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論||葉紫:翻譯的有效性之個人體會一二

2019-09-20     翻譯教學與研究

本文來源:北土

轉自:國際漢學研究與資料庫建設

翻譯的有效性

——個人體會一二

前年年末,我翻譯《月亮與六便士》,剩百分之二十的時候陷入困境,不知道原因,每天坐在電腦前七八個小時,到深夜,譯出不足一千字,沒胃口,失眠;這本書在我心中,不屬於上品,是應朋友之邀翻譯,讀懂不難,譯出來也不難,但譯出毛姆的氣質和韻味很難,掙扎了一年,終於在一天晚上,遇到兩大段景物描寫時,腦子斷了電,覺得心力不濟。巧合的是,那天晚上,剛出院不久的母親給我削了個蘋果,送進我房間;母親因為癌症被切除了整個胃,她舉著蘋果說:「明天我去爬山,不遠,你和我一起去吧,當日來回,全程免費,我沒口福了,只能飽飽眼福。」第二天,費盡力氣爬到煙霧迷濛的山頂,爬山時的後悔都消失不見了,我站在狹窄的小路上,眼前的世界被直直劈開,一半是石頭的灰色,一半是天的白色。突然,我有種不知道從哪裡來的感覺,我覺得我腳下的山,是傅惟慈先生、是李文俊先生、是楊絳先生,那塊巨大的石頭是傅先生譯的《月亮與六便士》、是李先生譯的《喧譁與騷動》,是楊先生譯的《堂吉訶德》,而那片白色就是我腦中的空白,猶待被填滿的空白。回到家後,我身體疲憊,但精神興奮,那天晚上,我譯出了迄今為止我最滿意的段落,它關於景物,算不上最精彩的描寫,但我認為我的譯文將詩意和通俗性和毛姆的氣質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一小時內譯完,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如有神助:

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打我離開惠靈頓,日子似乎就過得尤為奇特。惠靈頓整潔有序,頗具英倫風情,讓人聯想起大不列顛南岸的港市。之後三天,海路顛簸,風浪恣睢,滿天的烏雲相競相逐;三天之後,狂風止息,海面沉靜,一片蔚藍無垠。相較其他海域,太平洋更顯荒涼、浩渺,置身其中,即便是最稀鬆平常的旅途也會染上些許冒險的意韻;空氣如仙靈之息,於呼吸間沁入肺腑,叫人抖擻振奮、直面不可預知的旅程。朦朧中,人們唯獨明了自己正駛往塔希提,可那片金光閃閃的奇幻之境卻被這蒼茫海天深深掩藏,不曾有一陣風、一片雲泄露過樂土將近的訊息。此後,與塔希提互成姊妹兩嶼的莫里阿島不可思議地從茫茫汪洋中陡然升起、闖入視野,只見其重岩疊嶂,凜然壯美,渾似魔棒一揮、飄然眼前的幻景一幕,那參差嶙峋的輪廓使其乍看之下儼然太平洋上的蒙瑟拉特[ 蒙瑟拉特島(Montserrat),英國西印度群島中的一座火山島。]——如此景象,讓人不禁浮想聯翩:島上的玻里尼西亞武士正舉行奇特的儀式,以保衛那不許世俗褻瀆、不容凡人知曉的神秘。當距離漸減,峻秀的峰巒形愈真切,莫里阿之美近乎完全顯現,可當船隻從旁駛過,你卻發現它仍然心扉深鎖,一副森然拒守、御人於外的架勢,似要卷攬巨石,匿身於世人無法接近的陰沉之中。絲毫不會令人驚奇的是:若有誰靠近了莫里阿,欲在珊瑚礁中尋覓入口,它便會倏然消失於視野中,映入眼帘的唯有籠罩著太平洋淼淼碧波的一片孤寂。

