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中国网《杜威与中国》、新京报《杜威与中国“洋先生”掀起思想潮》。
转自：思庐哲学
约翰·杜威
John Dewey
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
“
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
——胡适
”
01
投入新文化运动
1919年4月27日，美国哲学家杜威和夫人奇普曼坐船驰离了日本熊本港，前往中国。到日本讲学时，杜威并没把中国列在他的远东之行计划之内，但在日本期间，杜威接到了北京大学胡适教授的邀请信。恰巧当时北京大学的蒋梦麟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等也在日本，他们登门拜访杜威夫妇，并以北大、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的名义，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杜威这才决定到中国走一趟，把行程暂定为由上海到汉口再到北京。
杜威到中国的本意是想游历一番中国的名山胜水，讲演只是附带的事情。但他没有想到在中国小住几月的计划竟延长到两年多的时光。杜威是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的。刚上码头，便见到了蒋梦麟、陶行知、胡适，他们三位昔日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曾师从杜威。三人把杜威夫妇接到沧州别墅，胡适用流利的英语介绍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请杜威到华演讲的用意。这勾起了杜威的好奇心。他隐隐感到，这个古国正发生着一场文化巨变，这变化还与眼前这位侃侃而谈的年轻人有关。
杜威到上海的时候，新文化运动正走向高潮，胡适等邀请杜威前来，正是想以老师在世界上的声望助他们一臂之力。杜威到沪的第三天，便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会场作了题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讲演，当时的热闹场面在上海十分少见。正如十余年后他的女儿在《杜威传》中所说：“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
之后，杜威夫妇在蒋梦麟和江苏省教育学会代表王杰的陪同下到杭州讲演。就在讲演期间，蒋梦麟接到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他匆忙赶回了北京。杜威尚不知晓这场运动的进展，滞留一周后才回到上海。5月12日，民国前总统孙中山先生前来拜访，两人的这次谋面一直少为人知。痛定思痛的孙中山很重视杜威前来中国的机缘，（思庐哲学编辑）希望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对自己有所帮助。于是他坦诚地向杜威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杜威听后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次日在给女儿的信中，他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前总统孙逸仙是位哲学家，这是昨晚我在与他共进晚餐时发现的。他写了一本著作，书中说，中国人的软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以往一位哲学家的说法：“知易行难”。所以他们不愿意行动，害怕在行动中犯错误而无所作为。而日本人的力量正在于，他们即便在无知时也去行动，通过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知。这本书以此向人们证明，行动要比认知更为容易。
对孙中山的想法杜威非常赞赏。因为在他的思想中，行为经验才是根本的，而认知不过是行为的工具。当时刚从日本来华的杜威对中日间的关系有了敏锐的觉察，不久即在《东海两岸》和《中国的梦魇》二文中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尽管杜威也承认日本比中国发展得快，但心里却绝没有孙中山话里话外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羡慕。在日本讲学时，他就对日本军国主义倾向表露出明显的反感，以至日本天皇想授给杜威一枚勋章，他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在他看来，中国决不能走日本的路子，因为那样无异于饮鸩止渴。
年届六十的杜威在不知不觉中，已深深陷入了中国的那场风云际会。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不断传到他的耳中，杜威夫妇急于北上，5月30日便到了北京。杜威有幸目睹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刻，并为那种浩大的声势所震撼。像许多西方人一样，杜威先前也觉得中国是个积重难返的民族，但通过数月观察分析，他发现事实并不如此，所以他于1919年12月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中，告诉西方人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一年之后，杜威还写了《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扬“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试图让中国人相信，只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那么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的改革也将随之水到渠成。
02 在中国各地讲演
胡适和蒋梦麟知道自己的恩师对中国发生的事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挽留他多呆一段时间，杜威欣然应允。经与他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磋商，定下了一年的期限。后来又延长了一年。杜威在中国居留的时间长达两年又两个月，在杜威一生的讲学或旅行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
为此杜威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讲演计划，增添了多方面的内容。这样，从1919年6月8日开始，杜威先后在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地作了十六次社会与政治哲学讲演，十六次教育哲学讲演，十五次伦理学讲演，八次思维类型讲演，三次关于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讲演。这些讲演发表在《晨报》、《新潮》等报刊杂志上。后来这五大系列讲演还被汇编成书，由北京晨报社出版，并在杜威离华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数都是一万册，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
在这些讲演中，杜威总想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得到启示，就得从这一点着眼，来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杜威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痼疾所在，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对国家问题的冷漠而震惊。在上海时他问及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占领“满洲”的看法，后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杜威到北京后，一天从清华大学回到住处去，他看到一个行人被马车撞翻在街道上，受伤很重，但行人却不予理睬，最后还是一群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这件事使杜威觉得，中国人的冷漠是否属于一个民族心理习惯问题。
带着这个问题，杜威的足迹踏遍了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讲演之余，还考察了各地的风土人情。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2月24日，他的女儿露西和伊夫琳也从美国来到了中国，帮助父亲了解中国。最后杜威终于发现，问题在于中国人的保守，在于他们对自然、对土地的依赖超出了对国家的关心。于是杜威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体会渗透到讲演中，想使中国人明白自己的处境。1919年8月他和胡适等人到山西，在《学问的新问题》的讲演中，他说，人们必须要把握时代的变化，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看清文明的真义。为了使中国人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保守习惯，使新文化运动履行自己的使命，杜威还分析了这种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
在《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一文中，他也指出，保守是促使中国国力羸弱的主要原因。而其缘起，则要追溯到老子与孔子哲学。他的这些观点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很大影响。
