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娶了陈圆圆后，吴三桂没有享受太长的婚姻生活，就被迫重新出征了。吴三桂率军开赴辽东，继续去抵御清军。
在当时的大明王朝，吴三桂已经是最后的希望。即使这个人曾经是一个临阵脱逃的人，大明王朝也没有第二个选择了。
吴三桂临阵脱逃说的是松锦之战时，他私自逃跑、丢弃主帅。
前面讲过，松锦之战时，吴三桂不听指挥，独自逃跑，导致明朝“大兵尽丧，总督文武官俱陷”，他是明军失败的罪魁祸首之一。
然而，即使害得明朝“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朝廷还是选择了原谅吴三桂。苦难的崇祯大笔一挥，对吴三桂轻判了。
崇祯之所以轻判吴三桂，有两个原因。
第一，在苦难的崇祯眼中，他已经失去太多太多的将领，无法再失去吴三桂了。尤其是吴三桂这种“年方勇壮，冠诸军”的杰出将领，他就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因此，朝廷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失去这个“北门锁钥”了。
第二，祖大寿投降后，明朝在辽东的统治锐减，他们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在这种背景下，朝廷不敢继续处罚吴三桂，害怕吴家铤而走险，把另外半壁江山也送给清军。
鉴于这两点，崇祯最终选择了法外开恩，他没有严惩吴三桂，只是给了他一个携秩的处罚。
何为携秩?就是降级使用，戴罪立功后，再官复原职。吴三桂被降了几级，史料混乱，不得而知，有的史料说是降了两级，有的史料说是降了三级。
其实，吴三桂到底被降了几级，根本无须讨论。因为，仅仅过了三个月，从他以“辽东团练总兵吴三桂密奏”的文件上看，他已经官复原职，朝廷已经不再惩罚他了。
就这样，同样都是逃跑，大同总兵王朴被斩杀示众，以儆效尤；辽东团练总兵吴三桂却啥事没有，还继续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不得不说，这是崇祯无奈的选择。
当然，在朝廷眼中，吴三桂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朝廷颁布一道圣旨，以吴襄“劳苦功高，需进京好好调养”为由，把吴三桂的家属接到了京城。实际上，朝廷就是把吴襄扣为人质了。崇祯要让吴三桂投鼠忌器，好好给朝廷卖命，不能起任何的叛逃之心。
其实，朝廷的这种做法，虽然不人道，但也并不是没有道理。毕竟种种迹象表明，吴三桂一直与清朝暧昧不清。对于他的这种态度，朝廷不得不防。
为了兵不血刃地夺取宁远城，皇太极一直在劝吴三桂投降，希望他“弃明投清”，并许诺一旦投降，可“分茅裂土”。为了成功说服吴三桂，皇太极还命祖大寿等人挨个出马，去做吴三桂的思想工作。
对于这些亲朋好友的劝说，吴三桂的态度一直是模棱两可。他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就这样继续暧昧下去。
对于吴三桂的这种行为，我们要理解才是。毕竟，在他的眼中，大明王朝已经是一艘即将沉没的战舰了，他不想为其殉葬。同样，清朝那些“相仁兄之面，不过拜将，犹恐难免国法;相仁兄之背，必定封王”的话，也句句说到了吴三桂的心坎上。
是呀，对于吴三桂而言，他到死也不过就是明朝一个将领，且还不能天下太平。因为，天下一旦太平，就他做的那些事情，肯定被崇祯秋后算账。反之，若投降了清朝，就能正式封王了，自己也能成为清朝建国的第一功臣。
就这样，在清朝裂土和封王的诱惑下，吴三桂彻底动摇了。此时此刻的他，不敢说会投降清军，但也绝不会百分之百效忠明朝了。
按照明朝人臣无境外之交的原则，吴三桂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跟清朝联系的，他也决不能与敌国互通书信。结果，吴三桂不仅与清朝通信了，他还不把清朝的回复上报给朝廷。
吴三桂这种通书诏、不上报的情况，把朝廷吓得不行，朝廷甚至出现了“吴三桂已经投降了清朝”的流言蜚语，若不是吴襄坚定地宣称“三桂忠孝，必不至此”，崇祯就会派特使去辽东彻查此事了。
后来，在双方这种互相猜疑却被迫在一起的心理下，吴三桂与明朝达成了一个共识——吴三桂“誓死”效忠明朝，绝不背叛。但相应地，明朝不派人节制吴三桂，默认他的一切行为，任由他成为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藩王。
