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世界哲學簡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轉自：思廬哲學
作者：[美]羅伯特·C.所羅門，凱薩琳·M·希金斯
譯者：梅嵐
原標題：《女性和性別：哲學的女性化》
細心的讀者必定在此前就想問簡單卻令人驚訝的問題：「女性在哪裡？」除了我們在討論法國存在主義時提到的波伏娃，這三千多年的哲學歷史中實際上沒有出現女性。
這是如何可能的呢？女性和男性同樣在思考、焦慮、闡述和寫作，為何她們被排除在哲學史之外？
換句話說，為什麼她們的哲學未能包括進來？女性的哲學與男性的哲學相同嗎？女性的哲學史完全類似，還是各不相同？如果有更多的女哲學家，哲學還會是這個樣子嗎？
撇開簡單的公平問題不說（為何女性哲學家的作品不能像男性哲學家的作品得到出版和承認？），還有更為嚴重的問題（但一直未被提及），事關哲學的整體狀況。它實際上會是我們所熟悉的男性狀況嗎？倘若如此，這不就難以滿足自己普遍性和無所不包的標準嗎？
斷臂維納斯
即使西方哲學有對女性的論述或包括了女性，這也是後來添加進入的內容。或許，最好的假設也不過如此，在心靈問題上，女性本質上與男性無異，因此沒有什麼需要特別關注的。（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追問，為何沒能留下女性的觀點和評論？）
不幸的是，這種對女性的遺漏並非無意的疏忽，而是基於女性是不正常或二等人類的假設，而男人則被理解為人類的典範。（我們不妨舉出例子，羅馬人的「德性」這個詞，詞根就是來自於男人，即「vir」。更為明顯的是，我們已經確定地用「man」和「mankind」來指稱人類的所有成員。）
整體狀況甚至成了如下這個樣子（這在西方歷史上再三出現）：女性不只被視為不正常或二等人類，而且被視為低劣的人；而且，女性的從屬地位還因她們的天生能力得到「證成」，這些天生能力只有某些與生物特徵有關，比如女性生孩子，而男人不生。
特別是有種觀點認為，與男性相比，女性不夠理性，常常太過情緒化，因而不適合研習哲學。我們首先提出的問題無疑是，這些說法是否真實。如果它們確實有合理性，我們要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男性與女性的差異是如何出現的。比如，如果女性確實比男性更情緒化，這又是為什麼呢？難道不是對女性的要求和教育使得她們「更情緒化」嗎？
在更深的層面上，我們還可以像某些哲學家曾經做過的那樣，質疑情緒與理性的區分以及傳統對於理性的信任和強調。或許，絕大多數男性哲學家對理性的過度強調、對情緒的系統排斥，是某種障礙、缺乏的表現，因而這本身就是個問題。有些女性主義者認為，「哲學」更偏愛那種與我們文化所推崇的典型的「男子氣」風格相協調的方法。如果說辯論和交鋒是哲學的基本方法，男性在這個學科領域更感舒適就沒什麼奇怪的了，因為這些模式更偏向男性，而讓女性感到挫敗。
無論如何，哲學向來主要是那些（以某種方式）擺脫痛苦的體力勞動、謀生和家務的人的庇護所，是他們的奢侈享受。因此，我們所論述的絕大多數男性、絕大多數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除外）都是單身紳士（有時還是牧師），這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這樣的話，他們幾乎從不談論家庭，一般的人際關係在哲學史上的作用也微乎其微。而且，絕大多數哲學家（馬克思和亞當·斯密是例外）也不怎麼談論或推崇工作和謀生。我們的偉大哲學家，某些是由教會或共同體照顧。某些自己就很富有。還有些人則是教授，或者有自己的研究所。但是，他們幾乎都處在特權的位置，他們之所以能瞥見天堂，部分因為他們無需清掃地板。
