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慶和俞渝互撕的事，這兩天估計大家想躲都躲不過去。
這件事也成了街頭巷尾、茶餘飯後最重要的談資之一。
一對二十多年的夫妻，走到今天這一步，甚至到了互揭隱私，還把家人朋友牽扯其中，確實有些讓人扼腕嘆息甚至是不忍卒讀。
當然，除了吃瓜，樂呵一下以外，我們還可以有更多的思考，每次不同的新聞或者說大事件，其實，都可以作為我們反思自身的重要契機，因為這些問題也都在時時刻刻的考驗著我們自己。
不過，他們今天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成為一幕悲劇，卻幾乎是無可避免的。
很多人覺得，能夠和自己心愛的人一起創業，每天一起工作是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我想請大家想一下，至今我們沒有見過幾個真正能夠一起創業，而且兩個人還都非常強勢的情況下，能夠很好的維持一段關係和婚姻的。
家庭關係、生活瑣事與公司的經營事務，以及兩個人之間的在夫妻和同事之間的身份切換，想要兩邊都做好，都能平衡好，這不是一個人的事，需要兩個人的良性互動，同時還需要大智慧才有可能處理好。
與李國慶和俞渝的情況相對，我們反而可能見到過很多兩個人都在各自的領域做得非常好，家庭關係也能處理的非常好的情況，老話說，親人眼裡無聖人，為什麼？因為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無缺的，生活瑣事，天天生活在一起，每個人的缺點都會顯露無疑，甚至是被無限放大，在外邊、職場中的高大形象形成強烈反差，而作為另一半的心理落差可能會更大。
不用說夫妻，就是普通的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中，完全的協調一致、珠聯璧合的情況幾乎都不可能，維繫好、發展好一段關係本身，就要有一定的自我限制、忍讓，甚至是做一定的犧牲。兩個刺蝟永遠不可能報團取暖，人身上雖然沒有刺，但是我們每個人的心上卻有數不清的刺，這種刺就會造成彼此的傷害。
為什麼上邊說他們的悲劇基本是無可避免的呢？
《管子·明法》里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也就是如果一個企業或者組織里出現了兩個權力的來源和出口，那就會導致企業和組織陷入危險的境地，甚至是崩潰。
其實，一說這樣的議題，很多人，總是會聯想到獨裁，聯想到集權，聯想到人治，聯想到整人。總覺得這些和我們現代所推崇的民主與法制是背道而馳了。其實，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問題，君主也好、最高管理者也好，更多的時候是一個符號，一個代表，即使是我們認為的民主典範的西方諸國，也要選出總統、總理，而且諸多大權要加在他一個人身上，才能保證行政治理的有效。
這個議題非常大，不適合在此做深入的討論，我們還是回到企業的層面。
我們日常的企業管理過程中，很多時候是沒有民主可言，也不可能去追求過度的民主，這並不是說我們不需要考慮互相監督的機制，不考慮科學決策的需要，而是現代企業的董事會制度，給予了我們討論、博弈的空間，但是在以總經理、總裁為代表的執行層面，去講究民主、講究照顧弱者，那可能是很可怕的。我這裡並不是說企業管理、企業治理就是法外之地，不是讓大家去違法，而是要認識到企業這種組織存在的目的以及企業這種組織權力的來源和運行的方式。
威不兩措，政不二門，出自《管子·明法》，明法的意思就是指使法顯明，其實還是在講以法治國，不過強調說，以法治國要能得到切實的執行必須」威不兩措，政不二門「，就是說君主要牢牢掌控執法和發布命令的權柄。這裡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君主自己要帶頭守法，依法行法。
這裡涉及到的一段原文，是從：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一直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如果出現了，政出兩門的情況，其實很容易導致以下的四亡，這裡的四亡，就是陷入危亡境地的四種情況：
第一個是滅，也就是令求不出，就是命令發布不下去。
第二個是擁，這個擁應該壅蔽的意思，就是政策、命令中途滯留，也就是發下去之後，被中間具體執行的官員給鎖進了保險箱，不下發也不執行。
第三個是塞，堵塞的塞，也就是下邊的實際情況不能及時的向上彙報。王志綱老師最早在新華社的工作就是做宏觀經濟內參的記者，主要工作就是負責調研一項政策從發布到中間省市縣這些具體的環節，一直到最終的實施的環節，是不是出現了問題和偏差，有時候就是從政策到結果之間是怎麼一層一層變形的。然後通過內參系統給最高領導者彙報。所以很多人都說王志剛老師策劃的項目站位都很高，而且具體的項目會在什麼樣的層面上引起重視，如何從不同的層面去調動資源，這都和他這一工作經歷有很大的關係。
