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晚，杨宇霆与常荫槐毫无提防来到大帅府，准备与张学良吃晚饭，然后再商谈大事。
然而，他们并没有等来张学良，等来的是张学良心腹高纪毅和高的副官谭海，以及6名侍卫。
几人进入大帅府后，对着杨宇霆和常荫槐就是一通射击，让他们死在了沙发上，史称“杨常事件”。
杨宇霆与常荫槐怎么都没有想到，他们的结局居然会这样。
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张学良居然用一枚硬币决定了他们的生死。
晚年的时候，张学良坦言：“杀死了杨宇霆后，我就变迷信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张学良决心杀死杨宇霆和常荫槐呢？又为什么说在那之后就变得迷信了？
一、张作霖死后留下的隐患
杨宇霆的死，与他特殊的地位有关。
许多人都说，张作霖指定了让张学良继承大位，可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做，至少没有留下这样的遗旨或遗嘱，因为他死得太突然了，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
张作霖一死，奉系军阀的最高位置就空了出来，当时共有三人有资格继承这个大位：一是张作相，二是杨宇霆，三才是张学良。
张作相是奉系军阀里的元老了，同张作霖是拜把子兄弟，一起打下东北的天下，被认为是奉系里的二把手，属于元老派。
杨宇霆也算是元老级人物，深受张作霖赏识，被任命为高参，算是三把手。他代表的是日本士官派，是奉系内刚抬起头来的新势力。
张学良则没有什么派别，资历浅，没有什么威望，主要的优势是张作霖长子，其次的优势就是掌握奉系中最精锐的两个方面军。
张作霖死后，奉系内部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势。最终，张学良获胜，成了张作霖的继承人。
对于这件事，有人是这样分析的。
张作霖死于日本人之手，张作相比较倾向于和日本人合作，因此在斗争中率先出局。
张学良的立场是坚持奉系的独立自主性，杨宇霆则比较倾向于倒向国民党。
作为元老派和张作霖的兄弟，张作相自然不会白白看着东北的江山拱手送人，所以做了妥协，选择支持张学良。
这样一来，三足鼎立的形势就变成了一对二，杨宇霆出局，张学良最终获胜。
就这一微妙的斗争形势来看，杨宇霆的地位非常特殊，是张学良的有力竞争者，自然而然就成了张学良忌惮和提防的人。
如果这个时候杨宇霆像张作相一样选择低调，肯定会保住性命，可惜他没有这么做，最后惹恼了张学良。
二、让张学良下杀心
蒋介石的北伐军进展很顺利，很快就杀到北方，准备与张学良面对面决斗。
这时，张学良不仅有来自南方的压力，也有来自日本人的压力，日本人一直尝试将他变成汉奸走狗，然后霸占东北地区。
面对这样的局面，张学良只有三个选择：一是与国民党死战到底，二是投降国民党，三是投降日本人。
三个选择里，张学良选择了第二个，这与杨宇霆的立场重复到了一起。
只不过，两者的立场有巨大差别。
杨宇霆虽然倾向于投降国民党，却反蒋，选择的是地方力量；张学良则比较倾向于投靠蒋介石。
这样一来，杨宇霆与张学良就爆发了立场冲突。
除此以外，杨宇霆在很多事情上都令张学良感到不爽，主要是倚老卖老。
张学良主政后，杨宇霆并没有夹着尾巴做人，经常人前人后称呼张学良是“阿斗”。
都说“主少国疑”，张学良急需做一件大事立威，杨宇霆却屡次在危险的边缘上试探，分明是在送人头、送机会。
1929年1月，杨常二人建议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最终让张动了杀心。
常荫槐与张学良没有直接矛盾，但他却被卷进来，要怪就怪他积极支持杨宇霆以及想要获得不该获得的权力。
在与杨宇霆一起向张学良提意见时，常荫槐是黑龙江省长，还管理东北地区的部分铁路。
在提议里，杨宇霆与常荫槐不仅早已拟好了文件，而且杨宇霆强烈建议让常荫槐担任铁路署署长。
事实上，日本人一直都头疼杨宇霆和常荫槐，他们所提的建议也很好，有利于东北地区铁路的管理。
可是，他们没有和张学良提前商量，就拿出了拟好的文件，有“逼宫”的意思，让张学良很不舒服。
张学良当时并没有直接同意两人的方案，而是说晚上在大帅府一起商谈。
两人对此并不怀疑，认为张学良肯定会同意他们的方案，所以10日晚上慷慨赴约。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场有来无回的鸿门宴。
张学良动杀心后，心里还是犹豫不决，不知该跟谁商量，于是他就让硬币来决定，前后抛了6次。
前三次，心想如果抛出正面，就杀掉两人，结果都是正面；后三次，心想如果是反面，就杀掉两人，结果又全是负面。
最后，他就下手了。
晚年的时候，他说：“我以前不迷信的，但杀了杨宇霆后就不得不迷信了！”
让他产生迷信，应该就是这个抛硬币的事。
结语：
往后来看，张学良杀死杨宇霆和常荫槐，似乎有一些不值得。因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抓了起来，东北军顿时就没了主心骨，不久解散。
如果那个时候杨宇霆还在，东北军会不会继续保存下来呢？这个不敢想象，应该会，或许不会。
但历史没有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