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愚公移山》 布面油畫 46cm×107.5cm 1940年 徐悲鴻紀念館藏
2006年，一幅《愚公移山》巨幅油畫以3300萬的成交價格成為當年為數不多的千萬級拍品。在徐悲鴻紀念館當中，還保存有當年徐悲鴻創作的水墨《愚公移山》。
徐悲鴻 《愚公移山圖》 紙本 143 cm×424 cm 1940年 徐悲鴻紀念館藏
「愚公移山」廣為人知，這是一個取材於《列子·湯問》中的故事，展現中國傳統艱苦奮鬥、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1940年，正值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徐悲鴻創作了多幅《愚公移山》，以激勵國人堅持抗戰之決心。這兩件尺幅巨大的作品，以其特殊的精神價值，在徐悲鴻作品體系中占據了重要位置。
兩件作品從內容和構圖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畫面的右側，幾個赤身的彪形大漢正在掘土墾地揮動手中的耙子。幾人揮舞釘耙的動作各自展現了動作的不同瞬間，從而構成了一種完形心理學的視覺效應，給觀者帶來一種動作連續性的視覺感受；而畫面的左側，倚鋤老者的背影與旁邊的婦孺延伸了畫面的空間，拉開與右半段緊張勞作者之間的距離，產生了右半部為前線，左半部為後方的層次。
在充滿張力的畫面正中的「C位」，有一個「頂天立地」的舉鋤人，膀大腰圓，大肚便便，滿臉的絡腮鬍子與激揚的神態，呈現出一種紀念碑式的畫面效果，成為畫面的焦點，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而上面這張，是徐悲鴻的寫生手稿，沒錯，畫面中這位大腹便便、身形飽滿的胖子，正是徐悲鴻《愚公移山》當中「C位主角」的人物原型。這是一位做泰菜的印度廚師。我們在畫面中依稀可感受到其黝黑的肌膚、異域的面貌以及壯碩的身材，實際上徐悲鴻完全按照寫實創作的要求，一絲不苟地以素描刻畫這位印度人的身體和神態。
一個中國傳統經典寓言題材的作品，徐悲鴻為何選取了一位印度人作為自己的創作對象？畫面中又還有哪些印度人？
印度赴約
1939-1940年間，應印度詩人泰戈爾之邀，徐悲鴻赴印度舉辦畫展、宣傳抗戰並募集資金，而《愚公移山》就是創作於這一時期。
此時的中國，已處於萬分危急的狀況，上海、南京、武漢、廣州、南昌、南寧等重要城市相繼淪陷，局勢緊張，物資匱乏。徐悲鴻積極奔走於香港、新加坡等地舉辦畫展，募集資金救濟黎民百姓。
1940年，在泰戈爾的引薦下，徐悲鴻見到了印度「聖雄」甘地，此時正希望以自己的畫作激勵國人的徐悲鴻，在這位印度的「靈魂」身上找到了創作的靈感。1940年8月，徐悲鴻在喜馬拉雅山下的大吉嶺開始創作《愚公移山》。11月，他完成巨幅水墨畫《愚公移山》，回到印度國際大學後，又創作了油畫《愚公移山》。
然而在此期間，徐悲鴻一直居身於國外，身邊國人寥寥無幾，因而此時的徐悲鴻不得不「就地取材」，於是這幾個寫生而來的印度模特，就成為了《愚公移山》畫面當中的「主角」。
畫面中的這個印度廚師，是徐悲鴻1940年農曆二月的時候在印度尼克坦遇到的一位印度人。而徐悲鴻把畫面最重要的位置給了這位他萍水相逢的模特。在畫面的中間位置，以及水墨《愚公移山》當中背對觀眾的挑擔的胖子，皆是以此為原型創作。我們在手稿當中還能見到這一人物形象的原始寫生狀態。恰似回溯了徐悲鴻艱苦的創作歷程。而在水墨《愚公移山》創作過程當中，徐悲鴻則以線條的方式將素描寫生的手稿進行了二次加工，人物的人物形象以線條的方式被提煉出來，最終搬到了畫面之中。
