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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初，张学良面临着艰难抉择，他不知是否该除掉奉系洋派势力的领头人杨宇霆，以此来稳固自己的地位。
纠结之际，张学良选择了“听天由命”。
他拿出一枚银元连掷6次，想要下定决心，可最终的投掷结果却让他冷汗直流，乃至于瘫坐在了椅子上，晚年回想起来时还时常惊惧。
甚至还表示，“杀杨宇霆前我从不迷信，但杀他后我不得不信”。
“掷银元”杀人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
杨宇霆之死，到底是“有心安排”，还是“天意难违”？这位颇受张作霖信任的“老臣”，为什么会被张学良枪毙呢？
起身微末的“桀骜”才子
要想了解“抛银元杀人案”的内幕，咱们得先来聊聊当事人，也就是从奉天法库山沟村里走出来的那个“桀骜才子”——杨宇霆。
说他桀骜，那是一点不夸张，有一段时间他专门负责给张作霖处理公文，除了军事之外，在东北人事、经济以及外交等方面，他是“一手抓”。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一次他在和张作霖汇报的时候，张作霖随口骂了一句，结果杨宇霆竟当即翻脸。
并起身大声质问张作霖骂的是谁，眼看杨宇霆生气，张作霖连忙表示自己这只是口头语，并无骂人之意，这才把这件事带了过去。
不过这还不算什么，他还当着张作霖的面挪用公费，事后非但不改，反而还“高冷”的独居家中，等待张作霖“低头”。
那时候，北洋政府给奉军发了军费，结果在转手的过程中，杨宇霆以及他的好朋友徐树铮从中扣留了370万，用以建立他们的私军.
张作霖为人精明，很快就发现了这里面的问题，他强忍着怒气把杨宇霆叫过来“对证”了一番，眼见杨宇霆无话可说，直接将他撵出了奉军。
只不过杨宇霆虽然桀骜，但也的确是才华横溢.
他帮助张作霖工作期间，工作成果使得张作霖甚为满意，反倒是他走了之后，张作霖接连换了几个参谋，却都用着“不顺手”。
以至于当张作霖得知杨宇霆被自己“撵走”，便一直没有投靠其他军阀后，很快又派人将他请了回来。
不仅信任依旧，而且还让他担任兵工厂厂长和军事参议，可以说是仁至义尽。
至于杨宇霆，他也的确用行动作出了回报。
这次回归后，他不仅帮张作霖建立了东北海军、修起了战备公路、制定了田赋制度。
而且还督办了沈阳兵工厂，使得奉军实力大大增强，对东三省的统治愈发稳固。
不仅如此，在张作霖的示意下，杨宇霆还“扮”起了恶人，帮助张作霖应对那些昔日一同打天下、如今却已尾大不掉的“兄弟们”。
可以说杨宇霆和张作霖的配合是非常“默契”的，张作霖在世的时候，杨宇霆也一直被他当做“左膀右臂”，委以重任。
然而，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张作霖还活着。
等到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遭日本人暗算身亡，张学良开始掌管东北政局之后，杨宇霆的位置就逐渐“尴尬”起来了。
因为少帅张学良，非但不欣赏杨宇霆，反而还与他早有“嫌隙”。
张学良杨宇霆的嫌隙
张学良之所以会如此，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他的老师“郭松龄”的影响。
1919年张作霖重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被调到讲武堂，被张作霖认了出来，让郭松龄成为了该军校的老师。
当时，张学良也在讲武堂学习，为第一期炮兵科学员。
郭松龄深厚的军事造诣让张学良钦佩不已，即便在晚年时期，张学良也仍然表示，“我最敬重郭松龄，我前半生的事业完全靠他”。
可见张学良对郭松龄的推崇。
而在张学良的帮助下郭松龄从普通的团长做到副军长的位置上，并成为了“保定军校派系”的代表人之一。
虽然郭松龄与杨宇霆一样，都属于奉军中的“新派”，但是这两者也有所不同。
前者是保定军校派系，俗称“土派”，而后者则是日本陆军士官派系，俗称“洋派”。
这两个派系间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至于郭松龄和杨宇霆，则是针尖对麦芒，几次差点打起来。
在第二次直奉大战的时候，杨宇霆带领的第一兵团势如破竹，一路打到了九门口。
可是张学良与郭松龄所率领的第三军团，却被卡在山海关，不得寸进，当时双方商量后决定合兵一处，先集中力量进攻九门口的地区。
可谁也没想到，洋派军官们使了坏，故意把郭松龄的军团调到了前线当炮灰，甚至还把郭松龄手下的军官都给换了。
气的郭松龄仗都不打了，直接带领着自己的部队退出了战斗。
虽然这件事最终以张学良和郭松龄的“抱头而泣、达成一致”而告终，奉军也顺利取得了第二次直奉大战的胜利，但是郭松龄很明显是心中扎了刺。
以至于后来奉军收编直军的时候，原本张作霖都说好了将其中1万人分给“土派”，2万人分给“洋派”。
结果郭松岭直接违抗军令，把这三万人整编成了三个师，全部拿到了“土派”的麾下。
张作霖本该治罪，但是他想着郭松龄这么做，也算是扩充了自己儿子的实力，于是就没有计较。
只是在接下来“论功行赏”的时候给予了“洋派”一定补偿，结果这件事里土派、洋派都不满意，双方矛盾愈发激烈。
至于张学良，包括郭松龄在内的诸多保定派系成员，都是直接服从于他的领导的，因此他对杨宇霆等人自然没什么好感。
恰好杨宇霆等人又是瞧不起张学良的，甚至还发表过一些不尊重的言论。
于是随着“新派”内部斗争的愈发激烈，张学良对杨宇霆的观感越来越差，憎恶逐渐凝聚，并且这一切还都在张作霖去世后爆发了。
争霸结束，渐起杀心
张作霖能在东北“发家”，靠的正是一副混不吝的态度，谁的好处他都敢要，就连日军方面也是如此。
不过送钱容易，想让他办事则是千难万难，他拿了日军的好处后，非但不帮日军做事，还遏制了日军对东北的渗入。
于是日军最终在他所坐列车的必经之处，埋下了炸药。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砸伤，虽被送回了沈阳官邸，但是由于伤势过重，所以不久后就不治身亡了。
