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起兵反叛对政权的稳定势必有很大影响，那南北朝时期又是如何对待宗室叛乱和政权稳定呢？
北魏一朝宗室起兵反叛次数不多，但是终究因内讧和不满都失败了
终北魏一朝宗室起兵反叛次数屈指可数，身居中央的宗室由于缺少足够的兵力，因此其行动主要目标是控制皇帝，保证行动的迅速，如果一击不中往往招致失败的结局，而外镇地方的宗室虽然可以调动更多兵力，但也意味着要以一州或一镇的军力与全国对抗，更何况面临重重限制，其失败的可能性也更大。
在宣武帝时期发生的著名宗室叛乱有两次，一次是京兆王元愉在冀州发动叛乱，一次是中山王元熙叛乱。但是宣武帝时期最先发动叛乱的是咸阳王元禧，元禧失去辅政大权之后意不安，禧遂与其妃兄兼给事黄门侍郞李伯尚谋反。
参与元禧叛乱的除了其妃兄李伯尚还有武兴王杨集始，其长子通被派往河内举兵相应，叛乱很快失败其原因一是，元禧此次叛乱本是受其斋帅唆使，而起兵之后众情不一，内讧已起元禧也无法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二是宣武帝及时发现元禧叛乱。
由于在宣武帝亲政废黜六辅中，有大功的于烈掌管禁军处分有备，元禧叛乱最终还是失败。元禧叛乱中值得注意的是既有氐族又有北魏将领参与，但是其主要参与人员还是王国的属官斋帅、防阁。河内太守陆琇也参与了元禧谋反的行动，应该与其孝文帝时期被免官而心怀不满有关，元禧的失败也揭示了处于中央的宗室反叛失败的必然性。
《论北魏京兆王元愉冀州叛乱》中分析了高肇在此次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宣武帝对于诸王有所忌惮的原因，但是对于北魏来说这也是整个宗室内斗的一场悲剧，负责镇压元愉叛乱的除了顿丘李平，还有安乐王元诠。
元愉能首告的原因应是元愉起兵之时，通知了元诠希望能到得到他的响应，但是一来元诠曾经在州贪秽，政以贿成一心贪污腐败，参与叛乱的风险对于元诠来说过大，二是元诠曾经是太子中庶子，作为东宫的属官与太子时期的宣武帝有旧，因此他不会支持元愉。
关于元愉叛乱失败的原因，多归结于北魏中央与地方的实力对比悬殊，以及对于出镇宗室的严密监控体系。元愉出镇冀州虽然时间尚短，但是实际上就他一系列后续措施而言，已经明显比元禧要准备充分并且坚决。
首先是对内，州府之中不服从元愉的官员均被害，通过威逼利诱等方式将州府掌控在手，对外通过诈言国变。在北州镇，咸疑朝廷有衅，并且拉拢冀州附近地方官员，甚至招附蠕蠕降户攻击北魏官军。
此时元愉才21岁，一方面用果断的手段平息领地内的反抗意见，一方面准确分析内外形势，寻找任何可能的助力，很难想象这些是好文章，颇著诗赋之人的所作所为。
州佐的任用由刺史决定，而府佐则多由朝廷任命，因此州佐与刺史关系密切，二者可谓荣辱与共，而府佐直接对朝廷负责，掌握军权的他们对出镇宗室有很强的牵制作用，《北魏州军府制度考论》中将这一制度解释为实质上，就是将军府制度应用于地方刺史制度的产物，无疑是为了适应魏晋以来战乱频繁、地方行政机构军事化之需要。
但是府佐对于出镇宗室的牵制实际上有两种极端，当宗室年幼不习政事，或者贪图安逸之时，府佐就掌握全部军政大权，例如元愉任徐州刺史时以彭城王中军府长史卢阳乌兼长史，州事巨细，委之阳乌。而当宗室心怀二心之时，府佐也成为了宗室首先的打击对象。
高肇将亲信安排在元愉军府之中，是为了打探元愉动静，高肇纵使是外戚这种举动也有不当之处，宣武帝不可能不掌握，但是他默许了这种行为说明，将元愉安排为冀州刺史是有意为之，冀州虽为河北重镇，但还是无法和中央抗衡，由于北魏对方镇的严密监管制度元愉起兵最终还是失败了。
而司马李遵曾经为太子步兵校尉，也应与太子时期的宣武帝有旧，府佐的主要官员全都在宣武帝及高肇的掌握下，这应该是宣武帝故意设计。
元愉叛乱所带来的政治影响甚大，他给了宣武帝以借口除去彭城王元勰，幽禁广平王元怀，史书大多将其归于高肇，但是高肇作为外戚之所以能屡屡中伤北魏宗室，就是因为宣武帝作他的后盾，宣武帝为了维护自身皇权的至高无上而利用外戚打压诸王，元愉起兵叛乱实际上是北魏上层的政治斗争发展到极致的产物。
自孝文帝一朝至北魏灭亡不过五十余年，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北魏承受了孝文帝改革所带来的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宗室辨族等措施，使得拓跋氏的组群结构由家族向宗族转变，巩固了皇权统治，另一方面也造成北魏宗室，有服宗亲与出服疏属之间的分裂，家族秩序的形成使得宗室在家国观念上有了转变，他们的政治行为也因此而受到影响。
宣武帝时期对待诸王的政策与孝文帝时期大相径庭，这是因为宗室对于皇权来说是双刃剑，当皇权需要宗室力量的支持才能稳固的时候，二者相辅相成。
而宣武帝初期六辅权力过大对皇权构成了威胁，因此宣武帝以高肇打击诸王，其后果就是宗室起兵反叛愈来愈频发，严重削弱了宗室的力量，北魏上层本身牢固的共同体也逐渐瓦解，对北魏后期政局带来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