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前封建年代，甚至民国时期，一旦涉及特务机构、情报部门，人们总是避而不谈，颇有谈虎色变的意思，但其实，情报部门，只是一把利刃，利刃掌握在反动派手上，会导致民不聊生，制造各种骇人听闻的惨案。
但是一旦利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手中，却又是一剂救世之良方，我党的中共中央军委二局就是这样一剂良方，二局通过情报工作，多次拯救长征红军于危难之中，正可谓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之既倒，甚至毛主席曾表达过：二局是长征中红军部队的灯塔，指引红军部队前进的评价，长征期间，时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圣希，就是本篇的主人公。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曾圣希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灌溉，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又考入黄埔军校，再后来参加北伐，在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1930年任中共中央军委侦察科长开始了他的情报工作生涯。
在1934年至1935年间，在长征期间，曾圣希多次破获国民党的无线电密码，为红军的胜利长征作出巨大贡献，要知道国民党也是有情报部门的，也是会截获我们的无线电信号，大家在谍战片中也经常看到，国民党大肆搜捕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可见当时的工作环境多么危险，用悬崖上走钢丝来形容此时的情报工作再适合不过，也难过主席会给出如此高的评价。
曾圣希在情报上是一把好手，在搞经济、搞发展、搞建设上也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在1950年，主持安徽工作的期间，提出：疏浚、复堤、蓄水三项工程，用来治理淮河。
虽然“责任田”的政策提成产能的效果显著，但是对当时的大环境来说，这是个不得了的信号，类似于有人要冒天下之大不违，要把公天下，变成家天下，这是资本主义，利己主义死灰复燃的信号，是绝对不允许的，于是一场针对曾圣希的批斗开始了。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对于曾圣希来说，注定是他生命中最难忘的一场会议，在此会议上，没有为他准备的椅子，昔日的战友，同志将他抛弃，他成了众人唾弃的对象，大家一致认为他这是“单干风”，有违共产主义。
十年动荡时期，曾圣希也遭受了一系列的批斗，后续在北京病逝之后也一直得不到平反，是到了1978年，邓公才为他进行了一系列平反，邓公如此上心，想必也是有他是邓公和其卓琳的婚姻介绍人的这一层关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