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进北大记

从洗衣房回来，在楼下和当保安的小老乡聊了几句，说起了什么时候打道回府的事。瞎说时并不在意，上了楼坐到了电脑前才发觉，这一年事实上是到头了。今天是6月19日，如果不是非典给闹的，现在早就是暑假了。暑假意味着什么？一个学年过去了。我在北大的第一年其实已经结束了。

想当初我坐在长途客车上遥想北大，一晃就一年多了。快啊，我只能这么廉价地感叹。那时候像烈士一样来燕园复试，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一直狐疑自己是不是只能作为一个看客，在北大转了一圈然后就走人。我把这事看得很郑重，一路上都不能不觉得是个伟大的经验，既是完蛋了也光荣。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车，我舍不得睡觉，我想看看这一路是怎么走到北大的，或者是怎么走不到北大的。试卷都做完了，是死是活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跟我已经没关系了，剩下的都是上帝的事了，如果还有个上帝的话。反正我是把自己交给了某个类似命运的东西。我觉得进北大是个庞大家伙，我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一路我看得很仔细，不放过任何像样一点的细节，有点像朝圣，山山水水我都得认真地看看，能记的不遗余力地记下。

收获还是有的。我第一次看到了大地。毫不夸张。我以为自己从小在乡村的大野地里长大，每天都在大地上赤着脚乱跑，这个东西我还不懂么。可是车子行驶在河北的高速公路上，我才发现，我过去知道的只是地，而不是大地。大地的大我并没有见过。高速公路像一条腾空而起的蟒蛇伏在北中国的大平原上，我从车窗里看到外面的大地。真正的大地，只剩下地的大地。空旷辽阔，有关面积的概念在这里统统失效，只剩下泥土铺展成的地球的外衣。而且这一感觉来自一个高度，我坐在稍稍高那么一点的地方发现了这个被蒙蔽了二十几年的真相，当我可以俯视的时候，我才能看得更远，才能发现大地的大，大地的无边。它像一张牢固的纸，生活着熟悉和陌生的图画。有几间低矮的房屋，有孤零零的小树，一头牛在低头吃草。远离房屋的地方一个人在泥土里挖掘，弓腰驼背，屁股对着小屋的方向，那里有他的低矮狭窄的生活。我莫名其妙地有了感触，觉得大地就这么在我眼前露出了真相。然后长久地为此悲伤。

在考研之前我从没来过北京。中国的首都一直作为无数个画面和新闻标题存储在我的脑袋里，有点乱，也有点恐惧。小时候的北京是一句歌词，“北京有个天安门”。再大一点，就在图片里看到了那个天安门，领袖的伟大画像高悬在全中国人的头顶上，他老人家看着金水桥前车来车往，好不热闹。在后来知道点事了，能看书看报看电视，也能从无数张嘴里主动打探祖国心脏的消息了，这时候北京繁花似锦。我向来害怕热闹和喧嚣，陌生的地方也有点怵，所以北京让我害怕。这很没出息，我知道，更没出息的是，我想到北京来。当然北京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这已经是后来的事了。需要坦白的是，在来到北京之前，我一直没能形成自己对北京的判断，这个地方让我说不清楚。傍晚时分车子进了北京，街灯次第点亮，那种昏黄的感觉让我难过。首都怎么会这么陈旧？我一度怀疑司机搞错了地方。后来原谅了，因为那几天北京还留着一个沙尘暴的尾子。

就这样到了北京，毫无隆重可言，像一口憋了太久的气，想喊出来时，只剩下了叹息。在那些和故乡没有区别的灯光里，我一下子感到了自己的异乡人的身份，举目无亲的恐惧陡然提到了嗓子眼。我甚至希望车子能够永远地走下去，不要赶我下车。在莲花池车站下了车，天已经完全黑了。下车的地方更像一个蹩脚的小巷子，那种强大的生活气息几乎让我站不住脚。不过我还是对着路边的看不清种属的树告诉自己：我来到了北京。然后看到了来车站接我的朋友，他受我朋友之托。我抓到了救命稻草。

