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覺得現在的人最缺失的感情是什麼？
周國平：要我說有兩種感情都缺失，一個是善良。善良，對生命的同情，這是最基本的感情。一個社會要有一個好的生存環境，至少運動是大部分人都具備善良的品格。現在的問題是這個環境讓人不敢善良，你善良就倒霉。另外一個是缺乏高貴，做人的尊嚴，往往只要利益，為了利益不要尊嚴。
問：您很強調要做守望者，您認為知識分子的最高使命就是做一個守望者嗎？你認為你是一個合格的守望者嗎？
周國平：我不認為做守望者就是知識分子的最高使命，但我認為這是知識分子不可缺少的使命，當然不是惟一使命。知識分子完全可以投入時代潮流，但你必須有跳出來的時候，有與這個時代潮流保持一段距離審察它的時候，沒有距離是無法審察的。站在什麼立場上審察？就是站在人類基本精神價值的立場上，看時代潮流是否偏離了這些基本價值。我說的守望者是這個意思。至於我是不是一個合格的守望者，我覺得我自己很難做這個評價，但我一直在要求自己這樣做。
問：您如何看待這個時代人文精神的失落？
周國平：我覺得人文精神不是現在才失落的，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就比較缺乏，這個我已經談過了，就是我們一貫不太重視精神本身的價值。現在的新問題是無序的市場經濟，但是我寄希望於市場經濟的發展，能夠逐步形成秩序，推動法治社會的建立和完善。我相信，人文精神與法治社會之間存在著互相促進的關係。
問：對於現在的中國，尤其是繁忙的大都市，你覺得我們在尋找精神層面的需求時應該通向哪個方向？
周國平：我不反對相信某種宗教，據我看，總的來說，有宗教信仰的人一般精神上比較安寧，而且道德上比較好。宗教的作用多半是好的，對社會、對個人都有一個凈化作用。但是信宗教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比如說你加入教會就算信了，不是這麼回事，有的人就是信不了。
我認為，信仰是每個人自己的事，形式不重要，信不信某種宗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精神生活，不能僅僅生活在外部世界裡。現在社會競爭很激烈，這當然是一個不利條件，但是人終歸是有精神上的需求的，如果得不到滿足，或者會感到痛苦，或者會感到空虛，都不好受。
所以，我的建議是不要把全部時間都用來競爭，要留一些時間給自己，做滿足精神需要的事情，比如讀書、發獃、寫日記等等。至於精神追求向哪個方向發展，我回答不出來，我想不會有一個大家統一的方向，即使對於每個人自己來說，也未必有一個固定的不變的方向。在精神追求的問題上，我相信過程比目的重要，耕耘比收穫重要，耕耘本身就已經是收穫。
問：你談到超脫和超越，這兩者有大的區別，超越是入世的態度，超脫是出世的態度，是這樣嗎？
周國平：按照我的用法，超越是出世的，它否定世俗，想望彼岸，超脫是在出世和入世之間，它與世俗保持一個距離，並不否定世俗。西方的柏拉圖主義有強烈的出世一面，所以可以和基督教的出世結合起來。
至於神秘主義，我理解是指靠天啟或靈悟來認識世界本質，這個傳統在西方一直是有的，比如普羅提諾的新柏拉圖主義。中國的神秘主義我不知道，像道家我不認為是神秘主義的，如果羅素指的是道家，我認為是錯的。
佛教中有，但那不是中國本土的。另外，你說中國人有最大自由可以在儒家道家之間選擇，你這個說法有點強詞奪理。這個自由其實非常小，整個社會是一個專制體制，在專制體制的大格局裡，你無非是選擇做專制體制的工具還是跟它保持一定距離，發發牢騷。在政治學的意義上，只有受法律保護的個人自由才是自由，純粹的精神自由不是自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中國傳統中沒有個人自由。
問：你正在讀的書是什麼？過去幾年一直讀的書是什麼？
周國平：挺雜的，我讀的書一般分兩類。一類是按照我的讀書計劃來讀的，比如這段時間在讀古希臘的作品，在是我的重讀經典計劃的一部分。另一類就是臨時拿起來讀的，比如新出的書。
有一個可悲的情況，就是常常是別人要我讀，做序或寫評論。我大部分都拒絕了，因為精力有限，準備以後全部拒絕。如果是好書，我會寫評論，但是不能是別人讓我寫，要按照我自己的計劃來做，要不然我的時間全給別人了。
問：你怎樣走上寫作的路的？
周國平：我自己回想，我什麼時候算走上了呢？我發表作品很晚。不過，我不從發表作品算起，我認為應該從我開始自發地寫日記算起。那是剛讀小學的時候，只有五、六歲吧，有一天我忽然覺得，讓每一天這樣不留痕跡地消逝太可惜了。於是我準備了一個小本子，把每天到哪兒去玩了、吃了什麼好吃的東西等等都記下來，潛意識裡是想留住人生中的一切好滋味。現在我認為，這已經是寫作意識最早的覺醒。
人生的基本境況是時間性，我們生命中的一切經歷都無可避免地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失去。「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人生最寶貴的是每天、每年、每個階段的活生生的經歷，它們所帶來的歡樂和苦惱，心情和感受，這才是一個人真正擁有的東西。但是，這一切仍然無可避免地會失去。
總得想個辦法留住啊，寫作就是辦法之一。通過寫作，我們把易逝的生活變成長存的文字，就可以以某種方式繼續擁有它們了。這樣寫下的東西，你會覺得對於你自己的意義是至上的，發表與否只有很次要的意義。你是非寫不可，如果不寫，你會覺得所有的生活都白過了。這是寫作之成為精神需要的一個方面。
問：周老師，寫作的意義是什麼？
周國平：人生有快樂，尼采說：「一切快樂都要求永恆。」 寫作是留住快樂的一種方式。同時，人生中不可避免地有苦難，當我們身處其中時，寫作又是在苦難中自救的一種方式。這是寫作之成為精神需要的另一個方面。
許多偉大作品是由苦難催生的，逆境出文豪，例如司馬遷、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魯斯特等。史鐵生坐上輪椅後開始寫作，他說他不能用腿走路了，就用筆來走人生之路。
寫作何以能夠救自己呢？事實上它並不能消除和減輕既有的苦難，但是，通過寫作，我們可以把自己與苦難拉開一個距離，以這種方式超越苦難。寫作的時候，我們就好像從正在受苦的那個自我中掙脫出來了，把他所遭受的苦難作為對象，對它進行審視、描述、理解，距離就是這麼拉開的。我寫《妞妞》時就有這樣的體會，好像有一個更清醒也更豁達的我在引導著這個身處苦難中的我。
當然，你們還年輕，沒有什麼大的苦難。可是，生活中不如意的事總是有的，青春和成長也會有種種煩惱。一個人有了苦惱，去跟人訴說是一種排解，但始終這樣做的人就會變得膚淺。要學會跟自己訴說，和自己談心，久而久之，你就漸漸養成了過內心生活的習慣。當你用筆這樣做的時候，你就已經是在寫作了，並且這是和你的精神生活合一的最真實的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