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1993：凭粮票吃粮38年，没票寸步难行，全国粮票比钱都好用

粮食定量的艰难时代

1955年8月25日，国家通过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要求各地应根据居民的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不同的供应级别和每月口粮定量标准。

从此，粮票开始走进千家万户，而且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发行文件带着“暂行”二字而产生的凭证，竟然在我国流通了四十年左右。

根据《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的规定；全国各地居民口粮、工商行业用粮和牲畜饲料用粮，全都要按核定的供应数量发给供应凭证。

而这些供应凭证分为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等7种。

全国各地根据当地居民的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具体供应级别和每月口粮定量标准。

以郎先生所在的产粮大省河南为例。

相关档案中对当时的口粮分配是这样记载的：

“特殊重体力劳动者：五十至六十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五十五斤；重体力劳动者：四十至四十九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四十四斤；轻体力劳动者：二十九至三十九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五斤……”

“特殊重体力劳动者：五十至六十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五十五斤；重体力劳动者：四十至四十九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四十四斤；轻体力劳动者：二十九至三十九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五斤……”

也就是说当时包括教师、国营企业职员、店员等轻体力劳动者，一个月的口粮大概在三十斤左右，如果家里孩子多的话，这些粮食明显不怎么够吃。

郑州大学管理系退休的耿教授回忆，在最困难的那段时间，他们一家四口人，仅靠每月他的29斤，耿太太的25斤，以及孩子的15斤粮食定量生活。

为了避免月底出现断顿的情况，耿教授甚至专门做了一杆秤，每一顿饭都要先算好斤两，算好了之后粮食才下锅。

由于那时候耿教授家的两个孩子，都正在长身体，分配的粮食几乎连让他们吃个半饱都做不到。每次吃完饭之后，孩子们总是嚷嚷着还是饿，求着家里的长辈再多给他们一点吃的。

但是为了能够撑到月底还有粮食吃，耿先生和妻子不得不硬着心肠拒绝孩子们的请求——一旦他们心软多给孩子们吃了，到了月底就无可避免的要断顿，整天挨饿。

提起那段困难的岁月，年迈的耿先生两眼泛红，摇着手说：恁都不知道哇！现在说出来人都不敢信呐……

耿先生说在最难的那段时间，学校里大量的学生因为饥饿出现了浮肿的情况。

当时耿先生和其他老师一起，蹲守在学校的操场和开阔地上看着学生们，不许他们做跑、蹦、跳一类的激烈运动。

因为学校领导认为，学生们本来就营养跟不上，做这类的运动又会加速体力的消耗，一不小心容易倒地不起。

最让耿先生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秋收时学生到郊区挖红薯，饿极了的学生把红薯挖出来之后，连泥都不洗就狼吞虎咽的啃了起来，甚至有人挖不到红薯，就捡红薯的叶子生吃。

耿教授所在的大城市尚且如此，当时农村的情况可想而知。

粮票：真正的“硬通货”

在那些困难的岁月中，钱其实并不太好用。

民以食为天，如果没有粮票的话，即使你再有钱，通常食堂也不会卖给你饭。

毫不夸张的说，在很长一段时间时里，一个人身上如果没有粮票，一碗饭，一口汤，都吃不到、喝不上。

当时的我国发行的粮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全国通用型粮票，一种是地方流通型粮票。

顾名思义，全国通用型粮票就是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兑换面值的粮食或食品；而地方流通型粮票，就是只能在发行粮票的省市内兑换面值，出了发行地区就无法兑换。

在那个粮票比钱更重要的时代，有了地方流通型粮票，你就能在粮票流行的地区换到食物；有了全国通用型粮食，你就能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找到吃的；如果你没有粮票，即使再有钱也买不来吃的。

在有粮票才有饭吃的情况下，不但粮票很快就成了全国公认的“硬通货”，而且能够“吃遍全国”的全国通用型粮票，很明显比地方流通型粮票价值更高。

根据河南某地的文物局退休干部靳振武回忆，他在1975年的时候，就因为粮票的事情，遇上过一次非常尴尬，但也暖心的事情。

那一年靳振武从巩义出差到郑州调剧本，可到了郑州才知道，原来剧本已经被转调到了河北邯郸。当时靳振武急着追剧本，赶紧连夜坐火车去了邯郸。可靳振武捉急忙慌地赶上火车之后，才想起来他带的只有河南的地方粮票，身上根本没有全国粮票。

到了河北邯郸之后的靳振武，由于没有全国粮票，只能饿着肚子在食堂门口望食兴叹。好在靳振武的行为引起了一位当地人的注意，那人问靳振武为什么不吃饭。靳振武把自己的遭遇，跟对方说了一遍之后，对方慷慨地给了靳振武一张两斤的河北粮票，让他先拿去应应急。

正是靠着那张两斤的河北粮票，靳振武才不至于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饿肚子。当时靳振武本打算给对方一些钱的，可是却被对方谢绝了。

回到巩义之后，靳振武按照那位河北好心人留下的姓名地址，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并寄去了一张两斤的全国通用粮票。