第四個是侵，侵犯的侵，也就是一些真實的情況被中間的環節給壓下了，根本就不上報。
組織的指揮系統，既包括政令的發布和執行，又包括執行過程和結果的反饋，這個結果既包括執行的成果，也包括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上令下達，令行禁止，下情上達，才能夠做到通過執行和反饋進行政策的不斷調整和優化。
順著這個問題往下走，我們還可以討論一個問題，也就是企業的決策能不能民主化？
我想絕大部分人的直覺，決策當然要民主化，要不為什麼要團隊決策，為什麼企業又要成立股東大會，董事會，每個董事又擁有表決權。
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特別是董事會、監事會、股東大會的設置是解決陌生人之間互相信任和行使自身權力，保證自身權利的一種機制。這種機制因為股東所持股份所代表的權益的不一樣，基本決定了股東在企業的話語權，這也是參與重大決策的一種機制。
所以，大家認為現代公司治理意義上的決策機制必然是民主的，真的是這樣嗎？
民主的意義不在於每個參與者都有對決策表達自己的意見的權力，並以自己代表的股東權益在治理框架下行使自己權力，獲取自身的利益。
民主的只是形式，而不是其運行的真正邏輯。
因為決策沒有民主可言，一個嚴格意義上民主的公司治理決策，這樣的企業的董事會，基本會變成大股東的分贓大會，很難保證中小股東的權益。
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管子·法法》
這段話的大意是，在開始謀劃一件事的時候，不要讓老百姓知道。等成功以後，才可以跟老百姓一起慶祝。所以真正仁慈的人、有智慧的人，有道的人，不會一開始就跟大眾商量困難的事。
這一段話，後來被法家引用，作為一種政治經驗有一定道理。這也是後世有人將管子列入法家的原因之一。
我們這裡重點討論的是企業治理，而不是政治的問題，這個前提需要跟大家提前說明。
如果一件大事，比如企業想上一個重點項目，完成原有項目的技術改造或者是一個還不清楚的提前布局的戰略性行業。如果這時候找公司的普通員工，甚至是中高層一起討論，說實話，得出結論，或者說可以作為決策參考的情況機率很低。需要說明的是，並不是說任何時候都不要和普通員工、中高層參與，這裡需要強調的是開始的時候。到了一定階段，在企業內部需要大張旗鼓、全員參與的「大討論、大調研」，這個階段更多的是差異不缺，需要有機會聽取更多的反面意見。
接著說，為什麼在最開始的時候，為什麼不能找普通員工，甚至是企業的中高層全面討論。第一，新的業務機會或者對原有業務的調整，說到底是利益的再分配，就會觸及到利益相關者自身利益的變化，其很難在客觀層面對新業務做出中肯的評價；第二，作為基層員工，能夠看到的公司內外部的信息，相對有限，對決策需要付出的成本以及潛在風險也很難做出客觀的評價；第三，因為新業務的討論，造成人心浮動，對原有業務造成不利影響。
如果你想造一棟房子，親戚朋友都會給你提很多意見，可能誰的意見都有道理，而且可能有些人的方案非常高明，但是有很多的前提條件，比如，如果你有足夠的錢，但是你沒有，是在資金受限的情況下做設計。所以，這樣的結果是，你的房子永遠都不可能造起來。一件事沒有十全十美，總有積分缺點。要等到十全十美去做，事情永遠做不了。事情在於你自己的判斷，分析優劣之後做出自己的決定。一件事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弊多別做，利多再做。
一個好的管理者，自己有一個基本的傾向，再開會，叫大家來挑毛病，講相反的意見，然後再考慮這些意見是否影響自己原先的想法。
如果你只考慮到利，沒有考慮到弊，人家提出了很多弊，弊大於利，那就要推翻自己的傾向性的決定。如果所有的弊都擺出來，還是利大，就堅持你自己最初的傾向性的決定。
決策需要的是科學化，而不是民主化。科學化的決策是在形成傾向性的決策的時候，引入第三方專業機構，比如智庫、專業研究機構、諮詢機構等，對相關決策進行深入的論證。需要提醒一點，這裡的第三方機構的選擇，需要慎之又慎，中國的諮詢機構基本是根據甲方老闆的喜好，順著老闆思路做決策，純粹是騙諮詢費的，最多是給老闆的思路做做美容，看起來高大上，更容易引導你誤入歧途。
決策的科學化是一整套的機制和流程，不是今天討論的重點。這個有機會再談。
回到今天我們說的李國慶和俞渝的事情上，對於我們而言，家庭是每個人最後的心靈港灣，家庭的和諧也是一切順遂的基礎，而如果把家庭變成了利益的博弈場，家庭和企業都會受到雙重的傷害。而對於企業而言，兩個甚至更多的權利的源頭，則會導致企業陷入危亡的境地，而如果是夫妻這種狀態，兩人之間如果缺乏共同認可的原則，並且能夠共同遵守，這樣的悲劇基本無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