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坛流行一种说法，叫做“东张西毕”，意思是：西有毕加索，东有张大千。
这句话起因于1956年张大千对毕加索的一次拜访，也因为张大千的绘画技艺在画坛的地位，被很多国外人士追捧。
将眼光从二人的绘画成就移开，聚焦到二人的生活领域，在情事这块，毕加索风流成性，爱人是他绘画灵感的来源，所以我们看毕加索的画，经常换风格。
张大千也“不遑多让”，作为民国时期的人物才子，有名有位，又是一段风流韵事。
东方之笔，五百年来第一人
1899年，张大千出生于四川内江的一个书香门第。
自小，他便跟着家里母亲、姐姐学习书法、作诗。
俗话说，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
张大千的才华在土匪窝里也藏不住。
1916年，张大千在从重庆求精中学回家的路上，不幸遭遇土匪绑架，被带到了一个叫做“千斤磅”的地方。
土匪要求被绑架的人写信回家向家里要钱，到张大千写信时，土匪一看这小孩儿字写得不错，便被扣了下来，留他作“黑笔师爷”。
这也算得上是张大千从事的第一份艺术类“职业”了。
这“黑笔师爷”一当便是百天，张大千终于在三个多月后被营救出来。
营救出来后，张大千想去上海跟着他的二哥张泽学画画。
张泽别号虎痴，以画虎闻名。
不想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被送到了日本留学学习染织。
小小年纪的张大千没有反抗的余地，但他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很是愤怒，由此不齿再说日语。
于是他雇佣了一个日本人来为自己做翻译，从而做了一位“带翻译的留学生”。
此事曾经轰动一时，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界传为了美谈。
在日本留学期间，张大千一直利用课余时间自学绘画、写诗。
1919年回国后，到上海拜了曾熙、李瑞清为师，并在上海宁波同乡会管举办了自己的第一个个人画展。
此次画展，一展成名，所展百余件画作尽数售空。
自此，张大千开始以卖画为生的生活，这一生也与画紧紧地结合起来。
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国画界掀起了一股“石涛热”。
石涛是明末清初的一位著名画家，又号“苦瓜和尚”，其山水画别具一格，与弘仁、髡残、朱耷合称“明末四僧”。
张大千也十分喜欢石涛，他不仅把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翻来覆去研读，背了个滚瓜烂熟，同时更是将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等种种绘画思想内化于心。
有人曾评价他说，“其才不在石涛下。”
不仅是学习石涛的画，唐伯虎、八大山人的画张大千也时常临摹。
对于习画之人，一开始学习模仿前辈的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等习得了基本的技巧章法，后续再开始渐渐摸索出自己的风格，得成一派。
而对于张大千而言，在临摹这一块可谓并世无两。
画家叶浅予曾经如此评价：“从他身上拔一根毫毛，要变石涛就是石涛，要变八大就是八大，要变唐伯虎就是唐伯虎。”
叶浅予
密歇根大学曾举办石涛的画展，画展中志愿者正在介绍画时，张大千径直走到一幅画前，端详片刻说，“这幅画是我画的，那幅也是”，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这也侧面说明了张大千的模仿画作其水平之高，已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据考证，至今还有许多博物馆都还留着张大千的仿作，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石涛山水》、《梅清山水》等。
到了四十年代初，张大千已不仅是将绘画当做自己的谋生事业，而是自己毕生要去为之不懈努力奋斗的事业。
他曾说，“吾于艺事，视如性命。”
为此，他主动放弃了在成都的安逸生活，第一个主动前往西北戈壁滩上的敦煌，追溯、研究中国绘画起源。
张大千在敦煌待了近三年时间，以最原始的复原临摹法，完成了约276件画作，并写下了近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石室记》。
