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1979年，在70年代的最后一个年份，中国人开始从革命的狂热中醒来，贫穷如一根芒刺穿透刚刚复活的肌肤，让人感觉疼痛。
在南方，一群人则试图无中生有，创造一个新的经济王国。在高层被讨论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特区”悄然走向现实。
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任董事长叫作袁庚。他到招商局不久，就提交了一份大胆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的对外开放建议。
数日后，袁庚正式提出了在深圳蛇口筹建蛇口工业开发区的构想，这样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
1979年1月31日，袁庚飞赴北京汇报，提出要给招商局一块工业用地。
领导用笔在地图上一画，就把包括现在的宝安区到华侨城的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都划了进去，说：“袁庚，这个都给你。”
袁庚吓了一跳，说：“我怎么敢要这么多。”
于是，领导用红铅笔在地图上轻轻一勾，笑着对袁庚说：“那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这个半岛，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
蛇口工业区的出现，从空想到行动，前后仅三个月，这一决策过程之简捷和快速，在当时的官僚体系内实属罕见。袁庚以一个副局级中层干部的身份直接推进中国第一个开发区的建立，也算得上是际遇奇妙。
蛇口和袁庚的出现，让铁幕般的计划经济被捅开了一个再也补不回去的大洞。
这一年，在广东一大批“三来一补”工厂兴起，而创办工厂的港商大多数是偷渡客；从麻布口袋、白炽灯到电视机，北京的各项指数疯涨；上海人关心商品、进口，好奇美国是不是真的人人有轿车。一个物质化的年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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