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期间，为什么要两次去丰台长辛店？

李大钊带着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红楼一层西头第31号的第三阅览室，让他当助理员。“你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月薪八元。”李大钊对毛泽东说。　　

“谢谢李主任。”毛泽东感激地说。这对于来自湖南农村的毛泽东来说，已是很大的满足了。　　

其实，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六百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四百元；一般教授，月薪起码二百元。可当时毛泽东认为他八元的月薪，已是不低了。　　

后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了这段时期的情形。　　

那时，毛泽东的职位低微，只是一个登录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大家都不理他。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他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毛泽东对他们极有兴趣，并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来听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但是，毛泽东并不灰心。他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他遇到了别的学生，如陈公博、谭平山，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他帮助很大。邵飘萍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研究会于1918年10月成立，邵飘萍应邀兼任研究会导师。当时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毛泽东对新闻学很有兴趣，报名参加了研究会，听课半年，并获得了结业证书。　　

邵飘萍思想进步，富有新闻经验，言谈潇洒，深受学员欢迎。他强调，报纸要为平民执言，平社会之不平。新闻记者要尽自己的天职，“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他尤其重视新闻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要求听者注意对社会政治、经济、劳工等问题的调查，并展示采访调查的方法。这些思想与方法，对毛泽东后来的新闻活动很有影响。　　

参加新闻学研究会期间，毛泽东还多次到邵飘萍的住处拜访。邵飘萍不仅与毛泽东一道探讨救国之道，据说还曾慷慨解囊，向每月只有8块钱薪水的毛泽东提供经济援助。　　

北京一别，两人再没有机缘会面。1920年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时，邵飘萍被北洋政府通缉而亡命日本。邵飘萍回国后，毛泽东在上海曾写信给新闻学研究会的同学罗章龙，询问邵飘萍的情况，说邵飘萍是他所关心的人。

1926年，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一代报人喋血京华。北平解放后，毛泽东亲自批准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一天，毛泽东见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头号名人胡适，大起胆子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位，当得知只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王牌教授竟傲慢地拒绝与他交谈。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新闻界人士时说：胡适在台湾吹牛，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但是，李大钊却有一双火眼金睛。他发现了毛泽东的重要性！　　

每当毛泽东工作之余，或李大钊在阅览室翻阅的时候，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长谈。李大钊发表的所有文章，尤其是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泽东更是仔细阅读，认真研究。　　

毛泽东透露出来的非凡抱负和才干，深得李大钊的赞许，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在李大钊的启蒙和引导下，毛泽东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后来在1949年3月23日曾感慨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青年毛泽东为什么两次去长辛店！

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先来说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怎么一回事。100多年前的1919年初到1920年底，近2000名中国进步青年远赴法国，“勤于做工、俭以求学”，胸怀救国梦的中国青年远渡重洋，一边做工，一边学习新知识、新思想。他们在这里研究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并从这里起步，走上革命道路，开始振兴中华的伟大历程。他们当中有些对新中国成立居功至伟，比如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等；有些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杰出人才，比如钱三强、严济慈、童第周、徐悲鸿、林风眠等，对中国的社会革命与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作用。

1919年到1920年间，先后共20批近2000人到达法国。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其中以四川（378人）、湖南（346人）、河北（147人）为最多。1918年春，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同志，在湖南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经常组织会员讨论中国的出路问题。恰在这时，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给毛泽东同志来信，告知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于是，新民学会专门讨论了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问题。他们认为通过留法勤工俭学，可以直接研究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正是‘向外发展’的一个好机会。从此，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便着手积极组织，进行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何长工同志，1918年毕业于湖南长沙甲种工业学校，曾经在北京长辛店法文专修馆半工半读，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能够成为赴法勤工俭学中的一员，就和青年毛泽东的组织和准备不无关系。

那在何长工的这篇文章中，还有下面这些记载，记录了青年毛泽东两次来到长辛店的很多细节，他在文章中写道：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领导了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记得我们来到北京以后，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新民学会的蔡和森同志便给毛泽东同志写信，请他来北京解决问题。后来，毛泽东同志和李维汉、萧子升(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和毛泽东是同学，后来到国民党政府做官去了)、萧子暲（萧子升的弟弟，即萧三同志〉等二十多人就来到北京。毛泽东同志来了以后，很快解决了问题，预备班就开学了。

毛泽东同志很关心我们长辛店这个班，也很关心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他不断到长辛店来。我知道的就有两次。第一次是1918年冬(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来北京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同志先到工厂调查了解情况，和厂方商量能否增加点预备班的学生，然后到我们的教室看了一下，晚上就住在我们宿舍里。他和我们坐在土炕上，问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还询问我们有什么困难。记得他特别问我们湖南人学法文会不会发卷舌头的“嘟噜”音，并教我们怎样发这个音。他让我们学点音韵学，学《康熙字典》上反切拼音。他是师范的，师范学生都懂音乐，会唱歌。他还用唱歌的音韵教我们怎样发卷舌音。

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我们联络工人，注意工人运动，了解工人生活、工作情况，帮助启发工人的救国心。他还鼓励我们要坚定信心，只要千方百计地做好准备，就一定能够出国。

我记得毛泽东同志第二次来长辛店，是他在送第一批出国学生去上海以前，那是1919年4月。他和前一次一样先到工厂里和工人攀谈，然后到我们宿舍，和我们纵谈天下大事，谈怎样唤起工人，学习苏俄，指出这是救中国的路。他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鼓舞，我们都很佩服。

毛泽东同志1919年4月从北京去上海，然后回湖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主编出版影响很大的革命期刊《湘江评论》。1919年底，他为了搞“驱张”(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第二次来北京（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那时我已经出国了。我在长辛店学习期间，也有一段时间回湖南。可能是在我回湖南期间，也可能是我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来过长辛店。

我在长辛店学习时名字叫何坤，“何长工”这个名字是后来毛泽东同志给改的。这里还有段改名的故事:我从国外回来以后，在湖南搞革命活动，担任华南(洞庭湖西区的南县、华容)地委委员兼军工部长，是这个地区的农民赤卫军总指挥。我们镇压了二百多土豪劣绅。反动军阀许克祥去长沙搞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以后，白色恐怖笼罩湖南。这时毛泽东同志在武汉暂时代理湖南省委书记，觉得我的目标很大，让我改个名字。他说:“你在长辛店学过工，就叫何长工吧!”我的名字就是这样改的。

青年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赴法勤工俭学！

1919年3月12日，青年毛泽东因母亲病重返回湖南。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部分湖南青年结束了半年预备班学习，准备启程出洋。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送别他们。

毛泽东是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自己却没走出国门。个中缘由，他曾跟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说起：“看译本比原本快迅得多”；“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应“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显而易见，青年毛泽东的想法是扎根“‘中国’这个地盘”，他也是这么做的。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曾两次去长辛店机车厂搞调查研究。当然，毛泽东也不排斥留学，在这之前他曾想过留学日本，之后还想去苏俄留学，只是限于种种现实原因未能实现。

内容来源：BRTV徐徐道来话北京

编辑：盖盖

值班主编：车水

监制：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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