第一次我觉得北大很大，大得我总是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对东门、西门、南门和小南门我丝毫没有概念。开始和朋友在校园里转悠时，都听他的，他说往哪走就往哪走。我喜欢那些建筑，大气磅礴的一座座楼。还有未名湖、博雅塔。说实话，它们和我的预期想象还是有些出入的，我以为它们应该会更好，可是好到什么样我心里也没数。总之觉得没有切肤之痛，刀子划过皮肤的声音小了点。但是我喜欢它们。不矫情，我当时是绝望地喜欢它们。我改不了悲观的毛病，我以为我和北大的关系到此就要结束了。复试完就滚蛋，以后也很难再挤进来。所以我要好好看一看北大。剩下了我一个人，我就沿着未名湖边上慢腾腾地走了一圈，当时觉得这湖真他妈的大呀，那一圈花了我一个多小时，走得脚疼。可我还是走得很认真，心里想，大概就这一次机会了，把以后的路也预支了走完吧。湖边有长条的椅子，上面坐满了读书的学生或者恋爱的男女，专一的模样让人不好意思打扰。我没坐到任何一张椅子上，只是走，中间穿过一些小山包和树林子，看到了墓碑和雕塑。我在它们面前象征性地站了片刻，没看明白基座上刻下的文字，那些都是有点来头的。看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雕塑。在旁边的松林里还看到一只小松鼠，拖着犹豫不定的大尾巴。当然还有臭名昭著的和珅犯上的石舫，想了想还是没有跳上去。

看得最仔细的是那口古老的大钟。我一直没有查过关于那口钟的资料，不知道它所从何来。只记得当时很惊讶，真是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小山坡上竟然还有一口钟。我伸头进去看，里面重重叠叠地刻满了军令状一类的誓言，先是某某到此一游，然后就是他年必考北大，北大等着我之类的豪言壮语。多年的签名重叠漫漶，我也很受了一点刺激，如果是多年以前我就来到北大，大概也会和他们一样意气风发，在路边找一块砖头，写下必进北大的留言。现在不行了，总感觉自己缺少那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冲劲和勇气。歪歪扭扭地长大了，天天向上谈不上，倒是学会了跟自己妥协。

一个人从未名湖边走过来，春意丰饶，心里却是孤单得有点冷，暗暗地企盼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在湖边乱逛。要是能考上多好啊，呵呵，以后每天都来湖边走上一遭。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心情，都有点咬牙切齿了，但是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一个人完整地再在未名湖边重新走上一圈。进了北大了，但是不再绕湖而行了。这一年里我很多次经过湖边，总是想起咬牙切齿的那个春天的下午。我觉得不能就这么原谅自己，但还是没有付诸实施。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沿着湖边走，漫不经心地瞅着湖水，突然听到一个男声说，不是我，不是我干的！我扭回头看，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在说话，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旁边放着他的拐杖。他在跟自己说话，激动地指点着面前不存在的对方。我当时很是惊动了一下，但是经过了也就忘了，想他大概精神有点问题了。

我喜欢五院，小巧精致，让我想起过往的先贤从低矮的门楼里悠然而出。第一次找中文系，问了好几个人才打听到，说是五院。五院是什么，我听得不明白，没好意思追根究底，所有人都是匆忙的样子，胳膊底下夹着书本。我只好和朋友在校园里乱窜，从老图书馆拐过来就看到了齐整地对应的六个小院，朱红，青灰，端庄，紫藤花的枝条从院子里伸出来，院墙上枯索地架上了一堆，没有花和叶子也好看。大概就是其中之一了。走过去看门牌上的标识，先是哲学系，接着就是中文系。哦，第五个小院。我在门前站了一会儿，对朋友说，你看，在门楼两边各挂一个小灯笼，它像什么？朋友笑了，说我大逆不道，给领导听了，考上了也不要你，然后嘿嘿地笑了。

后来周围的几个小院大概都整修了一次，看起来更鲜亮了。尤其是今年春夏之交，紫藤花开，枝叶繁茂，花团锦簇地遮盖了小门楼，我觉得五院更漂亮了。绿的叶，灰的枝，紫的花，还有院里绸缎似的草坪，整个五院沁人心脾。前些天舍友从同学那里搞到了一张春暖花开的五院照片，紫藤花香里的五院，美不胜收，他用作了电脑桌面，让我好不羡慕。后来常在教研室开会和上课，我都尽量提前来到系里，一个人在院子里外转来转去，没人看见的时候踏上草坪软绵绵地走上几步。院子不大，一年来我见到了很多位心仪已久的先生。复试前一天我去五院，看到了钱理群先生。他到系里取信，拎着一个简单的布包。一直以为钱先生个头很高，过去看到的都是先生的半身照片，及至真人在眼前，发现全不是那回事。事实上好几位先生都和想象中有很大出入，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比我想象中的要矮。钱理群先生，严家炎先生，谢冕先生，孙玉石先生，洪子诚先生。有点意思，过去我总把他们想得很高大，不知这算不算我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当时我是一个闯入者，一个过客，没有向钱先生问候。站在院子里，看到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五六岁的女儿，看样子和我一样也是游客，他们请钱先生与他们合影留念。钱先生和年轻的女士站在草坪上，他的样子有点凶，尽管他总是笑着，肚子有点挺。刚刚写到这里，听到隔壁宿舍的同学有了重大发现，他在黑白片《三毛流浪记》里看到了年幼的钱老师，演的是穿西装的富家小少爷，演员表里打出的名字叫笨少爷，钱理群饰。我跑过去，果然，钱老师正咧着嘴哭鼻子。能看出钱老师现在的模样，同学特地将镜头定格，比画着小钱老师的眉毛让我看。那的确是先生现在的眉毛。上学期就听谁开玩笑说过，钱老师当年还是个电影童星哪，如果在那条道上发展下去，说不定早就是大腕儿了，人民艺术家了。

