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子,又称“楲”,是博物馆藏品或者考古发掘中常见的一种陶瓷器,因其形似伏虎故名之。上世纪50年代,考古学界对虎子的用途进行过一场辩论同,一种观点是认为虎子作为酒器、茶具、盛水器等用具;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男性专用的溺器。70年代以后,多数学者普遍赞同第二种观点。2008年版《中国文物大词典》将这虎子归为男子便器之属。
浙江博物馆的东汉越窑褐釉虎子(图1),器身呈筒状,圆口,旁塑有侧仰的虎头,雕刻细致,四肢呈卧伏状,器腹刻弯曲的线条来表现毛发,提梁平弧,上为绳索样纹。除器底部外,均施釉,釉色为酱褐色并有亮泽,釉层剥落严重。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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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出土三国吴赤乌十四年(251年)青釉虎子(图2),筒状器身,提梁做跃虎状,虎头塑造形象逼真,虎身拱起,张力十足,四肢紧抓筒身,做欲路状,虎尾蜷贴于后。器身施青釉,润泽有光。
图2
浙江省嵊州市石瑛镇苔苔山西晋太康九年(288年)墓出土的越窑青釉虎子(图3),器形做卧虎状,虎头高昂,圆目怒睁,圆形的口部从张开的虎口吐出,四肢粗短有力,器身戳划飞翼纹,提梁拱起。青釉光润,制作精良。虎子的臂部为平面且不施釉,由此可知装烧时工匠将虎子竖起,臂部向下放置于窑床上,这样可以更好的节约窑炉空间,增装烧数量。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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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镇江丹徒出土的西晋青釉虎子(图4),口部刻虎头,张口睁目,胸部刻卷毛,腰部两侧刻划飞翼纹,四足为蹲伏状,背有弧形提梁,股上贴塑虎尾,将山中之王-老虎的神态塑造的勇猛雄壮,形象逼真。整个器型显得稳重美观,静中寓动,富有生机,是虎子中难得的精品。
图4
西晋虎子中还有一些造型较为简单,如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上圩头乡西晋元康八年(298年)墓出土的越窑青釉虎子(图5),仅器身与四足为伏虎状,提梁弯曲,短小的虎尾塑贴于提梁后,平臂。装饰趋于简单,已经没有了口部的虎头和两侧的飞翼纹。再如浙江省温州市郊白象镇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出土的瓯窑青釉虎子(图6),器身呈圆形,口部上昂,弯曲的提梁置于顶部中央,无任何造型和装饰,完全是一件实用器。
图5
图6
东晋时期的虎子数量减少,虽然造型风格沿袭前朝,但制造工艺和产品质量较西晋有所下降,如浙江省黄岩市秀岭水库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墓出土的越窑青釉虎子(图7)。
图7
南北朝的虎子造型风格为之一变,口部粗壮,腰部收小,提梁多为绞索形,圆臂,底部无釉。如山东省高唐县东魏房悦墓出土的釉陶虎子(图8),虎头雄壮形象,四肢蹲伏,绞索形提梁。施酱釉,造型风格颇粗犷。
图8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博物馆的北周青釉虎子(图9),简化的虎头呈四十五角上仰,两侧划出虎嘴和毛发,四足粗短有力,提梁粗大呈绞索状。青釉特别光亮,釉面开细小纹片,底部无釉,可见了装烧方式发生的改变,由臂部向下的立烧变为了底部赂下的平烧。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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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宜兴出土的南朝青釉虎子(图10),造型与釉色与图9相同,其生产的时间与窑口亦应相同。
图10
浙江省湖州市埭溪乡沙河出土的南朝青釉虎子(图11),虎昂首引颈长啸,双眼威猛有神,虎腰内收而微微下塌,衬托出宽阔有力的前胸,臂部重心略向后移,前肢斜撑,生动表现了虎的勇猛神态。
图11
南北朝之后,造型生动的虎子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简单实用的“夜壶”类溺器,作为不可缺少的日常用具,一夜沿用至近代,如陕西省铜川市耀州窑博物馆的清代黑釉虎子(图12)
图12
关于虎子的起源也是众说纷纭,主要观点有三个:
一是李广射虎而铸虎形溺器说。《西京杂记》:“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断其髑髅以为枕,示服猛也。铸铜象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之也。”此处即说汉将军李广射杀猛虎后,用铜铸造卧虎之形的小便用具。
二是麟主伏虎的神话说。元代陈芸的《芸窗私志》:“客问瑶卿曰:‘溺器而曰虎子,何也?’答曰:‘神鸟之山,去中国二十五万里,有兽焉,名曰麟主,服众兽而却百邪。此兽欲溺,则虎伏地仰首,麟主于是垂其背,而溺其口。故中国制溺器,名虎子也。’”此即谓古人将溺器塑造成伏虎的形状是来源于麟主伏虎的传说。
三是青铜匜演变说。青铜匜从早期的四足逐渐演变成三足,再到无足;在流口设计上也从早期全部的敞开式流口渐变成管状式流口;也多出现了龙虎之类的兽首形流口。造型也由繁复走向简单,“战国中、晚期以后,青铜礼匜的外形逐渐走向简单、轻薄、无足、无耳的铸造方式”。这些特征的变化已渐趋吻合虎子的部分器形。
而细究之,前二个观点皆为古人之说,来自传世文献记载,实不足采信。虎子器形由青铜匜演变而来一说虽有其一定的合理依据,但因缺乏确切的文字及其它相关材料证明,故虎子器形的起源之说现在仍难以形成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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