杜威来华时，是作为一个教育家饮誉世界的。在杜威的总体计划中，教育改造仍然是首要的环节，所以也是他讲演的主要组成部分。1919年5月3日至4日杜威首次在上海江苏省教育学会会场做的讲演，实际上就是其教育改造的开始。杜威到北京后，从7月4日开始，在北京男女高师专门开设了《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课程。1920年4月，杜威一家又到了南京，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讲授“教育哲学”。
1920年5月10日，江苏省教育厅欢迎杜威夫妇（前排中立者）。
03 杜威的中国弟子们
杜威思想在中国广泛的传播，除了其思想本身的魅力之外，还得益于他众多中国弟子的宣传推广。20世纪初，中国不少学生赴美留学，其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受业于杜威的有郭秉文、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张伯苓、刘伯明、郑晓沧、李建勋等人。这些人回国后大力宣传杜威思想，同时用杜威思想积极指导自己的研究和实践，从文化教育、思想学术等各方面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他们对杜威的思想也有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因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郭秉文（1880-1969）是最早接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中国学者，他1908年赴美留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即参与南高师创办，先后任南高师教务主任、校长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他主持的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被教育界称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他直接将杜威的思想应用于改革实践。他邀请杜威来南高师做报告，聘请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来校任教，管理东南大学时，他延揽师资，崇尚实学，并将数百名中国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迁来南高师，使之成为南高师、东大师资的主要来源。他重视学生的个性培养，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兼顾个性发展的教育方针，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自由选择学习科目或有一定限制地选课。他倡导民主治学，通过“三会制”将教授治校放在首位，在学生中实施“自动主义”，使东南大学成为实施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胡适是杜威最为知名的中国弟子，他于1910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学习，被公认为接受和实践杜威社会和政治学说第一人。在阐释杜威的经验主义时，他说，“教育即是继续不断地重新组织经验。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人生四围的境地；即是改变所接触的不知所措，使有害的变为无害，使无害的变为有益……”经过胡适的解释，杜威的“经验”成为与“生活”相同的含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生活，便是增添经验，进行教育。这一解释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杜威生活教育观的基础。胡适尖锐地批评当时的中国学校教育与社会严重脱节，认为这是亡国的教育。1922年领导新学制改革时，他将“注重生活教育”和“注重个性之发展”列入“七项标准”中。他强调教育与生活的一致性，强调要以儿童为中心，学制系统宜顾及其个性及智能，为发展个性教育，还主张在学校采用选科制和学分制，对不同的学生施以不同教育。可以说，胡适完全遵循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他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结论的假设。”蔡元培也曾说胡适“不但临时的介绍如此尽力，而且他平日关于哲学的著作，差不多全用杜威的方法”。
北大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曾于1912年赴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1917年3月，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担任北大校长及教育部长时，他在高等教育领域内推广杜威思想，注意用杜威“生活教育”理论，去观察和分析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以历史教学为例，他指出教学应当以学生生活需要为主体，以平民生活为中心，注重历史与生活的有机结合，并以解决当前问题为要旨。他提倡注重自动、自治与训育，形成良好的民主素养，使个人健全活泼，并提倡个性教育，这些都与杜威的哲学理念一脉相承。
与胡适同龄的陶行知，1914年赴美留学，在伊利诺伊大学学市政半年后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等人。1917年秋回国，开始了他教育和改革实践的生涯。陶行知继承了杜威的教育理论。他强调教育对于社会改造的作用，说“改造了人便是改造了社会”。他认为国家兴亡系于教育，若能普及教育便能影响祖国变革趋向，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他们都重视教育与生活间的有机统一。他继承了杜威“教育存在于社会实践”、“社会生活是教育的深化和延续”、“教育必须与生活紧密结合”的观点，主张“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生活即是教育，教育即是生活”，倡导民众于生活中寻找智慧，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教育，提升自我。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思庐哲学编辑）国民教育水平落后，列强外来侵略和内战不断。如何开启民智，促进人们爱国觉醒，推动社会变革成为时代的呼唤。陶行知认为对3亿农民普及教育至关重要，1922年，在晓庄师范学校的实践基础上，陶行知结合中国农村实情，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主张，将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思想直接倒了个儿。他提倡的生活教育是一种在社会中、在生活中进行的教育，社会有多大，生活有多广，教育就有多少。他倡导青年应该投身于社会，将教育场所扩大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将人类的生活场所变成人类受教育场所，在社会中锤炼自己的意志品格，形成自己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他看到中国“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学生被动学习，缺乏主动创造性，在杜威“从做中学”的基础上，提出“教学做合一”：“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要根据做的法子”，强调了知行合一，更突出了教学做的有机统一，比杜威“从做中学”的理念更进一步。他的教育理论可以说是杜威思想在中国实践中的创造和发展。正如历史学家费正清评价说：“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
20世纪20年代，借着五四运动的兴起和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感召，中国教育改革进入风起云涌的时代。杜威的这批中国学生，在中国大力推动实用主义思想的传播，推动大众教育、普及教育，开创了教育实验的先河，推动了新学制改革。他们将杜威思想引入到教育实验、教育政策的制定、课程教材改革与社会改造中，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受到了批判，他的中国学生们也纷纷受到影响，此后对杜威思想的研究一度陷入沉寂。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知识界开始了对杜威思想的重新反思和评价。时至今日，人们对杜威思想的现实价值、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及他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又重新给予了肯定，对他的研究也成为当下知识界的一大热点。
杜威夫妇与学生参观申报馆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爱丽丝·奇普曼、杜威；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
值此杜威先生来华一百周年纪念之际，我们以本文来再次认识杜威先生，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思我们自己，反思当下的教育，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