一年里我还见到过好几次钱理群先生，都是在五院，可惜没听过钱先生的课，很是遗憾。上学期他有一次讲座，我没看到海报通知，错过了。听舍友说，人满为患，不得不临时换更大的讲厅。先生讲课的风格很多人都有描述，激情澎湃，真正的像蜡烛在燃烧。前些天博士论文答辩，我在五院又见到钱老师，他说他两个月没出过家门了。说话的时候打着手势，笑起来觉得不是那么凶了，倒是看到了天真烂漫的一个老头子，精神抖擞。

复试分两块，先是外语口试，然后才是专业复试。大学以后，外语一直是我头疼的，不是学不好，而是不愿意下功夫去学，扔掉一段时间，还想扔掉一段时间，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来看书、写小说或者到处乱逛。扔多了，生疏了，连拾起来的兴趣都没有了。为了考研，我拿出的几乎是黄世仁逼迫杨白劳的劲头去啃英语，我担心我会栽在洋鬼子的这种玩意儿上。好在可以复试了，我依然不能放心，我不知道到时候能否张开嘴去说，能否说好，说了老师能否听懂。和我坐在一起的是一个华中理工大学来的女生，小巧，漂亮。她考的是外院，成绩考了专业第二，胜券在握，我看得出来。后来我进了北大，住在万柳公寓，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她，我以为她复试时出了问题，没想到一个月后见到了她，还是意气风发的样子，她和我一样进来了。她几乎要忘掉我的名字了。后来见面的次数就多了，读过我的几篇小说，说很喜欢。在等候复试时，她问我这个专业有多少人考，多少人参加复试，名额有多少。我一概不知。她觉得不可思议，竟然还有我这样的考生，愣头愣脑地就闯进来，网络时代，信息发达得让人不好意思，我竟然闭目塞听。她问我为什么不到网上查一下，我告诉她，我还不太会上网，上去了也不知到哪儿才能网得到。她叹为观止，大概以为我可能要黄了。这也是我担心的，我竟然是个愣头青，我想我真的要完了。我们相互留了手机号码，有点悲壮，复试后我给她发了一条信息，祝她成功，然后说，我是熟悉的陌生人。我想熟悉是一时的，陌生将是永久的。

口试不难，我有点紧张，第一个问题听了两遍才听清楚。很快就结束了，退出考场时，我用英语问主考老师，可以看成绩吗？老师笑笑，说不行，很不错，不要担心。考进来后，在校园里我还见过那位女老师，她正从校医院那边迎面过来，手里抱着一块热气腾腾的烤山芋。我向她问了好，她和颜地笑，回答我，希望能用衣袖挡住烤山芋。她一定不认识我了，可我还记着她，心里藏着感激。

专业复试是在五院，当代文学专业好像有九个人参加复试，最终能取几个都不知道。有山东的，北京的，湖北的，还有云南及其他什么地方的。我第一次见到云南人，一个女孩，后来成了我的同学。当时我就感叹，从云南到北京，几乎穿行了整个中国，真够可以的，凭这趟漫长的长途火车，她也应该考上。曹文轩老师主考，旁边坐着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其他几位老师。一共四道题目，任选两道回答。我选的两道，一个是关于张中晓《无梦楼随笔》，一个是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回答问题没感觉到紧张，觉得像是平常的讲课或者聊天，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正如曹老师之前说的，只管说，侃侃而谈。我不知道是否做到了侃侃而谈，也不知说对了没有，好像还和李扬老师就论文的写作方式争论了几句。他问我读过德里达没有，看过赛义德没有。我说，只知道点皮毛。

专业复试和我想象的有点差别，也许最大的不同在于复试的地点，当代文学教研室是我完全陌生的。再一个就是复试的气氛，我觉得十分人道，没有什么森严的东西无形地压着你。复试过后我就离开了五院，又来到未名湖边上，看着水，我的任务到此全部结束了，下面的事，就像一片叶子落到水里，随它去了。

第二天我离开北京。又过了几天，我打电话问曹老师我是否考取，曹老师说，没问题了。我突然觉得心里十分平静，像找到了一件什么宝贝，又像丢了一件什么宝贝。就这样，一场漫长的神经长跑告一段落了。

徐则臣，1978年出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徐则臣被认为是中国“70后作家的光荣”，其作品《如果大雪封门》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北上》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