哲學是特權，也是成就，不僅需要天賦，也依賴於同行、老師、聽眾、出版商、讀者、未來的學生。不幸的是，女性在各個層面都被實質性地排除在哲學的成功之外。只有極少的女性有機會對哲學產生興趣。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0.14－1975.12.4）是美籍猶太裔政治理論家，原籍德國，以其關於極權主義的研究著稱西方思想界。她被廣泛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之一，其主要著作《人的境況》、《極權主義的起源》等已進入西方政治哲學經典的行列。
在20世紀之前，幾乎沒有什麼女性被允許去學校學習，而那些被允許學習哲學的女性（比如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的某些學生）也很難取得成就。如果有女性設法傳播自己的觀念、吸引追隨者，她也很難被接納為「男性中的一員」，她很可能沒有任何出版發表的機會，最終導致默默無聞。即使她的作品發表了，也很難留存下來，我們知道有大量的原創作品遭受毀滅的命運，我們所見到的只是其中的少部分。
我們完全可以說，哲學中女性的缺席絕不是天賦的原因。女性哲學家沒有自己的柏拉圖，像傳播蘇格拉底那樣把自己的傳奇告訴後世子孫。（不過，即使有某位女性柏拉圖，她可能也沒有機會發表自己的作品。）
女性主義哲學認為，女性與男性同樣重要，同樣可以做哲學，這對整個西方傳統（但不只是這個傳統）構成了挑戰。
女性主義哲學家主張，女性在歷史上受到的對待（或遺忘），本身就是這個傳統之局限的徵兆。哲學儘管宣稱自己無所不包，是普遍的，但它確實甚至沒有包括或考慮過近在眼前的女性。當然，它也沒有追問，女性是否有不同於男性的視角，是否會像男性那樣探詢同樣的問題。
女性主義為哲學增添了新的維度，因為它認為人的性別對於他或她走進世界的方式有重要影響。女性主義者對尼采所謂的「透視主義」非常看重。女性主義者主張，哲學家像所有其他人那樣，都處於特定的社會和歷史背景和生物處境之中，而這些不同的處境有可能讓人們在闡述哲學問題時有所不同。當然，男性也是如此。某種哲學理論應該根據氣質所產生的視角以及這種視角下的不同考察來評價。倘若如此，我們怎麼能把人的性別和生物性排除掉呢？
當然，這不是在說，女性化的或女性哲學先天地不同於男性化或男性哲學。確實，就目標是要促進這場正在進行的對話而言，我們希望雙方會有更多相互理解和交集。（我們在這裡要補充一句，並非每個女性主義者都把這當成目標。）但是，無論是否有這樣的交集，甚至無論是否有這樣的對話，最重要的是，如今有大量女性進入哲學領域，並且發表某些極為重要的哲學著作。（不僅美國和歐洲如此，當然那裡仍有極其頑固的「男性網絡」，而且在亞洲、中東甚至非洲和拉丁美洲也日益有這種趨勢。）只要女性在哲學中得到明確規定、獲得恰當位置，她們在興趣、思想和方法方面是否就會有所不同，這仍然有待觀察。
近來的研究表明，哲學史上一直都有大量女性哲學家，只是要讓這些長久以來遭到埋沒、作品常常未發表因而受到忽視的女性重見天日，並不是易事，遑論讓她們從聲名卓著的男性哲學家中凸顯出來。
甚至是希帕蒂婭（Hypatia,370—415），她可謂是早期哲學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也更多的是因她的威嚴赴死（被暴民殺害）而非她的哲學（新柏拉圖主義）為人所知。因此，我們能夠談論的哲學和女性主義哲學中的女性，絕大多數都是非常現代的女性。
希帕提婭，又譯海巴夏，Hypatia of Alexandria，普羅提諾新柏拉圖主義的追隨者，公元415年3月的一天，死於亞歷山大城狂熱的基督徒之手的哲學殉道者
近代最早的女性主義哲學作品是英國作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的《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972）。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無論在教育、政治、工作和習俗方面，女性應與男性得到同樣的對待。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論文《婦女的屈從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9）也主張婦女與男人平等，並且呼籲社會讓婦女參與政治決策。