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僑網4月29日電 據《歐洲時報》報道，當地時間4月15日，丹麥成為歐洲第一個複課的國家，而其它很多國家也開始陸續出台複課時間表。從3月中旬歐洲多國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至今已經一月有餘，疫情打亂了人們的生活節奏。有這樣一個人群——海外的華人媽媽，她們不僅經歷了在疫情中「打全場」的焦慮，更要在這場戰疫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母親。
「他們就在家裡，在我身邊，所以我不擔心。」
3月15日，因為疫情不斷升級，荷蘭內閣終於決定關閉所有學校和託管班，9歲孩子的媽媽帆姐心裡的一塊石頭落了地，上一周孩子的學校已經有家長開始聯名要求學校停課，她一直很擔心孩子在學校的安全問題。
就在同一天，與印度裔丈夫在倫敦生活的媒體人陳書家裡買了一輛小車，這是陳書和丈夫達成的折衷方案，「我早在上周就勸他不要去上班了，但他依然沒有做任何防護地每天坐火車去上班。關於這件事我們無法達成一致，最後只能說買一輛小車，讓他開車去上班。」但計劃趕不上變化，當晚，陳書的丈夫接到公司通知第二天不必去上班了，因為公司有員工確診。「新買的小車一次也沒有開過。」
在此之前，陳書已經主動讓兩個孩子停課有一周時間了。陳書的大兒子5歲半，此前每周五天都要去幼兒園，而小女兒只有一歲一個月，每周要去幼兒園兩天。她的擔心來源於孩子幼兒園旁邊的一所中學已經查出了確診病例。
定居法國14年的小楊，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小楊表示，「他們就在家裡，在我身邊，所以我不擔心。同時，我的父母也都是醫生，我覺得我有足夠的防護知識，以及儲備齊全的必須品，所以我沒有擔心，很平靜。」
「如何告訴孩子們外面發生的一切？」
9歲的尼克發現，已經連續好幾周了，奶奶沒有過來陪他，電視里正在播放荷蘭首相關於疫情的講話。帆姐對兒子解釋說，疫情期間乘坐火車很不安全，而老年人一旦受病毒感染會更加危險。
疫情期間，很多華人家長在思考，應該如何告訴孩子們外面發生的一切？
陳書的一位英國朋友就對她說，她們一直都沒有對孩子講關於疫情的事情，因為她們不希望孩子在這個年齡接受太多負面的消息。陳書覺得這既是一個教育理念的問題，也是一個對待生活的態度問題，「一個世界觀的問題。」
這或許是海外華人家長們的一個優勢——能更清楚地看到一些不同的態度和世界觀，以及這些不同的觀點在一起碰撞後的變化和影響。
帆姐的荷蘭籍丈夫有一次早餐的時候對兒子說，「嘿，聽著，兒子，我的葬禮上你可別做這個蛋糕，太難吃了。」這時尼克會說，「嗯，嗯，好的，爸爸，那我準備點別的。」這或許是一時興起的話題，也可能是舉重若輕的死亡教育。「不刻意提起和不刻意不提起都能讓我們降低焦慮。」帆姐說。
最「全球化」的議題：孩子沉迷電子遊戲怎麼辦？
當疫情變為每天滾動的數字，生活還得繼續。荷蘭停課第一天，帆姐覺得「有點懵」，「我們根本沒有一邊在家遠程上班，一邊輔導孩子遠程學習的經驗。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現在又都是政府重點保護對象，根本指望不上。」帆姐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如實記錄道。首先她要和丈夫錯開時間輪流到公司準備在家辦公的軟體，再到學校給孩子取學習材料包。接下來就是調試在家辦公和遠程會議的軟體，然後還要研究一下兒子的課程表。
「真是大型翻車現場。」她說。
在帆姐的同事群里，「如何搞定熊孩子」已經變成一個熱門話題。「開視頻會議時，看到個上來揪頭髮的也不新鮮。兩個孩子的家庭可能會更崩潰一點。」
小楊和陳書都有兩個孩子，她們都和丈夫一起做了嚴格的時間管理，細緻到每天誰做飯，誰給孩子布置作業，但即使是這樣，依然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就是覺得人很累，精神和體力都有點透支。」陳書說。
有人在網絡上總結在家辦公的時間表：白天8小時，有4小時用來應付精力充沛的娃，剩下4小時在低效工作，晚上等娃睡著後，終於清靜了，繼續加班工作到凌晨。
除了時間管理，疫情期間在家帶娃的媽媽們還要面對很多考驗。帆姐的丈夫也擔心孩子會經常藉口做作業玩電子遊戲。「疫情期間我最崩潰的時刻？那應該就是圍繞電子遊戲的各種拉鋸戰吧。」帆姐說。
很多家長都擔心，孩子沉迷電子遊戲怎麼辦？「沒辦法啊，我自己要工作，只能丟給他一部手機。」一位身在北京的媽媽有些無奈地說。
「畢竟我們要工作，本來是不希望他們看太多電視的，但沒有辦法把他們穩住的話，就只能安排他們自己看電視去了。」陳書也有同樣的煩惱。
不過，對這個問題，有些家長有比較「佛系」的觀點，他覺得對電子產品堵不如疏，比如上網課時給孩子配備更好的設備以保護眼睛；只要安排好時間，甚至也可以陪孩子一起玩玩電子遊戲，「畢竟電子產品是抗拒不了的趨勢。」
「若干年以後，他還會記得這段時光」
在對抗兒子玩電子遊戲的「拉鋸戰」中，帆姐的「殺手鐧」是做手工。對於畢業於時裝學院，又長年從事相關產品開發工作的帆姐來說，做手工相當於她的「專業」。她和兒子一起做玩偶，教兒子剪裁、縫合。「疫情帶來了更多意外的相處時光，原來我以為他只喜歡玩電子遊戲，現在發現他還可以很投入地做手工，很有耐心。」
正如陳書所說，「若干年後再回看這段經歷，我兒子肯定不會記得學了些什麼，但他可能會記得跟媽媽、爸爸還有妹妹在一起的這段時光，不能出門只能在院子裡玩兒的這段時光，他會有很深刻的印象。」
為了記錄這段特殊的時光，帆姐選擇了在中國的自媒體上寫點東西，「感覺有必要自己記錄一下和孩子的日常，以及荷蘭這邊真正的狀況。除了對疫情的擔憂，這些日記中也記錄了很多溫暖的瞬間，比如在帆姐的日記中記錄了為貧困兒童號召企業捐贈舊電腦的工程師，以及在樓上帶領養老院老人們做健身操的健身教練。」
的確，在這場疫情造成的災難中，每個人的「小確幸」都閃爍著人情味兒。復活節那天早晨，小楊打開家門，發現門口放了兩個袋子，裡面是巧克力兔子和巧克力蛋。小楊知道又是鄰居為感謝她此前送口罩的舉動。那是在歐洲疫情初起之時，作為華人的小楊感覺到了事情的嚴重性，敲開鄰居家的門遞了一包口罩給他們，鄰居很驚訝，不知道她為什麼送這個，但還是禮貌地表示了感謝。「他們在一個月之後才緩過神來，很感謝我當時送他們口罩。」此後，小楊就經常收到鄰居們的一些回饋——出現在門口的禮物。
小楊的兩個孩子很喜歡那兩袋巧克力兔子和巧克力蛋。若干年後的某個復活節，小楊和小楊的法國鄰居可能會再次記起疫情那年特殊的復活節，並再次對孩子們講起關於送口罩和送巧克力的故事。其實，華人的融入並不是簡簡單單的兩個字，而是滲透到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文中受訪者姓名均為化名)(葛璐璐)