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制度是中國古代社會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宗法制度基本上是跟中國文明社會的發展相伴隨，從未中斷，影響深遠。早在商朝，宗法制已經產生，到了周朝，宗法制就已經很完備了，所以，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夠完全不受宗法制度的影響。要理解中國的社會，一定要了解中國的宗法制度。可以說，不了解宗法制度，便不可能了解中國文化。
與西方相比，中國社會是典型的倫理型社會，中國文化是典型的倫理型文化。其表現主要有如下三點：
（1） 對血緣關係格外注重。
由於對血緣關係的特別看重，因此整個中國社會擁有一種非常濃重的孝親情感。所謂孝親，不僅僅是每年要按照不同的時節進行祭祀，以表示對已經死去的祖先的敬重，同時也表現在對活著的那些長輩要絕對地順從孝順。整個社會把孝敬當作為人處世的基本準則，所謂「百行孝為先」。一旦被加以不孝的罪名，在社會上便無立錐之地了。西方人的一切都是法律義務，無須背負沉重的心理包袱。而在中國，裙帶關係、人情債層層裹挾，以權謀私，任人唯親，導致法治的執行困難重重。往根源處思考，實際上這是一種文化現象。
（2） 對傳統的極端尊重。
人的宗法地位由血緣尊卑決定，老祖宗輩分最高，血緣最尊貴，老祖宗的話就是金科玉律，長此以往，造成了我們對傳統的極端尊重。這股傳統的力量非常強大，對每個人都是深深的束縛。中國的思想家似乎很難提出一套自己的思想或學說，在中國人的傳統中，一定要證明學說是有來歷的，思想是前代經典已經有過的，新的著作不過是在闡發經典學說而已，這是中國學術與西方學術最大的不同。從春秋戰國的十家九流發展到漢代，儒家思想逐漸成為統治思想，表面看來，中國幾千年都在遵循孔子的「述而不作」，只是在解經而沒有自己的思想 。其實在這幾千年里，許多學說不可能沒有變化，各種思想都在發展，但是任何時候人們都不約而同地將這些新變化歸入孔子思想的範疇，都將它們說成是儒家學說的演繹。漢代是儒家開始獨尊的時代。孔子生活的時代與漢代的時代環境完全不同，孔孟的民主思想、民本思想，「天道遠，人道近」的現實精神，已不適應大一統中央集權的需要。為了適應漢代環境的發展，董仲舒提出了一套治國方針，加入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等神學的內容。但董仲舒不敢說是另創一派，只能說是在解釋孔子的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他的口號，也是宗旨，實質上這是第一次以尊崇孔子的名義對儒家做出的改造。
北宋時趙匡胤說過半部《論語》治天下，但漢代那種對儒家學說的解釋已不適合唐宋社會發展的需要了。以朱熹為代表的儒家學者，結合當時的社會現實改造了儒家，提出了新的儒學，這就是理學。但朱熹並不標榜這是自己的新學說，只是說他的學說才是儒家的正宗，才是孔子思想的精髓。到了20世紀民主革命、文化啟蒙的時候，當時以康有力、梁啟超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主張改革，主張廢除帝制，本來這種主張絕對是前無古人的，但是康有為、梁啟超為了證明自己的學說是有來頭的，便假託這是孔孟的觀點。康有為寫《孔子改制考》，宣稱在孔子時期，已經有了這種推翻帝制、實行民主的主張。這是非常典型的用新的思想來解釋孔孟學說的做法。其實歷代的學者不斷地用新的思想闡發孔孟之道，與原始的儒家即使沒有分道揚鑣，也已相去甚遠，那為什麼仍然要打著「儒家」的招牌呢？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太強大，誰都不敢離開原點，誰都不敢戴上離經叛道的帽子，所以即使是新的學說也要冠以舊的名目，這是中國文化特有的現象。
不僅思想界如此，文學界、藝術界也不例外。思想政治有「道統」，文藝界則有「文統」。所謂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寫文章要按照秦漢時的寫法，寫詩歌要按照盛唐時的寫法。宋代時有一個「江西詩派」，他們主張「奪胎換骨」「點鐵成金」，或師承前人之辭，或師承前人之意，追求字字有來歷。中國的書畫也是這樣，很多筆法都是用前人的名字來命名的。就是普通的酒樓、一般的護膚品的廣告，也要標榜其古方有多少年歷史。這樣一種文化現象，是一種對文化傳統高度尊重的現象。這樣一種文化範式，有其正面的作用，它使整個民族有凝聚力，大家很容易達成對待文化的認同和共識。當然，也有負面的影響。我們知道，文學藝術就是創作，其最高境界是自己的獨創，發現前人沒有發現的東西，寫出人家心中所有、口中所無的東西。而因循守舊容易讓我們墨守成規，從而限制了我們的創造力。