（某些女性主義者認為，密爾在這本書以及其他書中所表述的諸多觀念，要歸功於他的常年伴侶哈里特·泰勒［Harriet Taylor］。）這些對婦女權利的哲學辯護，政治後果就是女性主義運動在19世紀歐洲和美國的發展。特別是，這些運動尋求女性的選舉權，它經過多年鬥爭之後獲得成功。美國的選舉權運動在1848年就已經組織起來，但直到1920年，美國的婦女才獲得選舉權。英國婦女在1928年獲得選舉權；法國的婦女則是在1944年獲得選舉權。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1949年發表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開啟了哲學女性主義的新紀元。波伏娃是存在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最近充滿爭議的話題是，她在多大程度上借用了她的終身伴侶讓-保羅·薩特的哲學，而薩特又在多大程度上從她那裡借用了使自己成名的觀念。波伏娃首先是位小說家，然後才是女性主義者。通過把存在主義與女性主義結合起來，她建立了首個藉以論述哲學中的性與性別差異的哲學論點。她對女性的考察，強調掃除阻礙女性肯定自身作為本真、自主的人類的障礙。
西蒙·波伏娃，是哲學家薩特的情人，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哲學家，女權運動的創始者之一
首先，這些阻礙來自法律，法律否認了女性的財產權、署名權、選舉權、演講權、競選權和同工同酬權。不過，除了來自法律的障礙，波伏娃還分析了那種限制女性自由的「現象學」的心理結構。
她有個著名的說法：「女人不是天生的。」相反，波伏娃認為，婦女是被社會化後，塑造成了異於男人的「他者」。婦女應當努力擺脫那些社會要求以及源自這些要求的內在限制。為了與存在主義的要旨保持一致，波伏娃認為，那些讓某些個人難以表達自由的社會結構，同樣也損害了每個人的自由。因此，她斷言，男人在婦女解放中也有其位置。因為，婦女的解放也是男人的解放。
波伏娃對婦女社會平等的心理障礙的分析，激發了人們對於那些促發男性至上主義（即認為男性高於女性的偏見）的社會化方式的興趣。她聲稱，既然婦女是「成為」而非「生為」的，這就意味著，性（sex）與性別（gender）的區分要作為女性主義論述的基本區分。
「性」指的是個人生殖系統的解剖學特徵。相反，「性別」指的是基於這些解剖學特徵而分派的那些社會建構的行為和角色。這種區分有助於人們認識到，性特徵本身不能使某個人確立社會視為「自然」的性別角色。
女性主義者常常用性——性別的區分來抨擊生物決定論，或「生物性即命運」的觀點，它通常認為，婦女之所以必須扮演某種角色（比如母性的角色），是因為她們生來就具有某些身體特徵。實際上，在今天，生物學意義上的身體的「被給予性」也是值得懷疑的。難道解剖最終不是某種「社會建構」？
波伏娃的作品也有助於女性主義者認識到那些內在障礙，正是這些障礙阻止了婦女承擔與男人具有同樣聲望的社會角色。女性主義運動是20世紀60年代晚期發生在歐美的更大的左翼運動的組成部分，它特別關注的是推翻讓婦女處於從屬地位的社會結構和心理結構。這個時期最著名的爭論，關注的就是女性解放是否與婚姻制度或異性戀一致（在某些女性主義者看來，這種制度必然會使女性處於從屬的位置。）另一個關注點則是，婦女如何克服自己內心那些阻止她取得社會頂尖成就的心理障礙（比如，某種培養起來的「對失敗的恐懼」）。
哲學上的女性主義者分析，性別歧視論者的假定常常無意中明顯地影響了中立的歷史概念。特別是，女性主義者批判了普遍性、客觀性和理性的啟蒙觀念。普遍性立場是可疑的，因為它很容易成為要求順從的藉口。那些聲稱客觀性和普遍性的人們，常常看見的無非是自己放大了的特徵。結果，西方哲學的「客觀」立場成了男性白人的立場。所有從女性或少數族裔的角度來看非常獨特的東西，常常由於所謂的「普遍」視角而被系統地抹去。因此，「客觀性」常常被規定為「價值中立」，而從未考慮到這可能會消除或忽視什麼。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年1月16日—2004年12月28日），美國作家、藝術評論家，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在文化界，桑塔格和西蒙·波伏娃、漢娜·阿倫特被並稱為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分子。