可过了一阵子之后，信却又被退了回来，说是“查无此人”。靳振武从此失去了那位好心人的音讯，可他对那位好心人的感激，却一直有增无减。

像靳振武这样的国家干部，出差只是忘了换全国通用粮票都这么麻烦，那么别的人换不来又会怎么样呢？

根据80年代初期，在郑州纺织机电专科学校上过大学的陈宝林回忆，在他上学的时候，他们学校的食堂还是用粮票换饭票的。

然而他们学校的学生，天南地北哪个省份的都有，可学校却只接受全国通用型粮票和河南省的粮票。

当时全国通用型粮票非常紧俏，一般人很难搞的到，所以当时有很多学生来上学的时候，带的都是他们本地的粮票。为了解决这些外地同学们的粮票问题，他们学校的一位孙姓女生承担起了粮票兑换工作。

这位孙姓女生担任着生活委员，在学校搞了一个“地下粮票交易所”，她在不收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帮助同学们把外地粮票换成河南粮票。

当然，那时候也不全是像孙姓女生这样的好心人。

由于全国通用型粮票更好用，全国各地其实大多都有拿地方粮票换全国通用粮票的“黑市”。只不过这些黑市里，地方粮票换全国通用粮票时，通常不但会被收取一定的费用，就连地方粮票的面值也会有一定的折损。

粮票的最终命运

1955年9月份最早发行的，第一套全国通用粮票，一共有肆市两、半市斤、壹市斤、叁市斤和伍市斤五种面值。

根据不同的粮食定量标准，这些粮票分发给全国居民，它们可以用购买各种成品粮，比如大米、面粉、小米、高粱米以及各种豆类等。

粮票作用一种质量不如货币的纸制品，在使用的过程中折损率其实非常的高，经常会出现过水、遇火之类的事情。所以在刚刚发行不到半年后的1956年，国家就专门就残缺破损的粮票如何兑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总体上来说，粮票破损的程度越严重，能够兑换的新粮票就越少。

1956年底的时候，由于当时的纸张紧缺，无法增印新的全国通用粮票，粮食部还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尽量使用地方粮票，以免出现春节时期全国通用粮票不够用的情况。

实际上当时全国各地的粮票流通都比较紧张，很多地方别说全国通用型粮票，就连地方流通型粮票都不够用。

相比于大城市里耿教授，扶沟县的郎先生一家，在困难时期的情况更加惨淡。

根据郎先生回忆，最困难的那些年他们家兄弟五个，加上父母一家有七口人，平均下来每个人一个月只有20斤粮食的定量。一天6.6两的粮食，即使是五六岁的儿童也不够吃，更别提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大孩子和成年人了。

那个年代郎先生的父母为了一家人能吃上饭，可谓是煞费苦心。郎先生的母亲一到下半月，就开始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的借粮票。借到一点，家里就能多维持一天。

可是老话说得好：有借有还，才能再借不难。郎先生家月底了借粮票，月初就得还。如此循环下去，他们家往往刚发粮票，一还账就发现下个月的情况还是更加艰难。

为了能让家里有口吃的，郎先生的父母甚至去过县城的“黑市”，悄悄用钱买过粮食。

可当时郎先生的父亲一个月工资才30块钱，“黑市”上的小麦都要四毛八分钱一斤。尽管以当时的经济条件来说，郎先生父亲的工资并不低，可“黑市”上的粮食他们还是吃不起。

对于郎先生一家而言，饥饿是那段岁月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改革之后，国家的政策宽松了，郎先生的兄弟姐妹也都长大了，他们家的生活条件也开始慢慢变好。郎先生的母亲却患了肝病，身体状况长期不佳。

为了安慰老母亲，家里人对老太太几乎是予取予求，想要什么就给什么。而老太太也是奇怪的很；她不要吃的，也不要喝的，只要钱。

虽然家里人都不知道老太太为什么要那么多钱，但是为了不惹她生气，平时能给她的还是都会给。

长期以来大家都知道老太太很能花钱，却都不知道她把钱花到哪里去了。一直到1993年夏天，老太太病重垂危，临终前让郎先生打开床头的柜子时，一家人才知道，原来老太太怕他们再挨饿，把钱都拿去买了各种各样的粮票。

老太太对儿女们深沉的爱，让作为儿女的郎先生和兄弟姐妹们，对她的离世更觉伤感痛心。

老太太不知道的是，就在她离世几个月前的1993年1月份，河南省根据国家的相关精神，制订并出台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

根据这份方案，除了军供粮仍按过去的办法执行之外，全省各地市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全部放开，开始实行市场化经营了。

换句话说，老太太攒了十几年的粮票，其实已经完全没有了用武之地。

实际上不止是粮票，连以前国家为了保证非农业人口配给的粮食定额，发给他们家的粮食和食用油定额本，都已经基本作废了。

该方案对于粮票的最终命运，描述的也非常简单：粮票不再流通，不补差价，不回收……

老太太对那段苦难岁月记忆太深刻，对社会的发展又不够了解，存了十几年的粮票，最终除了郎先生一家留做纪念之外，几乎无人问津。

郎先生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感叹，母亲攒了那么多的粮票，国家不再回收，卖也没人愿意要，等于算是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