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的日子。
十年回望，运河边有哪些可爱可敬的人，他们对于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都做了什么，有哪些思考，对未来又有哪些展望？
潮新闻·钱江晚报联合杭州市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中心推出《运河人说》专题报道，带大家走近这些运河人。
来听一听清华同衡规划院遗产保护与发展分院院长、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总撰稿人张谨的分享。
张谨刚刚搬了新办公室，她的工作单位离清华大学10分钟的路程，她说只要学校里喊开会，就能很快赶回去。
5月下旬，她在紧密的会议间隙里，抽出2个小时，和我们聊了聊自己如何从清华博士后出发，进入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牵头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撰稿的故事。
“非常有价值”的十年
张谨是2006年到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当时她在清华已经呆了12年，正在攻读博士后，她的导师是协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院院士”吴良镛。因为吴良镛特别关注文化保护，她自己也一直在关注中国文化，所以最后去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让她没想到的是，正好赶上了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突飞猛进的阶段。
张谨前前后后在文研院呆了十来年，把所有文物的类型都做了一遍，把所有文物的工作也都做了一遍，忙得不可开交。她说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十年，这其中，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是她全身心投入的一个核心项目。
“当时这个项目下达的任务特别重，从国家层面来讲，不敢随便交给任何一个机构，当然因为压力和难点都特别大，也确实没有一个单位敢接，后面就把任务给了国家文物局的直属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至少在把握大局的责任和态度以及专业度上都会保障。”
院里本来人手就不多，当时做这个项目，整个院确实是耗尽了全力。张谨开玩笑说：“时间紧任务重，做完后真有一种减少几年寿命的感觉，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价值文本写了一个月，每天只睡2小时
开启工作后，张谨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运河在哪里”。
“因为南北情况不一样，很多江浙一带的河流都还在，是很清晰的，但是北方有非常多段时断流的状态，到底在哪里，都不太清楚，虽然有很多文献资料可查，但是去现场指认就不太清楚了，所以前面有五六年时间，都在做拉网式调查，有些埋在地下的要做考古勘察，搞清楚到底哪一段是真实的运河本体。”
等到这一波的摸底完成后，离申遗的节点就很近了，最后的两三年时间，就是各个省、市等各地紧锣密鼓地做一些保护工作，对河道、遗产点等实施保护管理规划、颁布法定条例等。
张瑾说，文本的撰写，就是要图文并茂地交代明白“运河的价值”，它完全不是抄文献，而是一份“运河价值”的说明书，因此得逐步对照摸排出来的河道本体、遗产点的现状和实物，撰写其相应价值。但恰恰这些运河段的保护范围等内容，经常会发生变化，给撰写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特别是各地开展的一些保护性工程，它一直在进程中的，会有很大的变量。比如有些区域，政府说可能20公里保护做不到，只申请5公里范围，那就要征求各方意见，反复讨论这个做法的合理性，甚至有时候就是多方博弈。所以最后写进文本里的内容，经常要根据这些改变进行滚动式修改。”
张瑾回忆自己撰写价值篇的文本大概有十万字，基本上每天就只能睡两个小时，整整写了一个多月，“最后写成高血压的那种状态了。”
梳理“运河的价值
解决了“运河在哪里”的问题，接下来开始梳理“运河的价值”。
作为申遗文本中价值文本的主撰稿人，张瑾说，在梳理运河价值的过程中，是一个重新发现中国、读懂历史的过程。
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要求，里面包含了六个不同层面的价值体系，只要符合其中的一个价值，就有机会成功申报。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找出“大运河到底有哪些独一无二的价值，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反反复复研究讨论多个方向后，他们决定删繁就简，首选“创造性标准”——大运河就是主要用的是这条标准，代表着人类创造的杰作。
“这条只要论证充分了，申报就基本没什么大问题了，其他的一些标准再加入，就是起到丰满大运河血肉的作用。”
张瑾说，后来在文本又增加了“漕运”，代表是制度文明的见证，这是充分站在了国际视角选取的，“没有漕运，整个国家就不平衡，就像战国时代一样，不平衡有可能带来战争，贫穷的地方要去打那个富饶的地方去抢物资。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制度文明的代表，千百年来，无论什么统治者进行国家治理，一定要将漕运制度坚持下来，甚至付出巨大的成本来维系这个制度，能持续1000多年，如果站在国际视野来看，这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事情，很能打动人。”
张瑾说，梳理价值的同时，也让自己有一个新的发现：重新认识了中国、读懂了历史，“这是大运河给我最大的心灵上的震撼。”
中华的古文明为什么能够延续到今天？大运河其实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答案。
“这也是大运河能够感动我们很多人、感动我自己的一个原因吧，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都字认识大运河的过程中找到了。”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