就这样，秉持着善持两端的外交政策，吴三桂成功地斡旋于明朝与清朝之间，他一方面接受明朝的赏赐，另一方面也不拒绝清朝的礼物，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然而，等皇太极病逝、顺治登基、多尔衮摄政后，吴三桂的这种小日子就算到头了。
前面讲过，多尔衮摄政后，他一改对吴三桂的招降政策，决定对其兵戎相见，逼迫他投降。多尔衮拜济尔哈朗为将，出兵讨伐吴三桂，兵锋直指他镇守的关外三城。
《清实录》记载，虽然在这场战争中，吴三桂顽强抵抗，多次打退清军的进攻，但无奈清军兵多将广，吴三桂最终还是惨败而归。他损失了数万兵马，以及可以使用数年的军需物资，可谓输了一个干净彻底。
损兵折将，这些固然让吴三桂痛苦，但更痛苦的是，失去了关外三城后，宁远城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城，完全被敌人包围了。在这种情况下，宁远城内人心惶惶，不断有百姓逃跑和将士叛逃。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宁远守备孙友白率领部队冲出宁远城，投降了清军。
投降清军后，孙友白得到了丰厚的赏赐，还被委任成招降大使。孙友白天天来到宁远城下，对城内的居民阐述自己的“经历”，希望大家都学习自己，一起叛国投敌。
在孙友白的言传身教下，本来就人心惶惶的宁远城，更加动乱不堪。吴三桂甚是痛苦，却又无计可施。
看看吴三桂的处境吧，他简直就是当年袁崇焕的翻版，固守孤城，无兵可用，无险可守。只不过袁崇焕拥有一颗不管任何情况都绝不动摇的心，而吴三桂的心，明显不是这个样子。
在这种背景下，吴三桂曾偷偷给清朝写信，希望投降清军。但是，他却没有寄出去，而是把书信烧毁了。
之所以不投降，不是吴三桂的意志多么坚定，也不是他有多么崇高的气节，而是吴三桂怕死，也害怕家人跟着遭殃。毕竟，明朝法律明确规定，“守土者擅弃封疆，律无赦”。他是不敢擅自弃宁远城而逃的。
就这样，不能逃跑，也不能投降，吴三桂只能孤独地镇守宁远城，他无可奈何，也无计可施；他期待奇迹，却又不知道奇迹何时降临，更不知道奇迹是什么东西......
最终，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下，吴三桂迎来了新的一年，那是让他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年。
前面讲过，因为优柔寡断的性格和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个性，崇祯一直错失良机，他也一直没有调吴三桂进京来勤王。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当农民军逼近京城后，崇祯终于坐不住了。
三月六日，崇祯下令让吴三桂放弃宁远、入京勤王，封他为平西伯，命他“星夜驰赴山海，率兵入关”。
由于史料匮乏，吴三桂收到这份命令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不得而知。在我的眼中，他应该是既兴奋，又沮丧;既激动无比，又悲伤不止。
毕竟，吴三桂一直等待撤离宁远的命令，他早就想离开这个苦寒之地了。同时，以三十三岁的盛年之身，就能获得其他人奋斗一生都无法得到的伯爵身份，这让吴三桂欣喜不已。然而，朝廷封他平西伯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就是让他去打农民军，让他去死。
对于朝廷的这个任命，吴三桂痛苦无比。毕竟，吴三桂清楚地知道，用自己十数万军队，去攻打百万之众的农民军，无疑就是以卵击石，主动找死。这样的结果，只能让他徒自伤悲、痛苦不已。
最终，对于这个任命，吴三桂采用了一种消极的办事方法，他能拖一拖，就拖一拖；能不去，就不去。
为了拖延时间，吴三桂把当地的五十万居民打成了一个大礼包，率领他们进入关内。
整整五十万民众随军逃难，一路之上妇幼老弱啼哭不断，拥塞于道，每天行军不过五十里。当然，对于为何要携带这些百姓，吴三桂也给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这些都是大明王朝的子民，臣不忍弃他们而去，只能携带他们进入关内。
其实，吴三桂的这个说辞，完全是拖延时间的借口罢了。要知道，如果他学习当年的袁崇焕，他完全可以留下步兵保护百姓，自己亲率骑兵日夜兼程入关，去救皇帝。
宁远距离山海关不过两百里，若吴三桂全力前进，他完全可以日行一百余里，两天之内就能赶到山海关。然而，他却没有这么做，吴三桂是三月六日从宁远出发的，结果十六日他才到山海关。这么短的路，他愣是走了十天!