此后，张大千在兰州、重庆、成都等地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将中国莫高窟里这神秘的绘画展现给世人，轰动一时。
如今我们熟知的反弹琵琶、九色神鹿等故事，便是出自敦煌石窟壁画。
对于张大千在临摹敦煌壁画一事，学界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张大千耗费巨款，为敦煌石窟的文物保护、编号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将美丽的石窟壁画大范围的带给世人，直接促成了中国第一个石窟保护与研究机构的诞生，让这块宝藏之地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保护，是有功一件。
但也有人指出，张大千也破坏了敦煌石窟壁画原有的生态。
因为敦煌石窟壁画作画方式独特，自秦朝起，便不断有画师在石窟上作画。
此后朝代更替、画法更迭，便直接在前朝画作上抹上灰泥覆盖再做新画。
而张大千在石窟里临摹时，曾经不小心剥离了一些壁画，灰泥掉落，更早年代的壁画直接暴露在空气里，因为当时文物保护技术受限，很快便被氧化，失掉了原有的色彩，是个不小的遗憾。
这件事在当时也引起了一阵喧哗，甚至官方也出面以示警告。
是非功过，自在人心。
而张大千于画，是实实在在。
张大千以山水画出色更多为人熟知，但其实他人物、花鸟、工笔、作诗、书法样样皆精，被徐悲鸿称作“五百年来第一人”。
不仅是在画坛上的出色成就，张大千还将东方之美、山水气韵带到了国外，他经常在国外举办画展，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艺术，也被西方称作“东方之笔”。
因画结缘，因画成缘
张大千其实本名叫做张正刚。
张大千改名字，和他的婚姻有关。
1916年从土匪窝里被营救出来的那年冬天，张大千与他青梅竹马的表姐谢舜华定下姻亲。
谁曾想，1919年，张大千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那一年，未婚妻表姐因重病去世。
只留下这未完成的婚约给张大千。
此事对他打击巨大，只感世事无常，伤心之余去了松江禅定寺出家为僧，法号大千，自此改名。
出家百天，寺庙要求在头上烫戒疤，此举在张大千看来，已是十分形式主义，非宗门原义。
再加上家里二哥一直催逼自己，张大千便就此还俗。
但仍沿用大千为名，此后专心书画研究。
大千世界，因画成仙。
一生所爱，也因画结缘。
从寺庙还俗后，在家里包办婚姻的安排下，张大千娶了第一任老婆曾庆蓉。
二人相敬如宾，育有一女。
张大千的二太太叫做黄凝素，张大千与她共育有八个子女。
张大千与他的三太太杨婉君相识于北平一次画展上。
杨婉君也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13岁时便可以登台表演京韵大鼓，博得满堂喝彩。
戏曲与画作的碰撞，犹如番茄遇上鸡蛋，一下便对了眼。
张大千特意为杨婉君花了一幅仕女图，仕女的眉眼细细看来与杨婉君十分相似，后来亦是经常为杨婉君作画。
此时的杨婉君不过18岁，在张大千猛烈的追求下，虽顾虑张大千家里大房二房，但借着满腔欢喜仍然嫁了过去。
杨婉君
张大千在敦煌的三年，生活艰苦，杨婉君亦在敦煌和他一起吃苦。
只是这18岁的爱情婚姻，在生活蹉跎中，终究没能抵过另一个18岁女子。
张大千的第四任太太，也是最后一任，叫做徐雯波，是女儿张心瑞的同学。
民国时期，还未完全落实一夫一妻制。
多数风流才子，有好几房太太不是稀罕事。
而此时的张大千已经年近半百，却要娶一个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年龄的女子为妻，年龄差距实在过大，遭到了众人的反对。
张大千和徐雯波的相遇，是在徐雯波12岁。
那时徐雯波受张心瑞邀请，去到张大千家里作客，徐雯波自己也很爱画，对已经声名远扬的张大千充满了崇拜和向往。
而张大千对徐雯波俏丽的长相、气质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徐雯波曾想拜在张大千门下学画，但被张大千拒绝了，只说，“你想学画随时来都可以，我随时都可以教你。”
此后徐雯波经常以学画为由，和张大千接触、相处。
时间久了，两人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爱河。
