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一位在世时就被当作圣贤的传奇人物。他倡导“知行合一”，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传习录》），而其本人也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
他一生事功赫赫，发扬心学，桃李遍天下，但他其实没有正式写过书。在他去世后，学生们编纂了一部语录与书信合集《传习录》，这部书最集中体现了阳明哲学思想。
《传习录注疏》
作者：王阳明撰，邓艾民注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
《传习录》中记载了一段非常经典的“岩中花树”论。
王阳明和朋友去郊游，看到一株花树开得正盛。朋友问，花树在这山中自开自落，和我的心有什么关系？王阳明回道：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总有人说阳明心学是唯心主义，但世界本原并不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热衷讨论的问题。就如王阳明这句话，强调的是“人”的看与未看，其实是答非所问了。
看与未看之间，心境与世界共同变化。但我们真的可以简单地用那些现代哲学流派的标准，来评价阳明心学吗？
理解阳明心学，首先要了解王阳明面对的哲学论题。明代儒学是承接两宋而来的，它既继承了上个时代的丰厚成果，也继承了那些未解的难题。
宋学是继汉学后千余年，儒学的再一次突破。宋代思想家们一改汉学“我注六经”的繁琐训诂，奉持着“六经注我”的精神阐释义理，结合释道思想，形成了理学流派。
儒家的终极理想是做圣人，而理学的“圣人之道”是涤除私欲，复归大我，达到一种纯理性的境界。至于如何做到，就是理学家们热烈讨论的问题了。
程颐与程颢是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归结为一句口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程遗书》）一方面要敬，就是追求心无所系的空灵心境，另一方面要知，就是要学习世间各种道理。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总结得更为精练：“敬、义夹持，明、诚两进”。敬、诚是涵养方面的修习，明、义是道理方面的追求，二者缺一不可。
但二程始终没有交代，每个方向各下多少工夫，有没有什么优先顺序。因此进入南宋后，分歧就出现了。
朱熹讲“格物致知”，把探求事物的道理放在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而陆九渊强调心灵的明悟，侧重敬、诚这一方面。鹅湖之会上陆九渊向朱熹发难：“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这就有点诡辩的意思了。朱熹接不上来，不欢而去。
二程之后，从南宋到明朝，关于明、诚的分化愈演愈烈，乃至狭义的理学，即程朱一脉，已将陆九渊心学排除在外。
朱熹画像，[明] 郭诩《文公先生像》
在分歧还未解决的同时，程朱理学已在南宋后期被立为正统，影响力自然盖过了陆九渊心学。想要科举进仕的学子们，都必须学习《四书章句集注》，按照朱熹的教诲去博览群书，明析道理。
关于知行关系，朱熹的观点是“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但在实践中，太多人囿于较轻的求知阶段，忽视了对儒家理念的践行。
思想的分野到了王阳明时代，已成为巨大沟壑，而衍生出的时代问题，也亟待解决。
钱穆在《阳明学述要》的序言中说道：
“大凡一家学术的地位和价值，全恃其在当时学术界上，能不能提几许有力量的问题，或者与以解答。”
王阳明生在需要解答问题的时代，也做了解答问题的人。
但面对滚滚而来的时代洪流，王阳明的人生轨迹，却是不疾不徐铺展开来的。
王阳明从小就有着很高的志向，要做“天下第一等事”，做儒家圣贤。
他遵循正统的理学路子，准备要格尽天下之物，然后就有了广为流传的“格竹失败”的故事。王阳明对着竹子格了七天，过劳成疾，遂觉得这条路行不通，做圣人太难，转而去学辞句兵法，追求建功立业。那年他才21岁。
“龙场悟道”前的人生，王阳明自称经历了“五溺”：一溺任侠，二溺骑射，三溺辞章，四溺神仙，五溺佛氏。神仙和佛氏就是道教和禅宗。他兴趣转变迅速，但每个阶段都很投入，他在后来平定宸濠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诗词文章也写得十分漂亮，人生可谓丰富多彩。
王阳明平宸濠之乱后，依循古代勒石纪功的传统，亲笔撰写了这篇纪功碑文。碑文共136字，位于江西庐山。Zhangzhugang
37岁龙场悟道是王阳明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他虽然早慧，但28岁才科举进第，没做几年官又告病归乡，直到33岁重新入仕。王阳明怀中一颗经世之心，但两年后就因仗义执言，得罪了权贵，被贬到龙场驿。
龙场驿地处贵州。明朝时的贵州是蛮荒之地，条件艰苦，不仅与当地民族语言不通，王阳明还要时刻担心政敌会派人来伤害他。在这种境况下，曾经的五溺都忘却了，唯念生死一事。
理学家要求的心无所系的敬、诚境界，王阳明此刻算是达到了。
但如果圣人落到这样的境地，圣人会怎样做呢？王阳明冥思苦想，终于在一个夜晚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就是龙场悟道。
他不用再去思考圣人会怎么做了，因为他自己就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是圣人。
“人皆可以为尧舜”一句出自《孟子》，原意是鼓励人们勇敢行动，认为人人都能有所作为。而到了王阳明这里，才真正将尧舜解释为圣人，衍生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的理论。这也是“六经注我”的一个范例。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是说，做圣人的硬性条件，我们都已经满足了，但为什么我们不是圣人？因为不够诚，有私欲横亘在知和行中间。
王阳明喜欢用《大学》中“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来做解释。看到了一个好色（知），心里感到喜欢（行），这就是顺应了自己喜欢好色的本心（诚意）。但如果受到其他因素干扰，看到好色，却非要让自己不喜欢，这就是没有做到诚意。
简单的道理推而广之，我们知道何为善恶后，排除杂念的干扰，所有行为就自然是符合善恶标准的。因此王阳明说，“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传习录》）
行是知的结果，相反的，没有行的知，不能称为“真知”。比如，我们都知道老虎会伤人，但被老虎伤过的人，对于这个道理，会比没被伤过的人有更深刻的理解。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针对知行分离的时代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他说，知和行本体是合一的，都是诚意，那么说到底就是一件事，又怎么能分离呢。
而对于宋学“敬、义夹持”的矛盾，王阳明也做了弥合。在以往的理学论述中，敬是向内的修养，而义是向外的追寻，比如朱熹说的格物穷理。但到了王阳明这里，义也是向内的了，与敬合为一体。
王阳明说天理就是良知，良知就是知晓善恶是非，如何知晓？要有诚意。他强调的内心诚意，以此填补敬、义之间的鸿沟。这是针对两宋遗留下来的哲学问题，王阳明交出的答卷。
[清] 沈俊《新建伯赠侯王文成公像》，现藏于绍兴博物馆
后来阳明心学传至东亚，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在发源地中国，阳明心学的影响力逐渐式微，在“唯心主义哲学”的预设下，我们与真正的阳明学，距离愈发遥远。
王阳明强调人的主观，但他的理论最终都落在了实践的层面上。为了深入了解王阳明的精神世界，哲学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杜保瑞老师为我们讲读了《传习录》。
杜保瑞老师在讲读时，结合现代背景，为我们阐释了王阳明“圣人观”：
“我不管做什么样的角色，哪怕是交警、消防员、厨师，我都专心把那一件事情做好。我的能力是这么大，但是我做事的态度和尧舜做事的态度、价值方向却完全一样，也就是我的成色和尧舜的成色是一样的。人要追求的是成色的纯粹，而不是分量的大小。”
因而，与其说阳明心学的“心”是唯心，毋宁认为它是用心。人要追求的是成色的纯粹，纯粹之上，人皆可以为尧舜——杜保瑞老师的对阳明哲学的体会亦可说是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