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田野，打开散文的辽阔生命｜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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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聂作平、李浩、蒋蓝三位作家看来：阅读田野，有了最直接、最直观、最质感的原初镜像和细节；阅读田野，田野有了先前和之后与书本的交流与碰撞；阅读田野，有了与历史和当下的另外一种会面和对话。阅读田野的过程，事实上，就是把历史可能出现的遮蔽，得以显现。历史的幽暗和现实的碎片，通过阅读田野中得以串裰和整理。

阅读田野，打开散文的辽阔生命

——以聂作平、李浩、蒋蓝的散文创作为例

百年来的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显著的标识是，白话文写作替代文言文写作。新文化运动，虽是以理论和新诗开始，但奠定新文化运动业绩的则是小说和散文。用白话文写作全方位取代文言写作这开天之事，新的文化和新的文学样式，是否可以取代旧的文化和旧的文学样式，当时是持怀疑的。持怀疑的重要对象就是白话散文。也就是说，白话散文是否可以像《左传》《史记》以降的文言文散文那样，除了简洁，还有它所达到的美文高度，白话散文能做到吗？时人如此说，“将为一种有文法之白话，见者辄一笑置之，目为狂背”。（《李濂镗致胡适》，见《新青年通信集》）我们知道，中国文学中的韵文与散文，在先秦已经成熟，且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前者有《诗经》，后者有《左传》与“诸子”。那么白话散文可以在这一格局和走向的前提下，焕发新的光茫吗？

对此，鲁迅、朱自清、俞平伯等在内的五四新文化的先驱，用他们精致而廓大的散文文本，不仅打消了这一疑问，而且奠定了白话文散文的格局与走向。沿着这一历史轨迹，白话散文已是一百年。一百年间，散文比其他文学体裁如小说和新诗，所遭遇的沉浮似乎更多一些。或者说，散文的写作者虽然远远超过小说与诗歌的作者，但所达到的影响，似乎逊色于小说与诗歌。于是，二十世纪末，特别是新世纪开始的第一个十年，革新散文成了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这包括提出“新散文”、“在场散文”等口号和实践予以回应，特别是“新散文”近二十年的历程，可以看到这一文学潮流的生命力。在这一潮流中，川籍作家聂作平、李浩、蒋蓝以独特的方式和写作姿态，以及所取得的业绩，成为“新散文”的重要作家。

《踪迹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蒋蓝、李浩、聂作平三人的写作，如果从他们所涉及到的题材，都可以归入历史散文或文化散文。但是聂、李、蒋的历史散文写作和文化散文写作，与其他同类型的写作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三位川籍作家都非常重视田野考察。李浩在写李白时，不仅通读了李白存世的所有诗文，重要的是，作家沿着李白的足迹，从山东到江浙，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实地观察和问寻；为了写出一个既与历史相似又与历史不同的文天祥押解北上的历程，聂作平沿着正史提供的线索，从广东一路北上，寻找往者和生者的气息；为了再现石达开在川、渝、滇、黔征战的宏大场景和悲剧性结局，蒋蓝深入到还有许许硝烟的古战场实地打探。三位作家的这种田野作业和写作态度，与那种基于市场媒体支持操作下的写作完全不一样。聂、李、蒋三位作家的田野作业，完全凭借一己之力量，依据自己的书本案头，走向田野。凭借某种启示，耐心而又仔细地与田野交流和碰撞。从而完成一个绝非他人可以替换、或雷同的文本。

《历史，未必然》，四川文艺出版社

也就是说，聂、李、蒋三位散文作家历史和文化的呈现和表达，不只是建立在书本，更不是建立在华而不实的抒情，而是建立在他们的田野考察之上。如前所述，当历史的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进入到他们的写作计划时，三位作家，便走向那些事件、那些人物生活过的地方。这些地方，许多都沉入到历史的另一面和深处，或许连遗存遗迹都已缥缈。即使如此尴尬或者绝望的局面，三位作家像弗雷泽或达尔文那样，探访河流、山坳、村庄、老房、墓地、花香、树影、老人、孩子……经意的和不经意的，仔细地阅读田野的这一切。在山川、村舍、花鸟、虫鱼、传说、残碑、断匾、古砖、坍墙、民谣、山歌等背后，那些看不见的或消亡了的，对于三位散文作家来说，就是他们的珍珠和美玉。或者说，可能正史乃野史文本里面不曾有过的，却在阅读田野时被激发而出，即便个别细节，查无实据，却也在情在理。我们知道，在这一廓大的空间和悠长的时间里，如达尔文发现了进化论、如弗雷泽奠基了人类学。这种田野作业，岂能是那些前呼后拥的游历散文可比。无论是写作观念、写作姿态，还是散文的格局、文化底蕴，都值得倡导。当然，散文有海纳百川的特质，所有样式的写作，都应有它的生存空间。因为，没有一种观念和写作姿态，可以替代另一种写作观念和写作姿态，本文所强调所论述的阅读田野，只是想表明，这种写作观念和写作姿态，为当下的散文写作，推开了一扇窗或打开了一扇门。

《1644：帝国的疼痛》，中华书局

聂、李、蒋三位作家，既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又有多种文体的写作经历。聂作平、李浩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写作，为他们的散文，提供了一个构建宏大叙事的潜在话语底本。蒋蓝的长诗，同样为他的散文，提供了一个构建史诗的潜在话语底本。但是，对于三位作家来说，阅读田野，才是三位作家散文的根本。在三位作家看来：阅读田野，有了最直接、最直观、最质感的原初镜像和细节；阅读田野，田野有了先前和之后与书本的交流与碰撞；阅读田野，有了与历史和当下的另外一种会面和对话。阅读田野的过程，事实上，就是把历史可能出现的遮蔽，得以显现。历史的幽暗和现实的碎片，通过阅读田野中得以串裰和整理。在这里，阅读田野，不仅只是工具意义，对于三位作家，阅读田野本身即散文的文本意义。散文的叙事、说理、写情，在阅读田野的过程中，完成了一次转体，一方面，与惯常的小散文告别，更重要的是，散文在三位作家手里，哗变成了一种有别于当下历史随笔和文化随笔的田野散文：来自田野当下与过往的气息与韵味。聂作平的《1644：帝国的疼痛》、蒋蓝的《踪迹史》、李浩的《历史，未必然》等，充分表明三位作家阅读田野后的散文业绩。阅读田野所带来的新视角和新材料，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的关怀和现实的感照，不再是散文里的调料或硬贴上的符号，而是这类散文文本的特质。

最后，再以一段聂作平《孤忠者的最后大地——文天祥和他的北上之路》的文本，从中感受阅读田野给当代散文带来的变化和革新：

亲临崖山之前，我曾多次想象，那片庇护过二十万南宋军民和几千条船只的水面，应该惊涛拍岸，横无际涯。然而，当我登高远眺，才发现想象与现实相去甚远：目力所及的远方，是一条几百米宽的大河，河面平缓，静水深流，几十条大大小小的船只在忙碌。至于大海，它还在山那边的远方。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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