和其他新发现。

二是反映了作者部分最新的研究成果。

三是在众多已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新见解。

四是有选择地介绍作者的所见所闻，而这些见闻往往于其他信息媒体不易读到。

王廷洽，男，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教授。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副馆长：王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中国古代文献学，曾发表表《<离骚>题义新解》、《<诗经>与渔猎文化》，《论荀子的国家观》等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序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门无人不参与、无人不受影响的学问的话，那就是历史。

每个人，无论他(或她)是否愿意，实际上都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他(或她)的一切活动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尽管不一定被以文字记录下来，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复原的信息。即使是完全没有历史意识的人，也避免不了历史的影响，一般来说，他(或她)在一生中总要追溯家族或个人的往事，也不能不受到这些往事的影响。一个人的经历再丰富，所处的时代再重大，与人类悠久的历史及其壮阔的波澜相比就显得极其渺小，微不足道。正因为如此，历史能给人理念、知识、智慧、乐趣和享受，是其他学问所无法替代的。另一方面，要了解一个个人、群体、社会、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也必须从其历史入手。不了解其历史，就无法理解其现状，也难以产生真实的感情，维持必要的信念。所以梁启超曾有这样的说法:“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但到目前为止，时间还是不受人类控制的客观存在。除了少量遗迹遗物外，人们无法直接观察过去存在过的事和人。尽管历史是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事实，但想了解历史，只能通过能够显示或反映这些存在的信息(主要还是文字)的记载。随着资讯的发达，文字以外的信息，如照片、图像、音像、实物等今后也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无论如何，历史都不可能是以往直接、简单的复原，只能是后人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所谓“意识”和“选择”，不仅是指历史的叙述者，而且也应该考虑历史的接受者。同样的史实，不同的叙述者完全可能选择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侧重点，运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寄托不同的感情，同时也应该考虑针对不同的对象。

历史学者应该明白，绝大多数历史爱好者了解和学习 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为了获得信念、知识、智慧和乐趣，所以必须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一供他们便于接受、乐意接受的读物，而不能一味强调学术性和专业性。近年来，戏说历史充斥于影视，固然使历史学家不无忧虑，但另一方面也正说明民众对历史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如果我们“正说”历史时也能写得生动可读，引人入胜，何愁缺乏读者也就不必担心真正的历史不为人所知了。

这套《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共九册，达数百万字，分别是《大唐王朝之谜》、《大宋王朝之谜》、《大明王朝之谜》、《大清王朝之谜》、《中华民国之谜》、《中国宫廷之谜》、《中华国宝之谜》、《中国王陵之谜》和《中国帝后之谜》。作者都是上海高校的历史教师或专业研究人员，我与他们虽然素不相识，但了解了这套书的概况后，感到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尽了一位历史教师的职责——不但要在课堂上教历史，还应该向全社会普及历史。

或许有人以为，近年来图鉴、故事体的历史普及读物已经出版过不少，如上海就有辞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传真》、人民出版社的《中华文明通史图鉴》，最近出版的《话说中国》更是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些高质量的读物大多简明扼要、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备受读者欢迎。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加以选择；在确保学术水准的同时，尽可能采用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在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注重知识性和趣味性——是这些读物的共同特点。只要做到了这些，这类书应该多多益善。而对我们这个拥有上亿读者的国家来说，对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已经出版的这些书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不同的作者和不同的读者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我相信，这套书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至于书名所说的“谜”，只是一种叙述的方法，作者提一供的还是“谜底”——历史真相。其实有的谜早已不成其谜，已有公认的答案；有的却不只一个谜底，还有的至今尚无谜底，或许永远不会有谜底。这不是作者偷懒，或故意留一手，历史就是这样——是千古遗憾，也是永恒的魅力。读者有兴趣，不妨自己也去找找谜底!但历史本来就是个大迷宫，小心别走进死一胡一 同。

葛剑雄

2005年7月

前言

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基于它数千年积淀的丰富而深沉的文化底蕴。所谓文化或文明，我们通常可以分为精神的和物质的两方面来认识，而历史上的精神文明总是通过物质文化而得以昭彰的。文物是物质文化的载体，每一件文物本身又凝聚了设计者和制做者的思想观念和一精一湛的技艺，能反映社会和时代的一习一 俗和风貌，是历史的见证，科学技术的见证，艺术的见证，文明成就的见证。正是由于传世或出土的文物凝聚了历史、艺术、科学和风俗等诸方面的价值，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人们收藏的兴趣，久之，文物又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而被赋以“古董”之名，而且具有难以估量的市场价值。又由于每一件文物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专家们为文物定出级别，有珍贵文物、普通文物之别，具有特别重大价值的文物还可以称为“国宝”。物以稀为贵，有些新出土的文物虽然并不一定特别珍贵，如安徽六安、陕西眉县发现的类似钱币的器物，有可能是西汉钱币中的“白金三品”，如果一旦被证实，那么首次发现的西汉银币也就比较珍贵了。