（3） 很多觀念都跟倫理掛鉤。
中國古代的科學家，不管是哪一個學科，最後都會跟倫理聯繫上。比如研究天文曆法，本來是跟倫理學毫無關係的，但在中國，天文曆法一路研究下去，最後便出現了「天人感應」，上天跟人是相通的。所以，如果人世間的社會政治治理得好，上天就會嘉獎，就會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如果人世間治理得不好，上天就會懲罰，三年大旱或者大雨滂沱。這樣，自然界的風雨雷電就跟人世間的道德善惡聯繫在一起。在關漢卿的雜劇《竇娥冤》中，臨刑前的竇娥許下三樁誓願：血飛白練、六月降雪、乾旱三年。她要蒼天證明她的清白無辜，她要借異常的天象向無情的人間發出強有力的警示。在這三樁誓願中，其心理基礎就是相信天人感應，相信上天會對人世間的事情進行善惡的審判。
導致中國文化的政治型範式
（1） 兩千年一貫制的「思想大一統」。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突出的特點就是政治至上，加強思想控制是歷代王朝的頭等大事。將鞏固政權作為最重要的事，這就是政治型範式。
從戰國時的法家開始就要求全國思想統一，不容許與朝廷不一樣的思想存在。法家韓非子、李斯要求思想統一到法家學說上來，到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便是要求全國人的思想統一到儒家學說中來。儒家學說是統治思想，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誰都不可以對孔子的學說公開地表示反對。到了宋明理學就更嚴格，像明代的官方學校，要是有哪個教師在課堂上講與儒家不一致的學說，馬上就被開除；哪一位學生敢公開講跟儒家、跟朱熹的解釋不一致的觀點，不僅是被開除，而且永遠不能做官。明代以後，科舉考試以「四書」「五經」為教本，同時規定一定要用朱熹的解說，不允許有其他的解釋。專制時代沒有政治思想上的學術討論，如果最終定不下來是非對錯，便由皇帝來裁決，皇帝說對就是對，說不對就是不對，一經說出即成定論，不能再有爭論。
（2） 中國古代的學說除了講倫理，就是講政治。怎麼樣做人？怎麼樣治理國家？這是中國學說中兩個最基本的內容。在這樣一種重視倫理、重視政治的文化薰陶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形成了自己的人格建構。那麼，理想的人格是怎樣的呢？那就是內聖外王。「內聖」就是內心的修養，達到聖人的境界。「外王」就是要懂得政治，懂得如何治理國家。這種知識分子人格的建構，使得中國歷代可以用科舉考試的方式來錄取官員，使得「學而優則仕」成為每個知識分子的人生追求。
這樣一種政治文化架構的影響，並沒有隨著古代過渡到現代社會而宣告結束。這種文化心理幾乎已經滲透到了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上，可以說生活在當代社會的我們也受到了影響。
（3) 頑固的官本位。在中國傳統社會，一個人成功的標誌往往不是他學術上的成就，而是他政治上的成就。社會上每個人的價值都由他所擔任的官職來決定，要實現個人價值就是要當大官。換而言之，哪怕一個人的研究有再大的成就，如果沒有相應的官職的話，那也是一無所有。所以中國沒有純粹的科學家、思想家、藝術家，假使有也很難在歷史上留下痕跡。東漢時期，有一個著名的發明家叫張衡，他發明的地動儀和渾天儀，都是當時先進的天體儀器。他還科學地指出月亮本身是不會發光的，我們看到月亮的光是它反射地球的光而來的。同時，他是一個著名的文學家，我們學漢代文學一定會提到他的《四愁詩》《歸田賦》，前者是較早出現的七言詩，後者是散體大賦向抒情小賦過渡的標誌性作品。這些都表明張衡的獨創性非常高。這樣一個人物，他在科學上、文學上的成就都達到了當時的頂尖水平，但是他得以在史書上留名，卻不是因為他的科學成就、文學成就，而是因為他當過一段時間的河間相。這個官職讓他有資格被記入史書，史書就是以他河間相的身份為他寫下了一段話，順便提到他在文學及科學上的成就。如果他沒有當過官，那他在科學、文學上的成就也許就留不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