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书也是年前借的，前几天才有空看。
现在练就个本领，四五百页的书，一两个小时就能看完。
我每页都翻，快速找感兴趣的内容，没有就跳过。
睡前读物，就要读自己感兴趣的，不然很容易厌倦。
一开始没想借这本书，只是看到沈津先生的名号，觉得应该会谈不少版本鉴定的内容。随手翻了下序言，发现原来书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他在中大图书馆任职的时候写的。
我在特藏部坐的位置，说不定他也坐过，这样一来就有了亲切感。
书里篇章介绍了他编过的两本书，我打算找来看一看。
一本是《日本汉籍图录》，一本是《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
关于前一本，我想起沈津先生曾经写过文章《不能这样吹捧〈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大意是严绍璗先生编辑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错漏较多，误导读者。
既然沈先生自己也出了图录，那就很让人期待了。
关于后一本，我之前收集美国藏《碛砂藏》零本的时候翻过，但是当时一扫而过，没想到这本书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
看来得重新找回来看看。
有时候就是这样，那些书看起来都平平无奇的，但是有专家介绍过后，顿时觉得意义不同凡响。
读起来都恭敬许多。
书里面还有一篇文章，是给《天禄琳琅知见书录》写的序。
读文献学，“天禄琳琅”几个字常见，指的是乾隆的藏书精华，也是现在还存世的皇室藏书。有位刘蔷女士，遍访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写成了这本书录。
据沈先生说，刘女士可谓是百年来见到天禄琳琅藏书最多的人。
文献学最基础的还是要看掌握了多少文献，看得多，自然能发前人所未发。所以这本书也列入了我的阅读清单。
这算是读沈先生这本书的收获，读了一本书，得知了另外三本书。
书里有几篇挺有趣的。
一篇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说的是图书馆员工误把明刻本当成宋刻本，还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
沈先生判断的一个最直接证据是，此本天头、地脚都被裁切过，如果真的是宋版，藏书家爱惜来还来不及，哪会干这种事？
还有一篇是《以名人为写工的〈金壶精粹〉》，里面提到，一般来说写工多是知识分子，比刻工的社会地位要高一些。
这点倒是我不知道的，之前在藏经中倒是看到不少写工和刻工并存的例子，现在才知道他们的地位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此外，《古书之衬页》这篇，介绍了一种现象：有一些古书，已经残损了，商家会把它们拆开来，当成另外一本书的衬页。
这些衬页在当时很可能没有价值，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反而变成散落的珍宝。比如沈先生说他在明嘉靖《陶渊明集》的衬页中发现了万历年间的《三国演义》。
沈先生很坦诚，他在《我对写作古籍书志的一些思考》里面提到，很多人以为写书志很容易，但其实每天写，而且遇到不同的书，都得查资料、查作者，时间一长很容易有倦怠情绪。
我觉得文献学的研究，相对来说容易有新发现，因为研究对象大多有物质载体，比如一部书，一块碑。
用的功夫深了，可以看到前人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反过来说，要想有新发现，可能要做很多无用功。
比如好几个月都在整理文本，做那种看不到头的版本比对，或者要花一两年的时间去把文字都过录到电脑上。
这时候，说不会厌倦，那真是要有钢铁一般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