若要矯正哲學中對女性和少數民族的忽視，就需要某種女性主義存在論和女性主義認識論，後者始於女性視角這種透視主義的假設，至少如其偶然發展出來的那樣，可以對行將到來的認識實在的方案作出獨特、重要的貢獻。從同樣的假設出發，某些女性主義者試圖發展出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它在決定科學應追尋何種方案以及何種經驗發現具有的重要性方面，運用女性的視角來考察。社會科學和醫學研究顯然受到影響，某些女性主義者認為，這種影響要廣泛得多。
20世紀60年代晚期興起的女性主義運動，試圖發展出堪與男人之間的「兄弟情誼」比肩的女性之間的「姐妹關係」，那種兄弟情誼正是激發了法國大革命的啟蒙哲學家所提倡的。女性之間的友愛得到強調，被視為這種對女性的「頌揚」的組成部分。某些女性提倡女性分離主義，即某種完全由婦女構建和管理的社會秩序。一些理論家擔心，早期的女性主義已經變成了某種對異性戀的歧視，進而把女同性戀置於女性主義的中心。近來，某些女性主義者呼籲要認識到，給予性慾以具體取向的既不是性也不是性別。她們認為，異性戀與社會對女性的要求的性別角色緊密相關，我們應該把「慾望」與「性」和「性別」區分開來。如果這樣，它們就無需遵從社會的裁定了。
許多關注女性主義的女性主義者並未忽視更大社會中的政治問題，因而尋求與其他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流派以及其他政治運動建立理論上的聯盟。某些女性主義者把女性主義與心理分析進行了理論綜合（不過它對傳統的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在美國，有時會運用兒童的心理分析來表明，早年把撫養兒童的任務交付給女性如何促進了性別歧視態度的發展。法國的女性主義者更注重從女性主義的立場去重寫心理分析理論，尤其是強調女性的身體經驗和母性經驗（弗洛伊德對此仍然茫然不解）。
這種將心理學視為依附於哲學的做法，也影響了女性主義者研究倫理學的方法。心理學研究表明，女性在處理倫理問題時要比男性更注重情境，男性則傾向於尋求相關原則來解決道德困境。
因此，某些女性主義者試圖強調「女性」的道德路徑的女性主義倫理學，它更多注重關係而非原理、注重關愛而非一致。比如，就此而言，康德所維護的道德是男性對非個人性的客觀冷靜的偏好。不過，其他女性主義者擔心，認為女性具有某種「不同」的道德做法會導致雙重標準，並且會倒退到認為女性沒有男性「理性」的傾向。
某些女性主義者已經開始質疑這場運動對姐妹關係的強調。她們擔心，這種對單一的「女性」群體的關切，只是領導這場運動的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的關切點，這會使其他大量女性遭到邊緣化。這些女性包括女同性戀和非白人種族的女性，以及經濟地位低下的底層女性。結果，就出現了「第三波」女性主義哲學。為了對人們抱怨女性主義是場富有、異性戀、白人女性的運動做出回應，當前的女性主義特別關注對女性多樣性的認可，尤其是關注那些在社會階級和文化上處於劣勢的女性。
當前，女性主義積極從少數族裔和第三世界的女性的觀點來重新思考和定義自身，因為早期女性主義的作品大多數是中產階級的，不能代表她們。某些女性主義者質疑把「女性」或「性別」當作跨文化範疇來談論是否恰當。或許，她們建議道，女性主義者應該更多地關注自己所發現的區域性問題，而要儘量少地對世界各地的女性的處境提供理論說明。無論如何，哲學上的女性主義力圖揭示西方思想中對女性的壓迫模式，藉此糾正早期對許多女性的邊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