塔希提則是座地勢高拔、翠意盎然的島嶼。遠遠望去,道道深褶透著暗綠的色調,叫人聯想起條條寂靜的峽谷;幽幽深處瀰漫著神秘的氣息,裡頭細涓潺潺、冷光瀲瀲,仿佛在那鬱郁濃蔭的懷抱中,生命自泰初以來便一直依照著遠古的習性不斷生息,未曾更易。即便在塔希提,也存在著某種淒惘而可駭的意味——不過,這等印象就像浮光掠影一般轉瞬即逝,而且只會讓人愈發敏銳地感受到「此時此刻」的美妙。那一絲淒惘,就如人前打諢的小丑在博得了滿堂捧腹後眼神中閃過的一縷悲傷;小丑上揚唇角,微笑,然後更賣力地說笑,因為在這朗朗笑聲中,他內心的孤獨也變得愈發難以忍受。塔希提微笑著,如此友善,仿佛一位可愛的婦人,那麼優雅,毫不遮掩地展示著她靚麗的容顏與綽約的風姿。船隻泊入帕皮提港時,那種心靈被撫慰的感覺勝卻了人間無數。泊在碼頭的艘艘帆船整齊而乾淨,依海灣坐落的小鎮潔白而典雅,火紅的鳳凰木在湛藍的天空下炫耀著張揚的色彩,好似一聲激昂的呼喊。那奪目的絢爛中洋溢著滾滾情慾,幾乎「不知廉恥」地沸騰著,令人瞠目結舌。輪船靠岸時,蜂擁而至的人群興高采烈、彬彬有禮,陣陣喧譁湧起,聲聲歡笑傳來,人人都揮舞著臂膀。放眼望去,一片棕色面孔的海洋仿佛一抹醒目的色彩,流動於藍天碧焰之中。卸行李也好,入境檢查也好,凡事都伴隨著熙攘與喧鬧,每個人都沖你微笑。烈日炎炎,色彩炫目。

去年年末,我譯福克納的短篇小說《山間的勝利》,主人公飽受戰爭的創傷,目光中失去了光澤。對此,福克納在文中寫道:「那雙眼睛就像死人的眼睛,雖然有視覺,有sight,但已經沒有了想像中的景象,沒有了夢景,沒有了vision。」原句相當複雜,我竊而參考了眾多名家的譯本,不是拗口的直譯,就是扭曲過度的意譯。我在這裡卡住了十多天,每天上廁所都在想怎麼譯,後來忍不住在朋友圈上抱怨,開玩笑地說:「一句話卡十天,文學翻譯真不是人乾的。」不料這條信息發得太過隨手,忘了屏蔽家人,被我那不懂外語、不懂翻譯,卻視我的寫作與翻譯為第二個兒子的父親看見了,他匆忙打電話給我,有點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你啊,翻譯要慢慢來,不要急,總有辦法的。」後來,可能還是擔心我放棄,他又在我朋友圈里回復了一條,說:「文字這個東西,有時候就是需要你用想像去填補空白,如同聰明烏鴉嘴裡含著小石頭放進一個喝不到水的瓶子裡,讓瓶子裡的水位提升,然後使自己解渴一樣。」然後,我放下手機,點起一根煙,把書翻到卡住的那句話,那句話就在煙霧中,脫離紙面,飄浮到空中,變成了一串模糊的、密碼一樣的文字,懸在我的眼睛與原文之間,不知不覺地,有一種力量,好像父親和福克納站在我的身後,父親抬起我的左手,福克納抬起我的右手,我打開電腦,敲下幾十個字,又突然回過神來,猛地回過頭,除了家裡的貓在熟睡,什麼都沒有,那麼安靜,再回頭看電腦螢幕,上面用小五號宋體字寫著一句話:

