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虽然只有一百五十三年的历史，但政治环境变动激烈。
这种变动主要源于金、蒙长期的压力，朝廷与朝臣面临此一形势产生的看法与政策的差异；和战对南宋的求生存与发展影响巨大，朝臣对选择现实妥协的和议或恢复理想的主战，有不同的看法与方略，成为南宋立国以来长期论辩的焦点与挥之不去的“国是”争议。同时由于政策骤变，出现朝野对立、执政更迭频繁、人事激烈变动的现象。
此外，皇帝个人意识、皇帝与太上皇帝的意见差异的纠结，及因皇位继承出现的权臣与异议朝臣政见冲突，相互交织，导致权势交替与对抗的问题。这些问题从高宗建立政权开始，一直延续到宋亡为止，都是构成南宋政治的主要现象。
南宋初建即面临频繁的高层政治斗争。宋高宗是在仓促之间被朝臣拥立而当上皇帝的。当此政权交替、战火炽烈之际，高宗在颠沛的避敌过程中，
需要积极营建天命，强化个人继统的合法性。
在艰难的挑战中，维护个人权位与号召恢复、迎回二圣的现实与理想、生存与发展之间，存在多重矛盾。在二帝被俘后，各种传言弥漫，甚至出现私撰野史，挑战高宗权威。在内外交逼下，形成高宗初期和战路线、权力结构与人事更迭相互纠结、频繁变化的情况。
因此高宗在推动和议的同时，只能用尽一切高压管控手段大力压制舆论。
高宗与秦桧推动与金和议时，面对文臣与武将激烈的反对，延续元祐以来的政策，以激烈手段压制异议；如以讪谤朝政及禁私史为名，贬抑李光、赵鼎、胡铨等反和高层文臣；制造兵变，对付岳飞、韩世忠，进而接收拥兵大将的兵权。
这些举措固有利于稳固南宋江山，确保高宗皇位、巩固秦桧相位。但在高宗强烈主导下，众多文臣武将受到牵连，使得臣僚对时政采取畏避的心态，以持盈保秦、透凶趋吉。
秦桧死后，高宗对舆论虽有调整，但用人行政及对金政策，仍以维持现状为前提，即使金海陵帝挥兵南侵，亦心存退避。幸因宰相陈康伯坚持亲征及海陵帝被杀，才扭转时局。
之后孝宗一朝，臣僚避忌时政的心态，仍然延续。孝宗继位之初，虽热切恢复，但囿于宋金实力相当，战况胶着，情势难以突破，加上太上皇帝高宗对和议的坚持，使孝宗开创新局的企图心难以发挥，只得以不断更替宰相，谋遂行己志。
而夹在高宗、孝宗父子和战异议下的主政大臣，许多人在孝宗一朝，甚至连死后的碑铭，都刻意避免触及与二帝之间和战的矛盾议题。一直到光宗继位后，才能摆脱对当年政治避忌的束缚，重写碑铭，建立新的论述。
孝宗朝是南宋政局较稳定、皇帝意志尚能主导朝政之时，其所以出现诸多进退大臣、政治忌避的现象，当是朝臣受高宗与秦桧主政压制异议的阴影，
及刻意回避高、孝父子异见的遗绪所致。
之后的光宗以后，虽未显见皇帝父子因政见歧异而影响执政进退，但内外政局的变动、道学与政治的纠葛，却愈演愈烈，愈趋复杂，政策转变与人事斗争更为频繁。绍熙年间，光宗与孝宗之间的官廷纷争不仅牵动政局、人事，甚至及于宁宗继位后十三年间所衍生的庆元党禁与开禧北伐等重大政策的变动。
权臣史弥远执政之后，前期招揽被韩侂胄罢黜的异议臣僚，倡言更化，着力于整肃韩侂胄的余党。但及蒙古崛起，敲起金亡丧钟后，宋廷臣针对宋金蒙三国之间的和战及处置山东忠义军的问题，意见益见分歧。
而当意见分歧之时，就又要回到舆论和思想的高压管控之下。
理宗继位后，朝野纷扰加剧。理宗初期，由于济王案的纷争，史弥远压制、整肃异议分子，开启对立之势。理宗亲政后，朝臣对宋蒙和战、济王案与史嵩之执政等，均有强烈批判，甚至爆发激烈的对立，执政频繁更替。
最后到贾似道专权后的整肃与对立，较之前代更为加剧，政策转换益加鲜明。可以说，自南宋建政以来，面对强敌是和是战，道学与政治的纠葛及皇位继承所衍生的争议，与国运相始终。
南宋政局中开放与高压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一旦新君登基，喊出的口号都是肃清前代高压弊政，但最终随着政治发展中的出现的不可调和的政治矛盾，在自身政治利益面前，最终又都会在朝堂上刮起高压政治整肃之风。
君臣在追求生存与发展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立场与意见差异极大，而且随局势的转变，迅速改变政策，使得用人行政与路线之争，紧密相系；朝臣立场鲜明，政局变化迅速；
而且受开国政局影响时间长久，南宋政局始终处在思想和舆论管控的高压态势下，这一方面是南宋皇权加强的手段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南宋政局从诞生到渴望生存的无奈之举。南宋政治发展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具有很强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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