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1976年伯格曼获得歌德奖时的答谢词，原文为德语，文章中伯格曼阐述了流亡德国的想法。由约翰·哈格斯特姆［John Hagström］翻译成瑞典语。
1976年8月28日，法兰克福市长鲁迪·阿恩特向伯格曼（左）颁发歌德奖（摄：Manfred Rehm via Getty Images）每个人都有梦想、欲望和需求[瑞典] 英格玛·伯格曼王凯梅 译
6月14日，有一个国家向我颁发了工作和居住许可，9月底，我将前往巴伐利亚电影厂，准备开拍我在瑞典之外的第一部长片。自2月中，我在执导慕尼黑公民剧院排演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今天，我在法兰克福，接受一份深深感动我的奖项：歌德奖。我以58岁的新手身份登上德国文化舞台，对我的个人发展和艺术成就这都直接或间接地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我爱瑞典，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瑞典，至少不会自愿离开。而今我的流亡从表面上说算是自愿，但实际上完全是被逼迫所致，我无法接受在一个官僚主义的代表对我进行公开、不公正的羞辱的国家继续工作（进而无法继续生活）。
尽管如此我并无怨言，我的不幸依旧是发生在舒适的环境中，我也只是心灵受伤，无法与那些世界其他地方为了民主之名而被迫逃亡的人所经历的苦难相比。这里，我想借机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对慷慨友善接纳我的国家表达谢意：我希望能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发挥创造力和引发争议的能力，回报这份慷慨。和所有初次亮相的新手一样，我也为自己的第一次而感到不安，就在最近我还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我踏上朝圣之路去给一位过生日的诗人送信。我在下午茶的时间，在一个洒满春光的精致的小花园里，找到了诗人。诗人正被八位不同年龄，姿色争奇斗艳的美女围着，看见我后他立刻热情地表示欢迎，听说我就是那个获奖者，他即刻表示祝贺。我被邀请到摆满漂亮餐具的餐桌前入座，诗人礼貌又带些傲慢地问我来访的目的，我结巴着把我的任务传递给诗人。诗人听完，露出讥讽的笑脸对我说：“我的国民一向笃信事实和哲学，这是法兰克福人的天性。正好现在离你上台表演的时间还早，何不把你的本事给你的新朋友们展示一下呢？我建议你最好是越具体越好，来吧，把你的看家本领都抖出来，就像那些在游乐场和集市上摆摊的卖艺人一样，让大家瞧瞧你的真本事吧！”
我向他致谢，接着告辞，诗人跟着我走到花园门口的白色栅栏前，他停下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看着我说，“今天早上我刚和我的墨西哥老友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聊天，老先生人真好，至少有950岁了，他刚好写了一首诗，我来给你读这首诗的第一句吧：‘真正的艺术家是用心来对话的’。”
我从梦中醒来，连忙把诗人的两条建议写下来：越具体越好，真正的艺术家是用心来对话的。
Erland Josephson and Liv Ullmann in Viskningar och rop (1972; Cries and Whispers ), directed by Ingmar Bergman. (1973 New World Pictures Inc.)
我想了一下，对我来说，做到具体要比用心来对话容易，那就从具体开始吧。我打开随行带来的行李箱看看，行李箱里面乱糟糟的，这不仅是因为里面装的东西乱七八糟，还因为我是在慌乱中匆忙上路的。
行李箱的最上层和往常一样是一堆文字，有的只是零星短句，但好多已经组成有含义的句子了。文字不能拿给人看，我一向对文字保持怀疑，它们总是在你需要它们的时候不在手边，躲在角落或像嗡嗡的苍蝇在天花板上飞。
接下来是我的思想，不幸也同文字一样是一团乱麻。也许我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所言即所思，没有独创，不够清晰。我缺乏逻辑，不会辩论，思想混乱，自相矛盾。不行，我的文字和思想都拿不出手，我的生命的旅行箱中装满了感情、情绪、梦和图像。
它们时不时地凝固成某种姿态和情境，我听得到它们窃窃低语，语言被讲述出来，脸在幽暗中转向我，宏大故事和细小 情节都变得清晰起来，争相出场。直觉的灯柱照亮隐秘未知的国度，试图找到出路。它们共同守护、探寻、讲述、收集、分析、警告、激励、揭露、倾听……直觉行动果断，来去自由，从不接待访客，也无法形容。