那雙眼睛仿佛死人的眼睛,目雖可見,心已無象。

這兩個例子看起來落了俗套,也好像不能邏輯性地說明任何問題。在陪母親爬山、在山上看到的景象和翻譯毛姆的小說之間,在朋友圈發牢騷、父親的電話與回復和翻譯福克納的小說之間,好像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只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跳躍」。很有可能,只是去爬了爬山,散了散心,換了個心情,就來了靈感;很有可能,只是親人的鼓勵使我獲得了力量,激發了潛能,幫助我邁過了一道小小的坎。很普通,人人都有這樣的經歷。但我認為,正這樣的「跳躍」,和這樣的「經歷」,使得我的翻譯成為了「有效的」翻譯。在那一刻,是我,站在了山頂,因為陪我的母親而爬到了山頂,看到了震撼的景色,也是我,發了牢騷,讓我的父親緊張,得到父親的教導;大膽地說,全世界,直到永遠,都不會再有一模一樣的事情發生了,不會再有一個人在譯這同一段話、同一句話的時候看到相同的景色、聽到相同的教導。確實,人工智慧,假如發展到極致,就和普通人一模一樣卻比普通人高效好幾億倍,它會哭會笑會發牢騷,會學習會寫作會翻譯,能譯出精美的、無限接近「信達雅」的句子,可那又怎麼樣呢?它沒有辦法經歷我所經歷的,它無法複製在看到那片景色時我體內的變化,它無法擁有一個生我養我、被切掉了胃、拿著蘋果走進房間要我陪她去爬山的母親,它聽不到「烏鴉」的例子;可這些經歷改變了我,哪怕是極微小的改變:為什麼我的腦海中會浮現出「目雖可見,心已無象」這樣的譯文?我的思維經過了怎樣的跳躍,才會落在這些文字之上?我無法解釋,但我知道,它們都是有原因的,我也相信,其中一個原因,無疑來自於這些個人的體驗。換句話講,如果同一本書的兩個譯本,一本的封面上寫著「翻譯之王·人工智慧編號多少多少譯」,一本的封面上寫著「青年翻譯家·張三譯」,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由個人的體驗支撐的翻譯,就是有效的翻譯,因為它是一種個人的詮釋。一個譯者的生活,影響了他對源文本的感受,甚至決定了哪些詞語、哪些句子會在他落筆翻譯之時浮現在他的腦海,用最通俗的話講:「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們始終在評判一部譯作與原作之間的接近程度,而不考慮一個譯者和原作者在生活經歷上的巨大差異。我們關注個體的譯本,卻忽略了個人。

個人的翻譯,它不需要在意世人的評價與標準,如果你喜歡文言文,為什麼不能用文言文翻譯現代小說?文言文難道不是中文嗎?我曾經給一個出版社翻譯奧斯丁的小說《愛瑪》,裡面有一句話,寫和愛瑪最要好的家庭教師泰勒小姐嫁人了,愛瑪就很悲傷,奧斯丁寫道:「悲傷襲來,一抹溫柔的悲傷,but not at all in the shape of disagreeable consciousness。」眾多翻譯家大致譯成:「悲傷襲來,一抹溫柔的悲傷,但它絕不是以一種令人不快的方式出現的。」我極不喜歡這樣的翻譯,於是冥思苦想,抽了好幾包中華,想到一個譯法,我譯為:

悲傷襲來,一抹溫柔的悲傷,卻悲無不快、傷而不痛。

上交以後,這句話被編輯和校對者標了紅,校對說:「沒有這種說法,請使用符合現代漢語的語言。」編輯補充:「既要符合現代漢語,又不失奧斯丁的典雅喲(波浪符號)。」聽後,我平靜地拒絕了翻譯這本書。一方面,我質疑他們的學養,質疑他們的水平,一方面,我理解他們可能考慮到要出版,要面向大眾。可翻譯難道只是為了出版嗎?出版,就必須符合什麼標準嗎?如果你說你熱愛翻譯,不出版你就不譯了嗎?沒人讀,你就不譯了嗎?在我自己看來,我的譯法,「悲無不快、傷而不痛」這八個字,是何其偉大的翻譯。瞿秋白在《再論翻譯》中說:「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中國的言語(文字)那麼窮乏,甚至於日上用品都是無名氏的……這種情形之下,創造新的言語是非常重大的任務。

