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不仅是一代传世名臣，更是我国慈善史的里程碑式人物。他所创立的义庄，是中国最早的家族式义庄，也是中国慈善史上的典范。

北宋皇佑二年，范仲淹在故乡苏州吴县设立义庄，救济族众，捐置良田千亩，以田租为义庄资金来源，并制定管理章程，作为义庄运转依据。

义庄除注重保障族人的基本生活外，更注重族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希望族人们都能饱读诗书，因此庄内设有义塾， 为族人提供免费教育，族人若进城赴考，义庄也将为他们提供盘缠。义庄鼓励族人捐赠田地，不仅可以使其他族人得到更多帮助，更可以使本人流芳百世，为族子族孙所铭记。

严密的管理是义庄能够长久稳定运行关键所在，其管理者通常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报酬与管理绩效挂钩。

范仲淹逝世后，他的儿子范纯仁、范纯礼又将义田扩充，并根据实际情况“随事立规”，先后十次续订规矩，使义庄管理更趋严密，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范氏义庄虽饱经战火灾害蹂躏，却始终能长盛不衰，至清代宣统年间，义庄已拥田五千三百余亩，创建时间长达八百余年，堪称世界慈善史奇迹。

悲田养病坊：宗教色彩的慈善事业

悲田系佛经用语，是佛教中诸福田之一。所谓福田，就如农夫在田地里播种一样，有耕种就必然有秋收的回报，即多行善事于前，便将受好报于后。“悲田”其实就是指对贫穷孤老实施的布施。缘于此，唐朝的佛教寺院里便设立了悲田养病坊，并由专门的僧人负责主持。

悲田养病坊是中国古代以来首个比较完备的专门矜孤恤贫、敬老养疾的慈善机构。相当于今日的诊疗所、养老院，对流浪老人、无后老人、贫困者、患病者提供免费诊视、收容救助。

从武则天统治的长安年间开始，长安、洛阳及地方各州道的佛寺中都广为设置悲田养病坊。然而到了开元初年，因丞相宋瑕等人所生訾议，悲田养病坊便一度冷落下来。后来，直到唐玄宗对社会福祉事业予以关注，悲田养病坊才又重新有了发展。

由于唐政府对佛寺慈善活动从经济上给予了资助，此后的百余年里，悲田养病坊仍归由佛教寺院主持经营，并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救济了大量贫病无告的老人。

然而武宗会昌排佛时期，僧侣被敕令还俗，悲田养病坊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官方将“悲田”两字去掉，改称为养病坊，并将其改隶两京及各州管理， 且任命地方耆老掌理其事，分配寺田作为经费来源。

粥 局：社区力量维持的慈善活动

嘉定二年，因荒歉严重，百姓流离失所，辞官归里的刘宰便联合其他乡绅首设私人粥局，收养遗弃的婴孩。后来浙西常平使移文金坛相助，发义仓米三百石。邻郡旁邑闻此善举，也都纷纷慷慨解囊， 救济对象也扩大到老人、病患者、妇人与少壮者。此次大规模的私人赈饥，不仅在宋代救荒史上鲜有人能够匹比，就是在中国慈善史上也极为罕见。

嘉定十七年春，刘宰再次开办粥局，捐出自家历年积谷百余斛，救助饥民。这次赈饥的规模更是前所未有，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时间也长。这次善举，刘宰得到了官宦旧好的支持，也带动了一批有力善士的踊跃捐助。

绍定元年，因邻邑涝灾，众多流民乞讨于金坛，刘宰第三次开粥局以赈饥民。设局月余，正当大麦将熟未熟之时，刘宰再遇财力不济，幸好水县知事王遂、国子监赵崇帆、乡贡进士王文虎等人伸出援手，建康太守冯侯也特捐米百斛。粥局又得以持续月余，直至麦熟为止，此次赈济受惠的贫民估约应有万人左右。

三次大规模的粥局开设成功，表明在宋代官办慈善事业隆盛的同时，民间社会的慈善活动开始崛起，并独树一帜，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安 乐 坊：公私合办医院