但由于年龄的差距，当张大千向徐雯波家里提亲时，遭到了双方亲友的极力反对。
特别是张大千的女儿，一个是自己的闺中蜜友，一个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两人关系如何能够错乱？
对于徐雯波的母亲而言，张大千情史牵连不断，而自己女儿正值妙龄之际，又如何能嫁？
对于外界的反对声音，二人无法改变，徐雯波对母亲表现出非张大千不嫁的决心。
几番拉扯，最后以怀有身孕的谎话促成婚姻。
虽被外人唏嘘，但张大千对徐雯波却是尤其宠爱，而徐雯波对张大千也是一直不离不弃，二人也可算是有情人得成眷属。
徐雯波嫁到张大千家里后，张大千对她的宠爱迅速超过了其他三房，经常带徐雯波出去游山玩水，让人艳羡。
不仅如此，中年之后的张大千想要出国闯荡，他的后半生都是在为书画奔波。
徐雯波便也一直陪着张大千，走过日本、朝鲜，走过巴西、阿根廷，天南海北，东西半球，处处是二人的身影。
看着与其他三房完全不同待遇的徐雯波，想来有人觉得这番落差必然会引得其他太太争风吃醋，但事实如何？
张大千娶当时只有18岁的娇妻徐雯波之后，他的后宅并未有什么夺夫大戏，相反，徐雯波人美心更善，前妻不恨反而对她十分钦佩。
机票转赠给前任，愿结白首不分离
对于男人而言，万花丛中过，第一任和最后一任，往往是最重要也最特殊的。
若徐雯波只是一个花瓶，她也无法成为张大千的最后一任太太。
对于徐雯波而言，张大千是她的丈夫，亦是她崇拜的艺术家。
也许是爱的包容，她对张大千的独占之心没有前三任太太那么重。
在徐雯波未过门之前，因为张大千经常和自己的女弟子眉来眼去，他的太太们很是不满，对张大千几番说教，惹得张大千也十分不悦。
张大千一气之下，扬言要再次出家。
三位太太害怕守了活寡，忙上山去劝说张大千回家，以后再对张大千的情事便言谈很少。
而徐雯波在处理类似的事情上，比起前三位太太，便要高明得多。
在张大千和徐雯波去日本办画展交流的过程中，张大千入住的地方主人派了一个日本丫鬟来侍奉。
丫鬟名唤山田，年轻貌美，乖巧懂事，深得张大千欢心。
徐雯波见此也不恼，还经常借故将张大千从房里赶出去，给他们俩制造机会。
张大千爱风流，对于一个如此贴心的贤内助，自是满意，对徐雯波也更加宠爱。
徐雯波的能力不仅体现在对待丈夫的生活态度，在工作方面对张大千，亦是助力良多。
在张大千带着徐雯波到世界各国旅居、举办画展的日子里，徐雯波可不是一个只懂享乐的闺阁女子。
每到一处，徐雯波都会先联系当地的展商，与他们协调展位、展出时间，每次开展时，徐雯波也会身着一身旗袍，在张大千旁边优雅亮相，为画展增色不少。
张大千的画展能够获得世界各国的好评，徐雯波在背后耕耘了不少工作支持他。
所以有人曾如此感慨，张大千如果没有娶徐雯波，他的下半生可能不会如此精彩。
不仅如此，在面对大灾大难时，徐雯波也表现出了开阔的胸怀和善良的魅力。
1949年12月，因几次变革带来的混乱，当时还在四川成都的张大千一家想要暂时出国避避风头。
可张大千动用了所有的关系，也只拿到了三张机票。
一大家子人，只有三张。
张大千给了徐雯波，这个时候的徐雯波，已为张大千育有一儿一女。
三张机票，刚好能够保证徐雯波带着儿女先行离开。
张大千对徐雯波的在意，由此可见一斑。
而在这件事情中，徐雯波的选择，也让众人感叹。
徐雯波这次没有听话，她选择将机票转赠给了张大千的二太太和她的孩子，让她们先走，而自己则带着孩子留下来，和张大千一起等待去留。
对于徐雯波的加入，加上后来张大千对徐雯波的专宠，前几任太太其实是相当不满和嫉妒的。
但徐雯波在关键时刻舍己为人的善举，也让前任改观，尤其是二太太，更是心生感激，感慨不已。
徐雯波对张大千，是愿为同林鸟，此生不分离。
让人遗憾的是，张大千和徐雯波的儿子，后来患上了抑郁症，选择了卧轨自杀。
白发人送黑发人，不论在哪个年代，都是让人极为痛心的事。
张大千一生作品甚多，在国内国外画坛上，都是首屈一指。
时代发展后，张大千也不拘泥于传统山水画，在其中尝试加入一些现代摩登的造型。
画画本就是一件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唯有不断的创新，才能臻至化境。
而徐雯波便一直陪在张大千的身边，这个18岁的妙龄女子，从嫁入张家的那天起，便已成为张大千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朝能够同风雪，此生也算共白头。
徐雯波对张大千一直不离不弃，生活琐事事无巨细的照料，长长久久的陪伴，也让二人真的走到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