個人的翻譯也不需要超越誰誰,為什麼一定要翻越傅雷先生這樣的高山,而不是自己成為另一座山,哪怕是一座很矮的山呢?以世界之大,難道還容不下一座山嗎?關於重譯,許多學者輕輕鬆鬆地說:「你如果無法超越楊絳,就不要譯《堂吉訶德》,你如果無法比傅雷譯得更好,就不要譯《約翰·克里斯朵夫》,某某的譯本已經是權威了,你如果不能超過誰誰,就不要譯什麼什麼。」我在我工作的高中開設翻譯選修課,熱愛文學的同學問我,老師,我想把《了不起的蓋茨比》譯出來,你看怎麼樣,我難道告訴他「你如果不能超過市面上的三十幾個版本,就別譯了」嗎?傅雷在《翻譯經驗點滴》中寫到了幾條「翻譯條件」,其中的一條,他說:「文學的對象既然以人為主,人生經驗不豐富,就不能充分體會一部作品的妙處。而人情世故是沒有具體知識可學的。所以我們除了專業修養,廣泛涉獵以外,還得訓練我們觀察、感受、想像的能力;平時要深入生活,了解人,關心人,關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趨的跟在偉大的作家後面,把他的心曲訴說給讀者聽。……以上的翻譯條件,是不是我都做到了?不,差得遠呢!可是我不能因為能力薄弱而降低對自己的要求。」傅雷先生這輩子從未說過自己的作品是「權威」,他一生努力治學,仍覺得自己「差得遠」,先生本人尚且如此謙虛,是誰給他戴上了「權威」的帽子,難道不可以比傅雷先生譯得更好了嗎,我們是應該鼓勵人們嘗試並且心存期待,還是應該直接明了地發出警告呢?要不要重譯,魯迅先生作出了回答,他的一篇文章,題目就叫《非有復譯不可》,文中說:「記得中國先前,有過一種風氣,遇見外國——大抵是日本——有一部書出版,想來當為中國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報上登出廣告來,說『已在開譯,請萬物重譯為幸』。他看的譯書好像訂婚,自己首先套上約婚戒指了,別人便莫作非分之想……他看得翻譯好像結婚,有人譯過了,第二個便不該再來碰一下,否則,就仿佛引誘了有婦之夫似的,他要來嘮叨,當然羅,是維持風化。但在這嘮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畫出了自己的猥瑣的嘴臉了麼?……即使先出的白話譯本已很可觀,但倘使後來的譯者自己覺得可以譯得更好,就不妨再來一遍,無須客氣,更不必管那些無聊得嘮叨。取舊譯的長處,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這才會成功一種近於完全的定本。但因語言跟著時代的變化,將來還可以有新的復譯本的,七八次何足為奇,何況中國其實也並沒有譯過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經有,中國的新聞一到也許不至於現在似的沉滯了。」這些摘錄,也許有斷章取義或者不合時宜之嫌,但大致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在我看來,譯者不必也不能懼怕錯誤,知錯能改,便是進步,而錯誤,如果不是完全徹底地違背了原意,雖然或許應該修改得更好,但它有時候其實自有一種美感。我們在思考甚至批評的同時,應該心存寬容。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寫道:「有人說,一本愈糟糕愈有趣:我們對照著原本,看翻譯者如何異想天開,把胡亂猜測來填補理解上的空白,無中生有,指鹿為馬,簡直像一位」『超現實主義』的詩人。……」因為語言本就是一種不可靠的東西,同一個概念,每一個人的理解都有所不同,不可以「多數人認為的正確」來否定另一種理解。在觀看賈秀琰老師譯制的電影《敦刻爾克》時,我注意到,主人公望著遠去的家鄉時,說了「HOME」一詞,賈老師的翻譯是「祖國」。這一譯法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爭論,也使賈老師受到了窮凶極惡的謾罵與攻擊,作為賈老師的同學,如今(因為身板瘦弱,打不過別人)我無法披甲上陣幫助賈老師退敵,但我進行了思考,我必須誠實地說,如果換了我,我會把「home」譯成「家鄉」或者「家」,但同時我意識到,早在我坐在電影院的黑暗中,聽到「home」一詞,看到「祖國」二字的時候,我就感受到了那種由一個譯者的無數生活經歷決定的、那一瞬間的「跳躍」,它那麼具有力量,那麼與眾不同,它或許錯了,或許沒錯,但賈老師本人如果不願意,她不需要作出任何改變,它就在那裡,不多不少。用英語說:It is there as it is。

維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寫道:「世界是事實的總體,而不是事物的總體。」請允許我做些修改,來總結今天的發言:「翻譯是譯者的總體,而不是譯本的總體。」謝謝大家。

葉紫

2018年12月4日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cn/vdXhSm0BJleJMoPMPV-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