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崇寒
1987年釋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的重現令法門寺名聲大噪，作為大唐皇家寺院，其地宮是世界上目前發現時代最久遠、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佛塔地宮，隨之出土的上千件奇珍異寶更是創下多項之最，解答了一些長久以來學術界只知其名不知何物的考古問題。將文字記載實物化，使人肉眼得見，領略其中的人文精神，是法門寺考古發掘的最大魅力。
可現存諸多中外交流產物中，習近平為何偏偏選擇法門寺琉璃器——看似和當代玻璃碗盤相似的尋常物件來詮釋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鑒？用「法門寺伊斯蘭琉璃器規格之高、數量之眾、造型之精美、年代之久遠全球罕見」來解釋恐怕再合適不過。大英博物館、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也有類似的琉璃器，但都沒有法門寺出土的品類全、品相好、出土地明確和紀年清晰。若是以「震驚世界」形容法門寺地宮埋藏千年的大唐寶藏，其中最能擔當此譽，在世界範圍內屬於重大發現的，當屬一件罌粟紋黃色琉璃盤，它是世界上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釉彩琉璃，它的出土，把世界生產釉彩琉璃的時間，從12世紀提前到9世紀，足足上推了300年。
中國製造琉璃歷史悠久，春秋戰國時代墓葬中有許多琉璃裝飾品，但技術不夠成熟，透明度不夠，漢魏之際有很大進步，光澤之美卻趕不上「西方來者」。當時琉璃製造工藝發達之地在羅馬，順著絲綢之路，那些光色映微的琉璃迅速占領中國市場，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中國琉璃地位不保，愈發不受重視。琉璃的魅力不僅在晶瑩剔透的光澤、變幻神奇的色彩，更重要的是它蓄納了佛家凈土的光明與智慧，是供佛修行的聖物，故被唐僖宗選來供奉佛祖，放置地宮後室，物帳碑上記載有瑠璃缽子、瑠璃茶碗、瑠璃碟子等物。從出土情況來看，這些琉璃器物均有氣泡，說明為人工燒造而成，國產琉璃器有兩件：淡黃綠色茶碗（迄今為止所知最早的國產琉璃茶具）、淡黃色茶托，其餘皆為早期伊斯蘭琉璃。
鎏金飛鴻球路紋銀籠子，法門寺地宮出土
為什麼這麼說？眾所周知，中東地區是琉璃製造工藝的發源地，早在公元前2500年埃及人就已開始生產琉璃，之後的腓尼基人、羅馬人、敘利亞人等掌握了精湛的琉璃製造技藝，羅馬帝國衰亡後，波斯帝國進入強盛的薩珊王朝時期，琉璃製造業空前興旺。無論是羅馬還是薩珊琉璃，絕大多數器物呈無色、淡綠、泛黃或翠綠色，很少有法門寺琉璃器所呈現出的藍色（以深藍為主）。這一點，只有在伊斯蘭琉璃器中極為突出，而後者在繼承羅馬和薩珊傳統基礎上，又形成了貼花、釉彩、刻紋、彩繪、描金等獨特的工藝體系，將伊斯蘭文明中特有的圖案如菱形方格、楓葉、團花、半圓形、連弧形等賦予其上，為出土琉璃實物打上伊斯蘭的標籤。最能證明其伊斯蘭特色的當屬兩個藍琉璃盤（四瓣花藍琉璃盤、楓葉紋描金藍琉璃盤）中心所繪的「米哈拉布紋樣」，米哈拉布是阿拉伯語音譯，即清真寺大殿中的「壁龕」，也稱「凹壁」，下邊為長方或正方形，龕楣為尖拱形，而兩盤中均刻有四瓣花，形似四個尖龕楣，共用一個正方形方室，巧妙構成了四個「米哈拉布紋樣」，透露出莊嚴肅穆的氣息。
這批琉璃器出土前，國內已知最早的伊斯蘭琉璃出自11世紀30年代建造的瑞安慧光塔和安徽無為塔，比唐僖宗供奉給佛指舍利的時間晚了160年。它們的出現，「不僅填補了唐長安缺少伊斯蘭文化遺物的空白，而且為鑑別早期伊斯蘭琉璃提供了重要標尺。」 據載，自唐永徽二年（651）至貞元十四年（798），大食（即阿拉伯帝國）遣使來朝者計39次，貞元十四年後，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阻滯，此後77年間，一直到僖宗元年（874），大食再無遣使朝貢的記錄，有學者推測，這批琉璃很可能經海上交通的「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輸入中國，而後被唐僖宗選定同國產琉璃茶具一道禮敬佛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