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很多生活中我们无法言语或者羞于言语的事情，在电影中能得到很好的表达与传递。2019年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凭借一个韩国底层家庭向上流社会寄居的故事，反映了韩国贫富阶级差距和人性自私贪婪，一举荣获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成为了韩国电影的新标杆。但这种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性的电影并不是韩国人的专利，早在2年前的中国台湾第54届金马奖最佳影片《血观音》也做过同样的事情。
《寄生虫》VS《血观音》：底层的求生与顶层的贪婪
《寄生虫》与《血观音》是两部带有批判色彩讽刺社会现状揭露人性的电影，两者的故事情节都非常的紧张饱满具有张力，反应的问题也都非常的尖锐和深刻，但出发的角度却完全不同：《寄生虫》是从社会底层出发，讲述一个贫民家庭通过一个偶尔的机会在富人家里获得了工作机会，然后一步步利用谎言让身边家人都寄居在这里的故事；而《血观音》则是从社会顶层出发，讲述了一个富贵家庭通过高超手腕及柔软身段在复杂的政商关系中生存取利，却泯灭人性的故事。两者一个低一个高，一个贫一个贵，一个广一个深，联合在一起仿佛道明了一个主题：与贫富无关，我们都面临着一个不完整的世界和自己。
《寄生虫》：蟑螂一般的命运，国王一样的待遇
“家里半夜只要一开灯，蟑螂立即就会四处窜逃的躲起来”这是《寄生虫》里男主基宇的妈妈对丈夫（宋康昊）说的一句话，也是对他们一家现状的形容：一家四口坐在豪宅里享受最奢华的食物唠着最家常的嗑，但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们自己，只要主人朴社长突然回来，他们就得像蟑螂一样的四处躲藏。电影的前半部分讲述的一家人如何连环下套进入朴社长家的过程，后半部分却风云突变发现寄居在这里的还有朴社长的前保姆，于是引发了 一场不可收拾的结局。
《寄生虫》通过穷人寄居富人家庭里的故事反映了韩国贫富差距严重，穷人被压迫的没有生存空间，心甘情愿地沦为寄生虫的现状。电影引发了人们两方面的思考：第一，社会意义上来看，资源分配不均，富人敛积大量财富导致穷人无法生存，这个锅得富人来背，所以最后宋康昊杀死了朴社长。第二，人性角度上来看，基宇一家沦为寄生虫，得寸进尺贪得无厌，酿成大错，这锅的穷人来背，所以前保姆的丈夫杀死了基宇的姐姐。这相互矛盾的两点思考让《寄生虫》成为了一部引发强烈社会讨论的影片。但整体上来讲，它还是站在穷人的视角里看到这个不完整的世界，如果站在富人的视角里看，这个世界是否完整了？那就得看《血观音》了。
《血观音》：菩萨一样的面容，魔鬼一般的心肠
“世上最可怕的不是眼前的刑罚，而是那无爱的未来”这是《血观音》最后落幕时的一句话，也是对整个棠氏家庭的一句概括。棠氏家族本来就是商界里的贵族，又在母亲棠夫人（惠红英）的带领下处心积虑，官商勾结，做成了最有势力的家族，但其背后却牺牲了所有的人性、亲情与温情。一家人之间为了各自利益相互仇恨纠缠与折磨，表面上活得像菩萨一样的慈悲，内心却像魔鬼一样的狠毒。这就是《血观音》里展现给我们的社会上层家庭的面貌。
《血观音》里虽然影射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政治权力关系的暗中角力战，但更多的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上一种自私的黑暗。《寄生虫》里基宇一家在自己解决不了温饱的前提下贪婪的追求财富我们尚可理解，但在《血观音》里已经贵为社会上层的棠氏家族在完全没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依然无恶不作为达目的泯灭人性，则展现出了人心深处比贪婪更可怕的自私。棠夫人无止境地追求利益没有什么不对，但把朋友、女儿、家庭全部沦为了交易工具则令人发指。与财富堆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内心寡淡的亲情观念，最后把自己的孙女活生生的培养成了第二个冷血的自己算作是一种报应。电影里那句“活出个人样”的简单台词，却成为了富贵家族里最大的奢望。
与贫富无关，我们都面对这一个不完整的世界
马斯洛经典的需求理论把人类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了五个层次：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寄生虫》里的基宇一家处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血观音》里的棠氏家族则处于最高的自我实现需求，但他们所做的事情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不择手段贪婪的去满足自己的需求。过去我们总把一个人的行为与他的生存条件挂钩，总把贫穷当作可以发错的借口，但其实我们都面对这一个不完整的世界，穷人有自己的欲望，富人有自己的烦恼，一切与贫富无关。
这两部电影虽然黑色的基调居多，但也都给我们透露了光明的力量：《寄生虫》里基宇最后终于找到了人生的计划：努力奋斗买下房子拯救父亲；《血观音》里失去的棠宁也是全剧中真正有血有爱的代表。生活就是这样，总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些不如意之中，寻找生活的希望。就像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那我们就正好用它来寻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