盛世出宝物。中国经历了百年沧桑后迎来了一个太平盛世。社会各界对文物工作十分重视，博物馆的建设飞速发展，以往仅限于达官贵族的爱好与收藏，现在人民大众也有机会亲眼目睹各种各样美仑美奂的中华珍宝。为了让民众能了解国宝，增强爱国心，现在各种媒体的宣传力度是很大的，有专门的报刊和书籍，有的报纸开辟专栏，电视台、电台也有专门的节目，网络上更有五花八门的相关知识。可是有些知识是陈旧的、不真实的，如一种错误知识认为，“传国玺”是玉工孙寿用和氏璧刻制的，其文字为鸟虫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或“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等。其错误之一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用小篆体，岂能立法犯法而用鸟虫篆其二，玉璧形体较薄，且两面刻有纹饰，若再磨去纹饰，改刻玺印，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读者在阅读时，就应该像鉴定古器物一样，对各种媒体传播的知识也要有所鉴别。

本书虽然名为《中华国宝之谜》，可是由于限于体例的要求，必须具有一定的“谜”，决定了它仅是介绍一些中华历史上比较重要物质文化的通俗读物。既然是通俗读物，就要以讲故事为主，要有趣味性，要有知识性，要通俗易懂。

然而，究竟什么是谜呢某器物未见记载，而突然冒了出来，可以认为是谜；某器物本来见于记载的，后来又下落不明，也是一种谜；人们对某器物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是一种谜；某器物经过多少收藏家历尽千辛万苦的收藏、保护是一种谜；某器物的真伪争论也是谜……有些谜已经解开，有些谜则尚在探索中；有些谜可能永远无法水落石出，有些谜则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新的考古发现等，会在将来找到答案——谜是多种多样的。

在众多的同类读物面前，这本小书的写作坚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尽可能介绍新的考古发现和其他新发现。比如《圆明园四十景图》之回归祖国，虽然已经由文物部门作了高科技复制和发行，但是毕竟价格昂贵，数量有限，作者既已亲眼目睹，于是在书中写了专篇。又如在上海博物馆展示过的陕西省发现的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器皿品质高，种类繁多，引起了中外文博界的普遍关注，我们在书中也写了专篇。

二是反映了作者部分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在介绍传国玺时，认为秦始皇根本没有制作过什么传国玺，而是他的六方实用玺在汉朝代代相传而有了“传国玺”之名。魏晋南北朝期间，群雄纷争，又不知传国玺的原委，于是纷纷自制了象征“君权神授”的玺印，编造神话故事，实为符瑞说的产物。这一研究结果已经发表于拙作《中国印章史》，现在借此机会再度向读者介绍。

三是在众多已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新见解。如大禹铸九鼎的问题，根据史书记载则有之，而至今未见实物，又据考古获得的青铜器，证明那时并未掌握铸造大型青铜器的技术，而学术界僵持在两种相反的意见上。作者从“革故鼎新”的成语得到启发，认为夏有九鼎，商汤灭夏，获得夏九鼎，毁夏九鼎乃是殷革夏命的一项措施。商也铸造九鼎，这在技术上已无疑问，史书也明确记载武王克商，把九鼎迁走，可是后来楚庄王想一赌九鼎的真容，周室却派王孙满说了一通“在德不在鼎”之类的话作搪塞，其实毁商之九鼎恐怕也是周革殷命的一项措施。周也铸造九鼎，可是秦统一后，秦始皇确实派了一支军队去洛一阳一迁鼎，结果只获得八鼎，还未必真的是周之九鼎中的八鼎，恐怕是周王室自毁或自埋重宝。这一见解虽然没有过硬的证据，却是合情合理的。

四是有选择地介绍作者的所见所闻，而这些见闻往往于其他信息媒体不易读到。如民国政府在“九·一八”后组织的故宫文物大迁移，过去鲜为人知，笔者在1980年代初曾听恩师沈熙干先生讲述过。沈熙干先生曾为南京政府文物工作组的专家之一。现在虽然已经将故宫文物转移到大西南以及后来民国政府又怎样将文物运到台湾，建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事实公之于众，但是沈先生讲述的民国政府仅运走近3000箱文物的原因，人才才是真正的国宝，也是十分重要的。笔者在讲述“故宫出海”的故事时作了介绍。又如西周晋侯苏编钟16件，其中14件由著名的青铜器专家、前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从香港古董市肆购回，人皆以为伪器，及另外两件在晋侯墓地回填土中发现，证实了晋侯苏编钟确为西周古物，16件编钟的铭文并非单独成篇，而是“连篇累牍”的。马老慧眼识宝的故事也是十分生动的。还比如宣德炉问世后成了天下名器，明清两代不时有仿制品，现当代也有不少假冒者，以至于不少朋友动辄便问宣德炉。有不少专家认为，宣德炉的真伪问题很难说清，很难鉴别。及笔者读到于谦所编《宣德鼎彝谱》，又见十三陵内和青海省矍昙寺内大型宣德炉，以及某清真寺内铸有回文的墨色宣德炉，才知宣德炉的真伪问题是可以讲得清、可以鉴别的。首先铸造宣德炉的铜材是经过十余次提炼的优质暹罗铜，当时称为“风磨铜”，其色黄亮，有珠光宝气，而镀金或掺以黄金之谓者皆非，而墨色者是以墨点色而成。底款则为秀丽的赵体楷书一阳一文“大明宣德年制”，壁厚体重，造型仿宋朝定、均、汝诸官窑鼎彝。

总之，我们在坚持做了以上这些努力后，这本小书也就具有一定的价值。当然，缺点和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廷洽

于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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