與寫生稿唯一的不同之處在於，寫生稿當中這個平淡寧靜的神態，在兩件《愚公移山》當中被一副激揚而充滿信念的面孔所替代，成為畫面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局部。
「吾國畫學，無一不從寫生得來」
徐悲鴻（1895—1953），是中國公派留學美術較早的一批留學生，也是中國現代寫實主義藝術奠基人，早年間隨父親學畫課徒稿，之後因為畫藝出眾，為康有為所賞識，不惜重金資助徐悲鴻出國留學。而恰恰是這段西方留學的經歷，對後來的徐悲鴻帶來了藝術理念上的深刻影響。
此時的法國，已然是現代美術流派的藝術陣地，抽象主義、立體主義、達達主義等先後登場，最早留學法國學習藝術的這批留學生，許多人都對此耳濡目染，並且想把這股藝術風潮引入國內。
然而在法國留學的徐悲鴻，最終選擇了與這種激進的藝術思潮截然相反的道路。
1920年冬，在法國留學期間，徐悲鴻有幸結識了法國當時最為著名的大畫家帕斯卡·達仰·布弗萊。達仰是法國十九世紀末期學院派繪畫的名家之一，先後師從於法國19世紀著名畫家柯羅、熱羅姆、勒帕吉，師宗以安格爾的新古典主義為主流藝術風格的學院派。因此，師從於達仰的徐悲鴻，也是深受西方寫實風格的深刻影響。
在對中國藝術改良這一命題的思考中，徐悲鴻通過對中西方的藝術、文化進行研究，始終堅持以西方帶有科學精神的「寫實主義」作為中國藝術改良的方法，認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采入者融之」，並主張藝術家要寫生，並將素描作為基礎進行訓練，推崇寫實技法，堅持現實主義美術的教育思想。
徐悲鴻寫生手稿 1939年3月11日
作為寫實風格的堅定支持者，徐悲鴻始終堅持自己的藝術創作來源於寫生。尤其是對於人物畫，徐悲鴻十分重視模特的作用：
「關於范人（Model），法音曰莫代爾，殖民地人曰模特兒，實模範楷則之意（即謹慎威儀、惟民之則、及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之則字意）。故吾對寫吾父，吾父即吾之范人；對寫吾母，吾母即吾范人。吾前日曾鄭重舉希臘藝術之所以昌，中古時代藝術之所以衰，以告國人，皆揭櫫確寫人體之義以證實之。今更申言之，使有吾仇，立範人以教人治藝，吾亦讚譽之。何者？以其知務本也。」
徐悲鴻寫生稿
因此，我們時常能夠從徐悲鴻的畫作當中考證出當時的模特，甚至在畫作《田橫五百士》當中，我們都能看到在他和他的家人出現於其中，前景當中的女性，就取材於他的第一任妻子蔣碧薇，甚至，我們也能看到他自己也「出鏡」於其中。
徐悲鴻《田橫五百士》長349厘米，寬197厘米，布面油畫 徐悲鴻紀念館藏
田橫五百士 當中的蔣碧微、徐悲鴻
徐悲鴻 蔣碧微合影
而對於《愚公移山》當中的這些異鄉人，徐悲鴻曾說：「藝術但求表達一個意思，不管哪國人，都是老百姓。『冀州之南，河陽之北』的『愚公』，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樣，『孀妻』也只好穿件黑衣……在印度國際大學時畫的，以印度人為模特兒，這樣大的畫，不作人物寫生畫不好，所以『叩石墾壤』者都是外國人。」
對於徐悲鴻而言，藝術已然成為一種可以跨越民族、國別傳遞信念的媒介。2006年之後，隨著油畫《愚公移山》以3300萬的高價拍出，這些手稿也逐漸流傳於拍賣市場當中，北京瀚海與北京保利分別於2006年和2015年等年份拍出徐悲鴻《愚公移山》的手稿。如今，我們在這些手稿當中，體會徐悲鴻先生創作的心路歷程。
徐悲鴻《愚公移山》手稿 線描 2006年 北京瀚海春季拍賣會
徐悲鴻《愚公移山》手稿 線描 2015年 北京保利春季拍賣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