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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你是谁？”
当有人在生活中这样问你时，你的回答是什么？
许多人的回答，会始于姓名，终于职业。工作，也是你身份的重要构成部分。当被问及“你为什么而工作”时，你的回答又是什么呢？
“在过去，工人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
这个犀利的回答，来自于犹太裔社会学学家齐格蒙·鲍曼的一本小书《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类刀锋一般的表述，在鲍曼这本小书中随处可见。但鲍曼并非以这样的语言哗众取宠，他希望不留情面地解剖每一个社会中都不可避免的问题——贫穷。
最发达的国家中也有穷人，而需要关心贫困问题的，也并非只有政府和慈善机构。鲍曼在书中写道，“不仅因为穷人需要，并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也因为穷人的形象中总隐藏着我们自身的恐惧和焦虑”。
而《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一书名中就暗示了全书的三大主线。人们为何而工作，人们为什么会陷入贫穷，社会又该如何正视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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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人们工作，是为了符合社会的期望。社会对人们有过哪些期望？鲍曼认为，工作伦理和消费审美，这两大概念推动着人们成为社会的齿轮。
鲍曼在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的工厂化阶段，可以被称为是“生产者社会”。因为当时的人们主要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社会希望其成员有能力和意愿参与社会分工。在这样的生产者社会中，驱使人们工作一生的动力，是工作伦理。
工作伦理，其本质上是一条戒律，它有两个外在的前提和一个内在的假定。
第一个前提：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
第二个前提：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除非是为了完成更多工作，否则休息也是一件不体面的事。
工作伦理告诉人们，即使你看不到任何收益，你也应该继续工作。 “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当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履行自己的责任时，让这些劳动者把收益和福利分给那些有能力却因种种原因不工作的人并不公平。
在历史上，工作伦理的支持者不仅仅有工厂主，还有希望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的其他人。他们认为，贫穷来自于懒惰，来自于不服从，如果可以让穷人的境遇变得更差，那么人们就会主动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从而消灭贫困。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济贫院的生活条件足够恶劣，那么就只有实在难以为生的人才能忍受糟糕的食物和发霉的床板，而绝不会有懒汉来钻空子，更会让一般人由于害怕自己也陷入那样不体面的境遇中，不得不努力工作。
事实果然如此吗？
19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工作伦理从来都没有消除贫困。相反地，工作伦理不过是让人们服从于新的工厂制度的一种规训。当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大规模的生产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现代社会逐步从“生产者社会”进入“消费者社会”。
鲍曼认为，消费者社会要求人们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中。社会依照消费者角色塑造其成员，并希望社会成员具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消费审美成为了人们工作的内在动力。
什么是消费审美？简而言之，在这一机制下，你的消费选择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消费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那么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
鲍曼在书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消费者社会不会轻易呼吁延迟满足。这是一个信用卡社会，而非存折社会。消费者社会没有耐心等待”。
在消费者社会中，曾经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穷人被认为是“有缺陷的消费者”。相比于工作伦理中认为贫穷来自于恶习的偏见，消费审美则进一步对穷人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机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你不具有消费的自由，你不仅无能，而且无用。为此你必须工作。
此时，工作不再是自我构建和身份构建的轴心，人们为了永无止境的消费选择，必须不断地工作。而消费主义和及时裁员又能提高效率，带来经济增长，这似乎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好办法。
但现实社会告诉我们，事情并不像理论设想得那样简单。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就奉行了鼓励消费和不限制裁员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此时的英国获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功，但也收获了骇人听闻的贫困。
九十年代的英国，近四分之一的老人生活在贫困中，是经济困难的意大利的五倍，是落后的爱尔兰的三倍。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处于贫困线的穷人比例猛增了近60%。
人们不得不用其他方法与贫穷对抗。建设福利社会就是一种对策。但人们对福利社会的争议从未停止，给穷人的帮助是否会再次助长穷人的懒惰？筹措资金的过程是否又会引发腐败？这些都是福利社会在两百年的发展中时常遇到的问题。
而贫困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还有更深远的影响。世界是不均衡的，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欠发达地区往往被视为或作为能够吸纳发达国家过剩人口的土地，是出口过剩人口的天然目的地。
清除和处理全球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废弃物，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征服的最深层意义。全球化为人口过剩的旧问题披上了新衣，赋予旧问题全新的意义和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未来的社会又将如何与贫困作战？鲍曼在书中提出，人们或许有可能赋予工作伦理新的意义，使其更适用于发达社会的现状。
人们或许应该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比如让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钩。这些想法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却极具现实意义。在这样的评判标准下，不能获得报酬的家务和带孩子也是重要的工作。
鲍曼的这本小书写作于上世纪末，但其中的洞见，在出版2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着与生活更为相关的回响。
而曾经把“劳动最光荣”作为一句自豪口号的我们，开始自嘲“躺平”，这何尝不是对消费主义的一种“非暴力不合作”？话虽如此，在众人都奋勇向前时，停下脚步来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仍然是一种奢侈。
以个人的力量去对抗系统性偏见是一件难事。但当人们合上这本小书时，至少可以警惕对弱者的污名化，也可以卸下一些社会加给人们的重担。
贫困者果真只是因为懒惰才陷入贫困的吗？我们穷尽一生所追求的幸福生活，有多少是来源于自己真正的渴望，又有多少，不过是消费者社会的期望？
正如帕特里克·库里所言，“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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