由于事情发生得比较突兀，所以张作霖在去世前根本没有机会对奉军进行妥善的安排。
虽然明眼人都知道，张作霖是有意让儿子张学良接管的，可是奉军中的另外两股势力，却没这么容易答应。
这两股中的其中一股，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日本陆军士官派系”，至于另一股，则是和整个新派对立的“旧派”。
这里面的成分就要复杂得多了，有张作霖昔日一同打天下的“老兄弟”，还有张作霖笼络过来的一些土匪军阀。
这些人能服张作霖，却不服张学良，其中张作相就是典型。
一个军队、三个派系，这样肯定是不成事儿的，于是奉军中的元老们，很快就在三个派系中做出了选择，他们选择了张学良那一派。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毕竟“旧派”已经过后于时代，无论是在与日本方面的交涉，还是在于国民党方面的接轨上，都力不从心。
“洋派”看似没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派系中有很多人都是与日本方面关系密切的，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奉系元老们怎么可能让“洋派”上位？
再者说了，当时大家都能看得出来，蒋介石与国民党势大，与其对抗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杨宇霆又是典型的“抗蒋分子”。
这对奉系接下来融入国民党是大大不利的，因此就更不可能让他上位了。
可杨宇霆虽然在派系斗争中失败了，但他并不甘心在张学良的手下做事。
于是平日里面对张学良时他非常倨傲，甚至多次在私下里直言，张学良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这让张学良非常恼火。
不过张学良当时虽然年轻，仅有27岁，但气度到底也是有的，并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就准备“痛下杀手”。
可接下来杨宇霆的操作就有些离谱了，他居然试图联合常荫槐架空张学良，这让张学良忍无可忍，最终动了杀心。
连掷银元，怒杀杨常
根据张学良后来接受采访时所说，当时他对杨宇霆虽然有了杀心，但是内心中也是非常纠结，迟迟都没能下决定。
于是他从盒子里抽出了一枚银元，告诉自己，如果被掷起的银元落下后是正面，那就杀掉杨宇霆，如果是反面，那就另寻办法。
可令张学良没想到的是，他连掷三次，银元落地时都是正面的。
此时他心中纠结更甚，于是他又再次拿起了银元，准备再掷三次。
只不过这一次他告诉自己，如果银元落地后是反面，那就杀掉杨宇霆，如果是正面，那就放过他。
前两次银元落地后，直接就露出了一个反面，而最后一次，张学良自己甚至都不敢看，是把自己的夫人于凤至叫过来看结果的。
于凤至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张学良见此也明白这第六次的结果了。
果然，落地银元乃是反面朝上，连掷六次都是这种结果，张学良不疑有他，心中也算是松了口气。
有了决定之后，张学良反而果断了不少，他直接把电话打给了当时的沈阳警务处长高纪毅，让他带人把杨、常二人杀掉。
当时他是这么说的，“这二人欺我太甚，我给你命令，立即将他二人处死”。
沈阳警务处很快就针对这次行动部署了计划，当时杨宇霆、常荫槐二人回家吃饭了，晚上7点左右他们才回来。
张学良的副官直接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叫做“老虎厅”的地方，与张学良见了一面。
当时张学良问二人渴不渴，让副官去切个西瓜，可副官却说西瓜在楼上的房间冰箱里，当时夫人应该洗澡，副官不敢上去。
就这样，在杨宇霆、常荫槐二人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张学良就借着拿瓜的由头离开了摆有两具老虎标本的“老虎厅”。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高纪毅和谭海带着六名卫兵走了进来，大声地对杨宇霆、常荫槐说道，
“奉长官命令，你们两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
就这样，杨常二人在惊惧交加之下，直接血溅当场，被卫兵打死，紧接着卫兵又用地毯裹住身体，把他们抬到了门外。
当张作相、王树翰以及孙传芳等人赶到的时候，杨常二人的尸体都凉了，这些军政大佬虽然心中机会不满，但也没办法，只能皱着眉接受这一现实。
甭看孙传芳表现得也很镇定，其实眼见张学良如此杀伐果断，他的内心比谁都怕，第2天一大早他就坐火车跑到大连去了，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像孙传芳一样的人，其实也还有不少，可以说张学良令人枪杀杨常二人的举动，令很多张作霖旧部都感到心寒。
不过不管怎么说，凭借这番杀伐果断，张学良逐渐坐稳了自己的位置。
接下来的“东北易帜”，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和这件事也不无关系。
虽然这些内容都是由张学良口述出来的，但是在这件事上张学良没有说谎的必要，所以在决定枪杀杨常二人之前，或许张学良是真的掷了银元。
另外，根据张学良在被囚禁期间，那些接触过他的人讲，在张学良随身携带的箱子里，的确有一块银元。
这块银元也陪伴了张学良漫长岁月，明显有特殊意义，这也为“掷银元杀人”提供了佐证。
其实，对于杀掉杨常二人，张学良后来是比较后悔的，晚年的张学良追忆“杨常事件”时，还曾说过“我错不该杀杨宇霆、常荫槐！”
只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正如张学良当年采取不抵抗政策一样，即便晚年后悔也于事无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