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尧舜禹是古代中国历史中，先后出现的三位德才兼备的部落联盟首领，是奠定华夏民族文明思想的三位中华圣人。关于尧、舜、禹的历史记载、历史故事很多，也相当丰富，时至今日，尧舜禹的文明思想、文明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照耀着中华民族的未来。
关于尧舜禹时期，当时的华夏文明中心区域，或者说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究竟在哪里？是华夏民族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个基本问题不能明确地解决，中华民族就缺少了精神家园，就丧失了文明来源的民族自信，四大文明古国的世界地位也将面临质疑与否定。
根据中国史学界与考古界近年的研究成果，发现了六大都邑：可能与黄帝有关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与传说中尧时代时空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和可能是夏启之居的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还有考古学界公认的夏代中晚期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及郑州大师姑遗址。六大遗址年代先后衔接，时间上大体从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被中国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认为为尧舜禹时期及以前中华文明时期的华夏文化中心，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研究对象。
如果笔者说，这六大“都邑性遗址”与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初衷严重背离，甚至发生个根本错误，不仅我们常年辛勤付出、呕心沥血的科学家们不能接受、认可，全国的广大读者也不会同意。笔者有什么根据可以否决众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大禹可以治水、也治不了后人的吐槽吐沫，笔者为此将会被众多人士的吐沫淹没，不过笔者擅长游泳，还不至于被淹死。水能覆舟，亦能载舟，希望笔者的观点能将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与文明研究引入正确的方向（四方湖向国），早日解决华夏文明起源的根本问题，重现华夏文明曾经的辉煌与真实历程。
根据中国文明发展研究成果，在距今10000~8000年间，中国早期农业已形成了以粟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和以水稻为代表的南方水田农业两大系统，确立了我国以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相结合的南稻北粟的农业文明格局。“通过综合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肯定，中国史前农业萌芽于上万年之前，但是经过漫长的积累、发展，直到大概距今6000年或者稍早一点，成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农业体系，这个体系也就成为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这样一个广大地区内，人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活动的内容，也是他们社会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从距今6000年左右我们看到了相关区域里各地方文化向文明化发展的加速度过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教授。特别声明，非作者赵辉）。
根据近年的考古研究成果，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中国农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多样化，原来认为只有小米、粟等是主要食物,发现稻米已经占相当比重，小麦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在二里头遗址等都找到了小麦；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相当进步，南方良渚遗址水网密布，沟通着处处村邑和千顷稻田；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淮河流域的台家寺商早中期遗址，显示淮河流域种植业上是以稻作农业为主，粟作农业为辅的经济形态。
因此，南稻北粟是幅员辽阔的中国农业基本文明格局，淮河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也是南稻北粟的交界地带，南稻北粟在淮河可以同时种植，成为中国农耕文明中最为特殊与得天独厚的自然区域。
通过对夏文化的研究，文献史料的研究，华夏文明起源的尧舜禹时期，虽然因为后世政治统治的变迁，关于尧舜禹与夏朝的历史被抹杀与掩盖，使得夏文化的中心区域变得扑朔迷离。但一些不含尧舜禹夏朝地域信息的记载被无意保留，成为我们破解尧舜禹时期与夏朝历史的重要证据，其中稻米与黍粟隐含的南北地理信息最为关键。
《史记•周本记》记载：“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史记•夏本记》“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
周初周武王赈济殷商遗民时，殷商王朝的国库也只有粟粮，而无稻米，充分说明殷商时期黄河流域不产稻米，以旱粟北方农作物为主，黄河流域是中国典型的北方区域。如果黄河还是可以生产稻米的南方，那古代中国的北方中心地域在哪里呢？而比周初早一千年的尧舜禹时期，大禹却能够以稻米赈济众民，以稻米调济诸侯。这两处史料记载说明什么问题？这充分说明，殷商王朝位于中国北方地区，尧舜禹和夏朝位于中国南方地区，只有中国南方地区才能给民众提供以稻米为主的赈济粮食，北方只能提供以粟为主的赈济粮食。尧舜禹为三位有承继关系的同代圣人，夏禹承继虞舜帝位，虞舜继承唐尧帝位，大禹的赈济稻米为虞舜朝的稻米，充分证明了尧舜禹代表的唐尧、虞舜、夏禹王朝皆存在于中国的南方地区。
以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尧舜禹王朝和夏朝是位于中国的南方地区，而不是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北方。以黄河流域的六大“都邑性遗址”为重点的考古研究，对夏文化或者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是根本性的错误，将使随后进行的深入华夏文明研究走入死胡同。
如果笔者只是简单地否定北方华夏文明中心论，确定南方华夏文明中心论，也无益于解决中华文明起源的根本问题，必须有更为明确而详细的文化遗址来取代错误的考古研究方向，以促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的尽快解决。这就是笔者研究的核心内容，夏朝国都是位于淮河流域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尧舜禹王朝的中心区域为淮河流域的涂山为中心，不超过二百公里的范围。
根据笔者的深入研究，《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提到的天子失国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正是指的夏朝夏桀失国的夏朝国都，为保留至今，具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基本特征的古城遗址。而“米粟非不多也”的记述充分体现了盛产南稻北粟淮河流域的农耕文明特质，体现淮河流域是中国东部南北不同气候环境、农业类型与文化传统的过渡地带。
在淮河双墩文化遗址，科研人员利用植硅体分析法，对距离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下游十五公里处的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地层沉积物进行研究，证明在距今7300年到6800年之间的时期，该地区就出现了北方黄米（黍）和南方水稻共存的现象；研究结果显示，在7000年前黍与水稻已同时出现于该遗址，且水稻在其农作物组成中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地位，黍的比重相对较低。这一发现将粟、黍类旱生农作物在淮河中下游地区出现的时间提前了2000多年。结果表明，淮河流域也是中国水稻演化的重要区域，其早期水稻可能具有独立的驯化过程，这也为水稻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线索。
7000年前的双墩文化遗址考古研究，充分证明了4000年前的尧舜禹夏朝时期，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地区盛产稻米与旱粟的事实，证明夏朝国都地区孟子所述的“米粟非不多也”的真实。
因此，不论二里头出土多少大量的陶器，绿松石，青铜器，多么大型的宫殿遗址、手工作坊遗址；不论陶寺遗址的年代、位置和规模与后世篡改的史料多么相符；科学家们付出多少辛勤的汗水，在黄河流域定义的所谓尧都、舜都、夏都，都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从采集文化发展到渔猎文明，最终形成成熟的农耕文明发展规律；违背了幅员辽阔的中国南稻北粟农业基本农耕文明格局。破解中华文明起源的工作，必须从淮河流域开始重新研究，必能再现辉煌的华夏文明发展历程，寻找到夏朝历史文明发展的脉络，体现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事实。（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