这时我注意到行李箱中有一件一手可以握得住的东西，是一件我身体感觉舒服的东西。我和我的演员朋友们一起弯腰拾起的是这些文本：斯特林堡、易卜生，为什么不是歌德或者其他的大师呢？我们朝里面窥视，倾听诗人的心跳，在他词语的喘息间努力去理解文字的构成。突然间，我们茅塞顿开，自然而然地闯入了诗人的世界。我们相互交流，激动地把彼此的发现倾诉给对方，我们明白了：感情、氛围、梦、记忆、希望……看，这些就是我旅行箱里的东西。我不是一个分析型的人，我凭的全是直觉，有时候一件事先让我兴致勃勃，之后马上会黯然神伤。比如，如果有人问到我怎么看待艺术审查，我可能立刻会变得焦虑起来，因为我想到的是这件事的两方面：首先我肯定会很高兴，艺术能让一位官僚感到如此害怕，以至于要发个禁令把它给毙了！语言可以如此危险，图像能够如此不检点，作品对无政府主义的拥护会引发现实中的读者去模仿，总之，我很高兴艺术还有这样的力量，能够吓倒一个或几个官僚。可是同时我也感到不快，一个对艺术家进行审查的社会，不管是偶尔为之还是一贯如此，都是一个停滞落后的社会。那些小小的通知，被画掉的句子，被剪去的图像都是社会肌体上的伤疤。这些伤疤极易感染，侵入整个肌体直至病入膏肓。
再回到我的旅行箱，箱底藏着个庞大的怪家伙，那是恐惧，让我来说说恐惧吧。在所有工业化国家、大公司、大企业和机构，我们都能感受到个体情感被视作是对公众秩序的危害而被消解、抑制和羞辱。技术官僚将个体缩减成一个个可以输入电脑的数据，或许我们这个苦难的世界需要技术，或许我们越来越复杂的官僚制度对于管理日趋纷杂的人类社会也是必需的。更加全面的集体主义一定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但问题并不是这种力量的存在，而是我们缺少对这种力量危险性的认识。
Ingmar Bergman (L) and Federico Fellini in 1969. (Photo by Keystone-France/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今天的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性的人，我的许多同事已经投入社会斗争的行列，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道德立场的问题，是必须站队的问题。其实让我不解的是艺术的政治性怎么会被忽视掉，因为即使是非政治性的艺术中也不可否认有这方面的诉求。无论我们的社会结构如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外界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包括各种形式的爱，生与死的困惑，信仰与怀疑，孤独的痛苦和感官的快乐，无由之恨，无缘之恶，游戏之欲望、片刻之柔情，痛苦的不明之故，梦想与希望——这个世界充满了不断变化增长的秘密的情感和苦难。
强调艺术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表达这些往往被压抑和麻木的情感，这不免显得平庸，但是艺术不应只是追逐发展变化，表达时间性的东西，艺术应该表现那些永恒的问题。
我的恐惧是关于被消耗的情感，那些沉寂中的人们隐藏的无言之苦。我相信——至少我愿意相信——电影的最大使命就是为观众竖起一面镜子，让人们在里面看到自己和他人，看清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那些我们社会中站在强势地位的人竭力想去否认的情感。
最后，社会不是一个集体的抽象概念，社会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组成的，每个人都有梦想、欲望和需求，每个人都有一颗心。这就更需要艺术家用心去对话，才能听得懂另一颗饱含着伤感和渴望的跳动的心讲述的模糊和隐秘的语言。这是艺术家的权利，更是他的责任。
选自《我们都是马戏团——伯格曼文集》，雅众文化｜中信出版集团，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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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享誉全球的电影、戏剧导演，作家、编剧。1918年7月14日出生于瑞典的乌普萨拉，2007年7月30日在法罗岛的家中与世长辞，享年89岁。
伯格曼活跃于影坛、戏剧舞台超过60年，一生编剧、执导60余部电影、170余部戏剧。他曾荣获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电影大奖，被誉为“导演中的导演”“电影界的哲学家”“作者电影第一人”。在文学领域，伯格曼也有着极高的造诣，因其戏剧剧本中极具张力的对话以及哲学思辨，曾于197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译者简介：王凯梅，艺术评论写作者、译者、策展人。北京师范大学英语文学学士，苏富比艺术学院当代艺术硕士，长期从事艺术、电影策划和写作翻译工作。研究兴趣围绕电影史、影像艺术家，以及具有个人风格的视觉艺术家与艺术史的关系。曾创办国内首个专注北欧影像的电影节“极地光影”，亦在瑞典、挪威举办中国电影节。2018年，策划伯格曼百年纪念影像展。翻译多部畅销瑞典儿童文学。
题图：《伯格曼：人生中的那一年》（2018）电影剧照
策划：杜绿绿丨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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