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中的政德光辉

总之，无论是面对外部敌人的军事斗争，还是面对内部同志的思想争论，毛泽东等革命家始终信念坚定、党性坚强。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他们的政治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促成了问题的完美解决。

守公德，立党为公、心底无私

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在关于建军原则的思考和探索问题上，朱毛双方虽然一度有较大争论，但是这个争论不是路线之争或权力之争，而是思想认识之争。他们都是为了“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毛泽东认为，四军党内“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和小资产阶级之的不正确思想”，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作斗争，从而彻底改造红军。朱德也认为，党内的一切错误都要应有尽有地消除，要“努力建设新生命的党”，这是他们的共识。

到上海后，陈毅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五个报告。报告如实、全面和充分，没有出于私心而有所保留或自我辩护。这就为中央正确研判问题提供了客观、有效的依据。在政治局讨论会上，周恩来说：“一个党一个军队都需要自己的核心人物”。对红四军这样一支有全国影响的部队来说，毛泽东是最好的领导人选。“九月来信”明确，“朱毛两同志仍留在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在此之前，周恩来与毛泽东没有任何私交。为革命事业需要，周恩来力挺毛泽东。由此可见其大局意识和无私品格。回到闽西后，陈毅写信给毛泽东主动承认错误。要求毛泽东见信马上归队，并说“我们会派人来接”。他还写信给中央，表示要主动“扫除陈毅主义”。陈毅同志无私无我的宽阔胸怀令人钦佩。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不但要打仗，“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就是为了这些任务才去打仗的。总之，红军的使命就是服务人民。

可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革命家胸怀立党为公、心底无私的立场和境界。大家相处虽然有一段插曲，但是他们的高尚人格最终让同志之间感情更加融洽、关系更加团结、思想认识更加统一。他们与广大党员干部同心同德，纠正错误思想，确立正确原则，促成了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

严私德，戒贪止欲、克己奉公

一方面，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等革命家的言行正是严私德的典范。他们不计较个人职位得失，一心为革命事业奋斗。基于对形势的消极判断，中央“二月来信”出于保护目的曾要求朱毛离开队伍。毛泽东提出中央如果因别的原因要我们离开，没有问题。请中央派遣得力的人来，并推荐刘伯承、恽代英接替。湖雷会议后，他再次表示，我们随时可以离开，只要请中央派人来。“来人从福建省委转送”。

红四军党的七大后到地方指导工作的毛泽东，虽然一度在生病，但是他仍然努力做最大可能的革命工作。他指导召开中共闽西一大；指导闽西军民反“会剿”斗争和开展土地革命；举办干部训练班和平民学校。他没有因为个人政治得失或身心病痛而“躺平”，而是时时处处投身于革命工作。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陈毅当选为前委委员。1930年“二七会议”后，陈毅调任红六军政治委员和军委书记。可见，毛泽东等革命家心系革命事业，并不黏着某个位置。

另一方面，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对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

求严私德。如主观主义表现为批评同志时“不要证据地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无原则的纠纷”；又如流寇思想表现为不愿意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想到大城市去吃喝玩乐，等等。这些正是对一些同志在私德方面的批评。

决议既要求对老党员进行教育改造，特别是对政治观念错误的、吃鸦片、想发洋财和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什么身份“一律清洗出党”。同时，强调以后要严格把关。决议关于新分子入党的五个条件中，既有关于大德、公德的要求（如“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也有对私德的要求（如“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就是说，决议强调共产党人在私德方面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

总之，古田会议的事件过程、人物群体与经典文献中，有共产党人的政德光辉。这熠熠光辉，值得我们时常仰望，用以自我鉴照，以利“自我革命”。（作者单位：中共龙岩市委党校）

“红古田杯”纪念古田会议95周年征文活动投稿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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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闽西日报

责任编辑：许兆山 朱庭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