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从反思到行动：当代中国史家的作为与地位

如果说，过去的世界史是满天星斗，现在的全球史是台球撞击，所以在全球史里，互动、影响、联系、碰撞就成了历史的主要面向。所以，进入全球史研究，历史的主要诉求就开始变化了（下卷，1501页）。当下意义的全球史起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种超越传统民族国家叙事的人类史，全球史为理解人类史的复杂性与相互关联性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自那时以来，出现了诸如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等个人独著的通史名著，亦出现了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卡尔·波兰尼《大分流》、卜正民《维米尔的帽子》等这样的专题名著，合著之作更是数不胜数。中国学术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关注全球史，但大体属于“三多一少”的状况：讨论的多、研究的多、翻译的多，付诸实践的少，或者说几乎没有。我们还没有一部自己的“全球史”，我们似乎是全球史书写实践的缺席者、失语者。当然我们不能只做旁观者！我们如何应对全球史的挑战，实际上是如何看待全球化挑战的问题；而要改变这种历史叙述不对等与缺位的局面，则更需要一种勇气。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材料丰富，换个角度与位置，完全可以奉献一部精美的全球史。框架是自己的、理论是自己的、文献是自己的、解释是自己的，作者们实现了最初的设想。这既是全球史书写的中国实验，又是某种理想观念的验证，这种行动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的实际探索。无论如何，这一探索都是为后人开辟一条“光明道路”（下卷，1215页）。

抛开基本叙事外，在这本看似通识的读物中，作者们实际上处理了以下几个宏大问题：西方中心论问题、从传统到现代转型问题、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文明间的竞争问题、人类未来命运。因此，引发了我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一、单数的自然世界、复数的人类世界，后人各自表述，谁来表述？如何表述？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认知的不对等，先到者掌握了历史书写权，后来者可以修正吗？可以居上吗？

二、“无处非中”意味着没有中心，亦意味着都是中心。我们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那些“世界性的大传统”，诸如西方中心、西方文明这类传统如何突破？民族国家的“小传统”不改变能改变“大传统”吗？

三、权力是所有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权力决定人类的生存状态，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书写背后的权力？知识与权力结构的关系错综复杂，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获得正确的历史知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在建构自己的历史，但大国更在乎“世界史”“全球史”的构建。历史书写权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吗？

四、叙事的“葛氏风格”，告诉读者的不仅仅是知识、观念、思想，更是格局、希望、寄托。引而不发、问而不答，总有言外之意，得靠读者静心阅读、细心体会。

五、世界就是一个不断延展变化的区域，人不是这个星球的唯一主人，也不是唯一的中心。时间无限、空间无限，用大历史的眼光看，也许人类只是一个过客，全球史该如何对待非人类的那些领域？如何理解、如何拓展全球史的内涵与外延？如何拥有我们所理解的全球史？

六、现代性是同质的统一体吗？现代性的内涵不断丰富与更新，它带来了很多弊端，有很多弊病又是无法克服的，我们如何看待人类的未来？时刻准备再出发，探寻终极的全球文明可能吗？

由于知识结构、学术储备和理解能力的限制，本文只能针对其中的部分问题展开思考并尝试解答。

人人都是世界历史学家的时代

如果历史记述是真实的，人类就不会重新书写历史。但另一方面，历史书写是人类智慧的创造，它不仅要探究历史的真相，更要解释世界，从而增加世界的美感。一部伟大的历史作品是一部情节复杂的小说，就像一首无言的歌，它肯定会像打动感官一样打动人的心灵与思想。

好的著作从不欺骗读者的眼睛，哪怕只是一瞬间。优秀的著作，一定是结构新颖的，因为它承载着独特的思想；必然是体现传统的，因为它运用人们熟悉的概念、知识和词语来表述；必定是开放、包容和前沿的，它会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让读者获得新知。好著作就像一座巨大的镂空雕塑，读者通过在其中来回走动，快速穿梭，细细品味，驻足观赏。此外，作品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应具备审美元素，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没有审美元素的叙事不能称为好作品，没有美感就难以肃穆。全书结构精妙，章节设置新颖，语言优美，值得回味。这就是《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本书的目录结构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绪论和结语前后照应，还有“番外”的设置，这既丰富了细节，也完善了逻辑，回应并体现了全书的宗旨。然而，历史长河浩浩荡荡，世界太大，不可能面面俱到，也无法写尽所有内容。书中每个部分的过渡都非常自然，比如上卷第二讲转到第三讲“全球联结时代的到来：十二到十四世纪”，上一讲最后写道：

随着我们所讨论的时代，也就是七至八世纪走向尾声，唐朝、拜占庭帝国、大食帝国三足鼎立的国际格局，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分天下的世界，没有能继续维持下去。全球历史变动不居，帝国命运流转无常。唐朝经济中心南移、草原上疾风飘动，以及围绕着阿拉伯世界边缘地区开展的圣战，都在预示着一个更新时代的到来。（上卷，330页）

全书的起承转合基本都是如此自然，可谓无缝对接，阅读起来毫无割裂感。小段落让人轻松，可以随时掩卷而思。除了段落简短，结构也很灵活。比如讨论汉朝击败匈奴的原因时，标题分别为“汉朝为什么最终能击败匈奴？”“汉朝击败匈奴的因素（续）”“汉朝击败匈奴的因素（再续）”（上卷，273-279页），这种方式很照顾读者，自然让人愿意花更多时间阅读。

作者们善于通过故事展开对比，极力挖掘事件的全球史意义与价值。这里有必要重复书中所叙述的这件事：当年面见乾隆皇帝的英国使团中，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孩，他是副使的儿子，小乔治·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小斯当东天资聪颖，他和乾隆皇帝以中文对话，颇受皇帝喜爱。他后来成为英国最为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服务于东印度公司，翻译过《大清律例》，还当上了议会议员。但是，成年以后的斯当东，对中国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和傲慢。在英国议会讨论是否应因鸦片问题对华动武时，就是这位小斯当东，以中国专家的身份，把许多英国政治家也批评的鸦片贸易解释成“商业利益冲突”，并且以沙文主义的腔调说：“如果我们不能在中国立足，那么印度也会排挤我们、不尊敬我们，这个情况会蔓延到整个世界，到时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

小斯当东

可见，在某种意义上，两种文明、两种秩序的冲突，不过是大英帝国的殖民说辞。当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取代了“东亚传统宗藩体系”时，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也不过是一种原本地方性的近代欧洲文明被当作全球性的普遍文明，取代了另一种来自传统东亚和中国的地方性文明；一种起源于十七世纪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秩序，被当作全球各国必须共同遵守的公法，替代了另外一种历史悠久的、名为“朝贡”“册封”或“宗藩”的国际秩序（下卷，1441页）。

把地方的变为世界的，成为普世的，确实是西方世界的长项，这也是我们要深入反思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而且能实现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触发了近代欧洲的兴起？毫无疑问，地区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一直存在某种张力，制度、技术、道德与文明之间存在竞争。如果将中国史放在世界背景下思考，会有很多新的发现。中国的经验、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材料、中国的认识同样具有世界性。我们该如何对接世界？如何进入世界？如何与世界互动？我们必须找到办法，让读者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理解世界。世界不仅只有我们，无论我们多么伟大，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更多的宽容，对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更深入、更公正的理解。今天，还有谁不是历史学家呢？人人都是历史学家，甚至都是世界历史学家。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解释世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未来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历史学家。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对待世界。毋庸讳言，研究世界是我们的弱项。

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即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问题

葛老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