用了整整十天时间，晃晃悠悠到达山海关后，吴三桂还是没有继续前进的意思。他上奏朝廷，以需要安置百姓为由，恳请“安歇家口五日”，又耽误了五天时间。
对于吴三桂这种行为，崇祯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毕竟，吴三桂已经动身了，这在崇祯眼中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要知道，崇祯此次下达的勤王旨意，除了调遣吴三桂外，还命令平贼将军左良玉、山东总兵刘泽清、河南总兵许定国，以及黄得功、刘良佐等人一起来勤王。若他们都能率军来京城，一起抵御李自成，明朝到底能不能灭亡，就真的“未可知也”了。
然而，对于皇帝的急诏，刘泽清故意从马上摔了下来，以受伤为由，借故不奉召。而左良玉、黄得功和许定国等人的态度更绝，他们对于崇祯的圣旨不理不睬，就当没有收到这封求救信。
国家安危之际，得此大臣，崇祯当时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也难怪他会发出“大臣皆可杀”的感叹。对比这些武将，吴三桂还算是一个忠孝之士了。
在吴三桂的消极怠工下，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耗下去了。当时间耗完后，不管是他，还是崇祯，都得到了真正的解脱。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就在吴三桂“安抚百姓”期间，李自成攻陷了北京城，崇祯以身殉国，明朝亡国。
伴随着明朝这家公司的破产，吴三桂终于解除了合同，恢复了自由之身。然而，虽然自由了，但吴三桂一点也不高兴。因为，他失去了饭碗，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对于他而言，所谓的进京勤王已经毫无意义了，他只能掉转马头，率军返回山海关。“屯兵不进，未有所决”，他什么都不干，就安心等待买主上门，准备再次上岗。
吴三桂清楚地知道，像他这样资本雄厚、位高权重的将领，是不可能失业的。毕竟，他麾下拥有四万大军，其中三千人是精锐的关宁铁骑，他还镇守战略要地山海关，这些都是他的本钱，是他再次成功的重要资本。
就这样，即使明朝灭亡了，吴三桂也毫不担心，他就安心地待在山海关，不采取任何行动，等待时机，准备重新上班。很快，吴三桂就收到了一份“面试通知(劝降信)”。这个决定录取吴三桂的“公司”，就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攻陷北京城后，李自成虽然干了很多蠢事，但有一件事情，他自始至终都清楚无比。那就是——必须正确看待吴三桂，以及他在山海关的那些雄兵。
李自成知道，吴三桂的归属问题，对大顺政权至关重要。吴三桂麾下的那些精兵猛将，是农民军的一个大敌;吴三桂镇守的山海关，那是明朝首都的前线屏障;反之，山海关也是攻打北京的前线阵地。
在这种背景下，吴三桂进，可以威胁北京城；吴三桂守，可以凭借山海关自保;吴三桂退，他可以联系清军，打开......李自成根本不敢往下去想。
在这种背景下，吴三桂成了李自成的心腹大患。他为此寝食难安，必须除之而后快。
《平吴录》记载，为了除掉这个心腹之患，李自成召开会议，询问大臣解决之策。
在这个会议中，丞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进言道:“如今天下大势，陕西、山西、河南、湖北等地，皆在掌握之中。长江以南，也可传檄而定。唯独这个山海关的吴三桂，是我军的一个心腹大患，必须解决，否则我军衽席不安。”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军士们提供了两个方案。第一，用武力消灭吴三桂，彻底解决这个心腹大患。第二，和平招抚吴三桂，用高官厚禄劝其归顺，解决这个心腹大患。这两个解决方案，前者费钱、费事、费人，还得流血；后者费钱，却不费事，不费人，而且还有很高的成功率。毕竟，大顺取代大明后，已经证明了其正统的地位，如今人心所向。吴三桂镇守山海关，不过是一支孤军罢了，若想生存，他只有投降一途。此外，军士们认为招降吴三桂，还是很有把握的。因为，吴三桂的家眷就在京城，他们是成功招降吴三桂的本钱。
就这样，在一番讨论后，大顺君臣达成了共识，准备招降吴三桂。于是，李自成厚待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命他写了一份劝降信，劝吴三桂投降。
《明季北略》等文献记载，吴襄写的这封劝降信非常长，但其中有一句话，写得非常好，堪称一语中的——“天命难回，吾君已矣，尔父须臾。呜呼!识时事者可以知变计矣。”
识时事者，可以知变计矣......没错，识时务者，才是真正的俊杰。得到这封劝降信后，李自成派降将唐通出马，带领四万银两前往山海关，用来招降吴三桂。看见父亲的信和这些钱后，吴三桂将做何选择呢?他又是如何从大顺的降将，变成清军的降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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