北宋元祐四年，灾荒之际，瘟疫流行，杭州是水陆交会的地方，疫疾死亡率比别处都高。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捐献五十两黄金，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又引发众商费、乡绅赞助，一同作为治病基金，合起来办了一个病坊，叫做安乐坊，专门收治穷苦病人。

苏轼全力以赴亲率医生分坊治病，统筹制药、施药、治病救人及筹建安乐坊，有预案，有调度，有应对，有志愿者计划，有后续巩固方案，实际流程更接近现代管理系统，是古代在防疫防灾实践中罕见的统筹安排的实例。

“安乐坊”单独设立，是医疗慈善由寺院走向社会所迈出的关键一步，它治愈千人，引起了朝廷的极大关注。后来由两浙漕臣上报朝廷并得到批准，改名为官办的慈善医院“安济坊”，并得到广泛推广。

四门义学：最早的义务教育

义学，是一种免费的“义务教育”。中国人创办的义学，则远比西方国家为早。中国义学的滥觞时期，当从晚唐王潮、王审知兄弟在福州建立的“四门义学”说起。

当时正是中原动荡，军阀割据，唐朝福祚将尽，五代十国的局面即将到来的时期。河南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就在这个时期率领了一批中原人马，南下福建，入主八闽。当王氏兄弟统治福建的初期，感到当时的福州文化比较落后，居民目不识丁者很多。为了振兴八闽，有远见的王氏兄弟认为首件大事就是要先从文化教育事业着手。

“四门义学”规格高于府、州学，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 是福建的最高学府，而且面向平民开放教育，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种“义务教育”。

经过王潮、王审知兄弟发展教育事业， 从此福建历史上开始了第一次经济文化的飞跃时期。且从此以后，义学又逐渐变成了由社会的热心人士来创办。其经费来源主要靠家族公田中的“地租” 收入来维持，或由当地富户殷商捐助。这种形式的义学从唐朝以后，历代都有，各地大同小异，办“义学”也成为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种优良传统。

同 善 会：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

明万历 18 年，杨东明组织父老在河南虞城创立第一个同善会组织，它随后在江南地区流行起来。同善会大都由地方绅士举办。经费主要依赖会员捐献。每次捐献的金额，以嘉善同善会为例，从银九分到九钱不等。

随着申请救助人数的增多，每次筹集的捐献已入不敷出，于是同善会开始置办不动产——土地，以地租收入来维持同善会的运营。同善会立有较完备的会式，包括其会旨、会期、会斋银、施贫办法及置棺分施等项，因而它也可称得上是一个以济贫、劝善为主要目的的地方性慈善机构。

同善会之设，一是“舍者为善，受者亦善，方是同善 ”；二是“行者亦善，闻者亦然，方是同善 ”。由此，同善会定期举行聚会，一般是每年四次。聚会的目的有三：一是收集会员的善款；二是根据会员平时调查的情况，确定救济对象，讨论款项的具体分配；三是由主会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讲演，劝人行善，做安分守己的良民，共建地方“好风俗”。

培 田：多元开放的乡土教育

明清时期的培田属于典型的中国乡村宗法制社会，有着健全而发达的乡村自治系统。而培田的村落自治还有一个特点，即以兴养立教为己任。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主流教育”之外，培田存在着另一种更为生动活泼的乡土教育。

培田第一所学堂叫“石头丘草堂”，创建于明弘治元年公元 1488 年，之后村中吴姓族人相继仿效，自此开培田兴教办学之风。

明清两代培田有书院9个，家塾5处，童蒙、蒙馆9所，以及接近于专业教的“锄经别墅”“修竹楼”和妇女学馆“容膝居”等。

培田的乡土教育与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科举教育形成互补，构成了传统中国乡村教育多元而开放的人文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既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折射，也是孔夫子“有教无类”教育理想的生动实践。

慈善的精神可以传承，慈善的方式可以借鉴。家族和家族办公室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慈善模式中学习和借鉴，发扬慈善精神，通过集中管理和有效运营，推动家族的慈善事业得到持续发展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